幾天前，貴州茅臺前董事長季克良，在參加《君品談》節目時說：年輕人不喝茅臺酒，是還沒到時候，20多歲還在玩，小孩子不懂事，不曉得需要好酒喝。
顯然，季董事長的這番話是暗含抱怨的，這抱怨主要包含兩個方面：
一個是生產者對消費者的抱怨——我家茅臺這麼好，你們這些年輕人怎麼就不感冒呢？
另一個是老年人對年輕人的抱怨——你們這些愣頭青，居然不好好接受我們民族以高端白酒爲載體的“酒文化”，你們真是不懂事！
茅臺酒到底好不好，我覺得這應該看個人的喜好，你不能說它賣得貴就一定好，否則毒品販子會比季克良董事長還要有底氣。
再說了，有的人（主要是中老年人）確實很喜歡茅臺，但你們動輒一兩千的定價，有幾個人敢沒事拿它當可口可樂喝？
說到底，就算你們茅臺酒“可口”，它昂貴的價格，也不能讓喜歡它的人“可樂”（達官顯貴不在此列）。
如果因爲別人不喜歡或者買不起茅臺酒就指責他們“不懂事”，我覺得這邏輯很強盜、很混蛋，哪怕它是從季克良這樣“成功老者”嘴裏說出來。
說完生產者和消費者，下面來說說“酒文化”。
什麼東西一扣上“文化”的冠冕，馬上就會變得高大上。問題是，咱們那些放着五糧液、茅臺等高端白酒的酒桌上，真的有什麼文化嗎？
一提到中國的酒桌，我想到的是如下東西：大聲喧譁、勾肩搭背、強迫喝酒、強行灌酒、毛孔變粗、結膜充血、口臭熏天、嘔吐狼藉……如果有年輕漂亮的姑娘，還會有噁心的葷段子、猥褻的打量、以及桌子底下蠢蠢欲動的雙手。
恕我淺陋，我真不知道這樣的場景裏，有什麼可以和文化搭邊？那些把如此不堪的酒桌昇華爲酒文化的人，你們腦洞這麼大，幹嘛不去寫玄幻小說？
中國人都知道，酒在餐桌的廣泛存在，不是因爲它本身有多好，而是因爲它是一種社交媒介。
某次和我們單位的領導出差，晚上喫飯，領導一邊倒酒一邊說，其實他也不喜歡喝酒，但是沒有辦法，很多事情只有在推杯換盞時纔好談，才容易談成。
能說出這種話的領導，還算是清醒而真誠的。
對很多人來說，從茅臺五糧液身上獲得的生理快感，還不如一瓶王老吉；另外，他們也不喜歡酒醉後的頭昏頭脹、酒食翻湧。
可爲了談好業務、辦好事情，他們只好眉目含“情”、臉上帶笑，一杯杯的把這“狂藥”（古人對酒的別稱）朝嘴裏猛灌。
當然，確實有一部分人，會在和酒的多次接觸中，愛上它，迷戀它，以致認爲它是全天下最好的東西——受虐都可以上癮，更何況是酒精？
他們還會在酒桌上把這“好東西”推薦給在場的年輕人，年輕人不喝，他們就反覆地勸；如果他們手裏有點權力，他們就會暗示甚至明示年輕人：不把杯子裏的酒喝空，你的未來就將一片空。
過去的年輕人，爲了有好一點的前途，往往只好妥協。
今天的90後、00後，不僅更有個性，良好的教育、富裕的家庭也讓他們更有底氣——不喝酒就讓我沒未來？想多了吧，“我命由我不由你”！
可能正因爲見多了這種“忤逆”的年輕人，我們的季克良董事長，纔會當着全國觀衆的面，公然指責年輕人“不懂事”——“你們這些年輕人，不買我的酒就算了，竟然還不買我的面子！”
季克良對年輕人的指責，雖然被大多數網友痛罵，但一定也會讓一些中老年人中的所謂“成功人士”歡呼：說得好！
這些人還殘留着農業文明時代，根據身份尊卑貴賤確定社會秩序的幻夢。他們認爲，他們有錢有權有地位，就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合，支配並主導他人——尤其是年輕人。
然而，就像作家十年砍柴說的，隨着中國告別農耕社會進入工商業社會，鄉村居民佔主流變成城市居民佔主流，依據身份分尊卑貴賤，從而確定社會秩序已經不能持續下去。由身份到契約是大勢所趨，誰也不能阻擋。
契約，對於職場中人來說，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領導或老闆和員工籤的合同；合同上規定的條款，員工必須把它做好。
至於讓我陪您領導喝酒，既然合同裏面沒寫，我就可以不做。
最後，還是回到酒文化——在我看來，如果真有什麼酒文化，它的標準也應該是這樣的：領導您喜歡喝酒，您就是喝到胃出血，我也不會阻攔；我不喜歡喝酒，我就算渴到脫水，領導您也彆強迫。
誰的契約誰遵守，誰的身體誰愛護。
好的時代，喝不喝酒，都能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