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人（77） 佳紗
分享作品：狄更斯的《雙城記》
《雙城記》片段分享：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簡而言之，那時跟現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囂的權威堅持要用形容詞的最高級來形容它。說它好，是最高級的；說它不好，也是最高級的。
這是整本書的開頭第一章，將全書的基調定上了悲劇色彩，然而就在這矛盾的時代中，也確實存在過光明。
這本書敘述了法國大革命時期圍繞在醫生馬奈特一家周圍的事。這本書顛覆了我對自由，權利以及善惡的看法。法國人民不堪重負，推翻了波旁王朝，然而新政權建立之後朝他們走來的難道是他們心馳神往的自由嗎？不，仍然是以往的提心吊膽，稍不留神，明天就會被送上斷頭臺。得勢之後的德發日太太濫用職權，將死敵們個個置於死地，最後卻落得個慘死的下場。正如那句話所說的：“自由啊，有多少罪惡是假借你的名義幹出來的。”
大革命並不如想象中的那麼美好，而是以暴易暴。它沒有拯救人民，而是將人民推入了另一個火坑。
另外一位大革命的犧牲品，是達內。革命前，他放棄了國內的家業，隻身來到英國謀生，在他看來，壓迫人民是一件極不人道的事，然而，革命爆發後，他反而無辜地成爲人民的敵人，人們不分青紅皁白地要將他領上斷頭臺。不過相信在九死一生之後，他依然是原先那個善良的達內。
而卡頓，那個才華橫溢卻自甘墮落的律師，他與達內有着相同的長相，卻有着不同的命運，在面對活着還是讓自己心愛的人得到幸福的抉擇時，毅然選擇了後者。在他看來，生命在愛情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斷頭臺上，他也表現出了令人難以想象的沉着冷靜。因爲在他的心底，一直有一個信念在支持他：“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他用死完成了自我救贖，他用死來反抗虛僞的革命者，他用死來詮釋對露絲的愛。生命，成了他最後的武器，愛，成了他唯一的支柱。
分享人（78） 巧說詩語
分享作品：王陽明《知行合一王陽明》，簡單地談談王陽明的心學精髓和他的“知行合一”
王陽明的心學精髓，總結一下可以概括爲:四句話和六個字。
四句話即: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這四句話看起來挺簡單，但內容卻很深刻。
有個故事可以完美地闡述這四句話:
有位老農窮的喫不上飯了，找到王陽明賣地，王陽明看他可憐，不忍心買他的地，就先借錢給他。後來王陽明遊玩時，看到一塊風水寶地，他說：“這塊地的風水太好了。”他的弟子告訴他，本來老農要賣的就是這塊地，王陽明後悔了，但他又說：“我怎麼會生出‘後悔’的想法呢？”於是他閉目冥想，過了一會，睜開眼說：“剛纔的私慾已經被我克掉，我的心情又迴歸愉悅了。”
當王陽明沒有看到那塊地時，他的心沒有動，是“無善無噁心之體”，看到地之後，生出了“風水寶地”的想法，這是“有善有惡意之動”，當他發現自己有後悔的念頭又感到羞愧時，是“知善知惡是良知”，最後克服了私慾，心情復歸於平靜愉悅是“爲善去惡是格物”。
六個字是:“心即理”和“致良知”。
所謂“心即理”，就是王陽明反覆強調的:“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拿格竹來講，王陽明盯着竹子看了七天七夜，試圖弄明白竹子裏包含什麼道理，但直到頭昏眼花，身體虛脫，他也無法將竹子的道理上升到人生的道理。後來，他不盲目地崇拜聖人了，而是想要自己做聖人。
在龍場悟道以後，王陽明更加堅信，心即理，心外無物。據說有一次一位朋友指着一朵花問王陽明：“你說天下無心外之物，那這朵花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有何相關？”王陽明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於寂；你既來看此花，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另外三個字“致良知”，王陽明認爲每個人都有良知，這源自於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羞惡有心，人皆有之”，王陽明進一步發揮，人皆有良知。當你看到幼兒落井，你會想去救，當你看到飛禽走獸悲鳴，會起不忍直視之心，當你看到好端端一個物件，被無辜打碎，會起惋惜之情，這都是人的良知在起作用。
通俗而言就是，良知，是人與生俱來的道德與智慧的直覺（直觀）力，或是直覺（直觀）的道德力和智慧力。見父自然知孝是道德，何嘗又不是智慧？見強凌弱所以義憤填膺，因爲我們判斷這是錯的，這是智慧，何嘗又不是道德？
王陽明對“良知”的推崇幾乎無以復加，他說：“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他又說，“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他還說，“良知學是千古聖賢相傳的一點真骨血，譬之如行舟得舵，平瀾淺灘無不如意，雖遇巔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
這些對良知的讚美之詞大有“良知在手，天下我有”的意味，良知真的無所不能嗎？
王陽明的答案是，良知的確無所不能，但關鍵有一點就是：你能致它。天下萬事萬物皆不出是非善惡之外，良知輕而易舉就可給你答案，你只需按良知的答案去行就可以了。
堅信你的直覺、本能、第一感，就是良知。致良知，就是行良知。如何行良知？王陽明給出的答案是：
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要不欺它，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
只要讓你的直覺、本能、第一感付諸實踐就是致良知。你見到父母，良知所發出的“意”（念頭）就會告訴你“孝”是“是”，那你就去行孝；你對待領導，良知所發出的“意”就會告訴你“忠”是“是”，那你就去行忠誠；你路見不平事，良知所發出的“意”就會告訴你“拔刀相助”是“是”，那就立即去拔刀相助。
延展地說，如果你是一家之長，良知所發出的“意”就會告訴你“家和萬事興”，你就應該用“和”來治家；如果你是工作者，良知所發出的“意”就會告訴你“愛崗敬業”，你就應該用“敬”來工作；如果你是一國之君，良知所發出的“意”就會告訴你“以德治國”，你就應該用“仁”來治國。
倘若人人都能致良知，就會如王陽明所說的那樣：
致吾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天理。
我的良知是光明的，行我的良知於事事物物上，事事物物就得了我的良知。由於心即理，所以事事物物就得了天理，所謂得了天理，就是說，事事物物都是正的，是善的，是對的。你的良知對你說，爲天下人謀福利，這就是對的，就是天理，將這一純粹的動機行之於萬事萬物上，萬事萬物必是正的，是善的，是對的。如果整個世界的事事物物都是正的、善的、對的，那這個世界自然就是“和”的。所以說，致良知的效果並不僅限於個人修身，它還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
王陽明心學就是要人跟隨自己的良知，如果你想“爲天地立心，爲萬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那就必須跟隨自己的良知，而不能以利益爲第一齣發點。所謂“致良知”，就是達到良知，時時刻刻接受良知的指引。
王陽明的弟子陸澄就向王陽明請教說：“您提到必須要在人情事變上下功夫，這裏恐怕要有些規則吧？”王陽明回答：“當然有規則啊，那就是‘致中和’：調節自己的思想和行爲，使之符合我心中良知所知道的準則。如果一個規則你調節來調節去都不被你的良知認可，那就是錯的，你爲何要遵守？如果一個規則你調節後被你的良知認可，那就是對的，你必須要遵守。不過一定要注意，這個被你調節後的規則並非外在的，因爲是你良知認可的，所以它是內在的。”
人生在世，準備遵循任何外在規則和違反任何外在規則前，首先要問自己的良知是否合適，因爲常規不在外，就在你內心中。
知行合一
“龍場悟道”實際上是王陽明對朱熹式“格物致知”的重新解析，由此捕獲了“心即理”的心學法則。
談心學法則“心即理”之前，就必須瞭解朱熹式的“格物致知”和王陽明心學的“格物致知”的區別。
如果把一隻烤鴨端到朱熹和王陽明面前，二人的反應會截然不同。
朱熹會認真地盯着烤鴨看一會兒，當他看了許久後也搞不懂鴨子是如何成爲烤鴨後，他會叫來烤鴨師向他請教。
他請教的問題很多，比如幾歲的鴨子最適合烤、烤鴨子之前有什麼儀式、都放哪些調料、烤多久，等等。不過如你所知，飲食業特色菜的祕方是不外傳的，所以朱熹從烤鴨師那裏得不到什麼有價值的信息。於是，他連香噴噴的鴨子也不吃了，轉身去了書店，買了幾十本關於烤鴨的書籍，回家日夜苦讀。最終，他可能學會了烤鴨，也可能沒有學會。如果他學會了製作烤鴨，就會把烤鴨的製作流程當成知識傳授給後人。當然，最重要的是，他會從鴨子成爲烤鴨中得出一個天理來。這個天理可能是：活生生的鴨子一點都不好喫，但經過專業的烘烤後，就成了美味。所以，人生在世都應該記住這樣一個天理：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彩虹。
我們上面論述的整個過程就是朱熹的“格物致知”。“格”是探究的意思，“物”是萬事萬物，包括意識的和物質的，在烤鴨的例子中，則是烤鴨。“致”是求得、獲得的意思，“知”是知識，用烤鴨這個例子來解釋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朱熹用兩種探究方法（一是實踐，問烤鴨師；二是書本，買《烤鴨大全集》）來探究烤鴨，最後獲得了烤鴨的知識。注意，這還不算完，這個“知識”不僅是常識，它還必須上升到天理層次。正如我們剛剛說的，朱熹通過探究烤鴨的知識，從而得出一個人生哲理。
當王陽明面對那盤烤鴨時，他可能會有兩個反應。第一，他抄起筷子就喫；第二，他會在朱熹走後，看着鴨子說，請你不要見怪，如果你是活的，我是絕對不會喫的。但你現在是死的，而且你的命運就是被人扔到烤爐裏烤，最後端到飯桌上被人喫掉的。所以，我喫你是心安理得的。至於你是怎麼被烤出來的，我不想知道，我又不是烤鴨師，幹嗎要知道這些，我只需要知道喫你沒有錯就是了。
這段話就是王陽明的“格物致知”。“格”是正的意思，物就是事，是意之所在。換個通俗的說法就是，我們意識到一件事時，就要存一種好的想法，用當時的理學大師湛若水的說法就是：格物就是正念頭。如果念頭不好，馬上改掉，念頭好，就要維持。
王陽明意識到喫鴨子這件事時，只是說鴨子被我喫，是天經地義，是天理。所以他繼續保持這種意識，進而“致知”。“致”是停止、實現的意思，“知”則是良知。
王陽明的“格物致知”通俗而言就是這樣的：通過在事上正念頭而實現良知。用烤鴨的例子來說就是，通過喫鴨子時的正念頭（心安理得）來實現良知。那麼，或有人會問：“你憑什麼說‘物被格了後，良知就實現了呢’？”
王陽明的回答是：“良知是主宰我們心的，它是我們的本性，比如你看小孩子，都知道喜愛自己的父母，都知道尊敬自己的兄長，這就是良知的作用。 但是這個良知不能被私慾所遮蔽，我們每個人遇到事情時都有私慾（自己的小算盤）來遮蔽，所以只要正了念頭（別打小算盤），就能實現良知。”
我們還可以用一個淺顯的例子來說明朱熹和王陽明對“格物致知”大相徑庭的解釋。比如孝順父母，朱熹認爲，孝順父母是個複雜的活，你必須要探究學習孝順父母的各種知識，最後得出一套理論，然後再開始孝順父母。而王陽明則認爲，只要在孝順父母這件事上端正好態度（正念頭），良知就會指引你去如何孝順父母，這些孝順父母的行爲是不必向外學習的。
兩人的認識所以不同，原因就在於，王陽明認爲，心即理；而朱熹則認爲，性即理。
王陽明有幾點值得學習:
首先，王陽明不盲目崇拜任何一種理論，他開始對朱熹的“格物致知”感興趣，和朋友整天整夜地“格”竹子，可是“格”的都出現幻覺了，還是沒有格出真理來。他也研究過道家學說，但後來發現這些都不是最理想的理論學說，在對各種學說的研究和實踐過程中，他創造了“心學”理論，並倡導“知行合一”。
他認爲:空想而不實踐，就是一場空，一定要知行合一。
其次，他相信良知就在人心中，可以被喚醒。
百善孝爲先，在王陽明心學體系下，孝不用學，它就是發自良知的行爲。
他對弟子說:“如果真有孝順父母的心，就會去做孝順父母的事。孝順這個道理就在你心中，如果它在外面，比如在父母身上，倘若父母去世了，難道它就消失了？”
“宇宙中最真的孝，就是不讓父母擔心。知道了這個，你就知道怎麼去孝順父母了。”
人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所以不必去外面尋求任何東西，只要讓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去萬事大吉了。
另外，王陽明將朱熹的天理與內心聯繫在了一起，朱熹認爲天理要從書中去尋找，王陽明則認爲心外無理，天理就在我們的心中。
1、心中有個能知是非善惡的良知，所以一切道理都在心上，就是：心即理。
2、真理已在心中，我們去實踐，只是去驗證這個真理，其實最終目的就是磨鍊我們的心。
3、天理是在心中，但由於世俗的浸染和自己的不注意修心，天理雖然沒有離開心，可卻被矇蔽了。
4、天理固然在心中，但如果一個意志力不堅定的人，生活在一個骯髒的環境裏，天理就很難顯現。
5、耳朵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閒是非；口不能說是非，又省了多少閒是非；心知道是非就夠了。
6、生死關容易過，可心上的關卻難過。
7、一切真理都在心中，所以不需外求。
8、世人因爲不知道‘達到至善’的關鍵在於我們自己的心，以爲天下的萬事萬物各有自己的道理，因此掩蓋了評判是非的標準，使‘心爲統帥’的簡單道理變得支離破碎、四分五裂。
9、良知提醒我們，要把萬物和自己當成一個整體，對萬物說，我愛着你的愛，痛着你的痛，傷悲着你的傷悲，快樂着你的快樂。
分享人（79）白堊紀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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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斯特勞斯和尼爾豪提出一個代際理論。大概的意思是社會發展存在着一個八十年的週期，這八十年分成四段，每一段二十年，相應的類似春夏秋冬，循環往復。
從一個人的角度去看，一個人最輝煌的創作時間大概也就二十年。而一代人的氣質，追求，必然受大環境影響。因此，這兩個人以美國幾百年的社會變遷，把這每二十年的社會氣質進行歸類。並認爲這些氣質具有八十年的週期規律。
剛好，前面兩期講的《天演論》和《管錐編》相隔八十年，有這個巧合，就按照這個巧合邏輯去想的話，目前我們正處在這個八十年週期的中間階段，下一次要到2050年左右。按照過去大家的推測，到本世紀中葉，也就是我們實現小康的目標的時候。可以想象一下，那個時期的文學會是什麼樣子？是否古文運動也會到另一個高峯？按照這個邏輯，也是這個系列的第三篇，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內容是歌曲。
如果從廣義上講，從《詩經》開始算的話，我們一切的文學都有兩個大的方向，其一就是娛樂大衆，滿足心靈的需求，從《詩經》開始，中國的詩詞曲，一直都是用來唱的，都與音樂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那麼我們很容易從目前的歌詞中，可以看到一些變化的趨勢。
不用說，大家可以通過親身經歷感受到歌曲風格的變化，更早的咱不用去說了，至少我們能感受到，大致上每二十年，歌曲的風格都有很大的變化，從那些年的搖滾、民謠到中國風，二次元，大家能切身感受到不同，我們通常把這種不同，給以鄙視或者認爲現狀是在瞎搞，但它們卻不會因爲我們喜不喜歡而發生改變。
今天的網絡小說薰陶的年輕一代，在二十年後，他們長大後，一樣會把這些他們年輕時代追求的文學形式奉爲一代經典。這就是無法改變的時代風味。那麼我們來想一下當年的周杰倫和方文山。
當《千里之外》和《雙截棍》這些歌曲出現的時候，那是2002年，也就是將近二十年前。我清楚的記得，那個時候年輕的我們覺得很驚訝，當時這些歌詞被稱作中國風。但是上了年紀的人，基本上很排斥，並認爲唱的發音都都不清楚。但二十年後的今天，周杰倫坐在好聲音的導師席上，那是沒有任何人質疑的。
這就是社會的變遷。回過頭來，如今再看《千里之外》的歌詞，以及後來李玉剛的《貴妃醉酒》再到當下的《木蘭行》。我不說誰的歌詞寫得更好，或者誰更古風。但我們從歌詞本身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變化趨勢，以前周杰倫方文山的這些名曲，當時是廣泛存在爭議的，如今不覺得有多麼激進。
相反，大量的中國風歌曲，從曲風、到詞曲本身與古典詩詞的融合，已經不是二十年前可以比擬的。現在的中國風，有的直接拿古典詩詞配曲來唱，如《知否》，有的寫的幾乎完全按照古典詩詞的樣子來，如《大氿歌》、《貴妃醉酒》。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印象，如果再往前追溯幾十年，特別是流行歌曲時代，這種對古詩詞相融合的歌曲，那被認爲是流行的毒藥，是最大的忌諱。
但相反今天，那就是流行。我們知道，任何今天的創作，哪怕就是拿李清照的原詞來譜曲，那也是今天的文學形式，或者說藝術形式。而不是一千年前的，這點毫無疑問，我們不能期望固守過去的格式，並認爲那就是經典，任何被淘汰的，一定也是有原因的。
今天歌曲中中國風的火熱，並不代表古典詩詞也一樣會收到市場的尊重。這一期準備得有些倉促，但大體就是這麼一個意思，通過中國風歌詞這些年的變化，加上一點感悟，與大家分享一下。總結一下這麼幾點：大概我們很容易受到某種時代的氣息所影響，從而排斥有代差的文化現象；不同時代的文化現象，很像施特勞斯和尼爾豪所提出的那種代際理論，我們排斥的文化，或者堅守的文化現象，不見得在下一代就是真理；中國風在經過二十年的變化，已經演變到另一個階段，歌曲與古典詩詞的融合例子比比皆是；到三十年後，也就是2050年之後，那個時候，是否我們有和《管錐編》一樣古典文學集大成的大作出現，是不是符合八十年週期率，我們可以期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