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是一个横着心要将‘美’搞成矫情字眼，一提及就自觉浅薄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讲思想神话的时代，悠悠万事，唯有思想——思想宝贝。”——曹文轩
最近，不止一个人问我：“诗词到底是什么？诗词有什么用？好诗词的标准是什么？”通常，我不爱回答这类问题，因为我并非文学批评家，写诗时，我从不会过多思考“诗词到底是什么”这样没有答案的命题。但是，当诗歌进入一个派系林立，风格万千，又似乎万马齐喑的时代，我想，这样的思考也许是有益的。
阅读新诗时，我感受到创作者们在用尽全力地追求语言的陌生化和思想上新的碰撞，正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作者们倡导“走出语言表达的舒适区，打破常规的思维习惯，勇于挑战，呈现独立的语言创造力。”是的，在陈词滥调泛滥的诗歌世界，我们需要追求语言的陌生化，我们需要深刻的思想和创新的表达，新诗挣脱了格律的束缚，为我们开辟了更多可能。但是，我们对诗歌的评判标准，是否只有“深刻”这一维度呢？
在对文学的认识上，我非常同意曹文轩的观点：
“文学是要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退而言之，倘若生活真的就像那些作品所揭示的那样真的令人不堪，是否也还应有另样的作品存在——它不是模仿生活，而是让生活模仿它？”
让生活模仿文学，让生活模仿诗歌。西方唯美主义者们也曾高喊这一口号，让文学远离功利主义，将“唯美”贯彻到底。而我们的文学先辈们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建立起来的文学评判标准，也并非以“深刻”为单一的评价维度。
所以，回到诗词本身，我们还应该一味追求思想上毫无节制的深刻吗？诗词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呢？相对新诗而言，古人给出的答案太多了：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
“诗者，吟咏性情也”（《沧浪诗话》）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
由此看来，各家诗话与词话都强调诗歌应诉其情，言其志，王国维先生一句“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更是被许多诗词创作者奉为圭臬。于是，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诗词出现了。有人认为境界、言志、格局就是与家国，社会，宇宙紧密联系，故而老干体，“老黄黄体”大行其道，甚至斩获大奖。许多人感叹，难道当代诗词就应该这样写吗？是否今日的诗词已经失去了古人笔下的美感？或是，已经不能再以“美”为评价标准？
就我看来，并非如此。好的诗词，应该从“美”出发，以给人美感为最基本的评价维度，在“美”的基础之上去追求立意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刻。
相对新诗而言，诗词因其独特的韵律感别具一番风味，诗作一出世就有着天然音韵美，这样的音韵美让它朗朗上口，广泛流传；从《诗经》到唐诗宋词，诗词用动人的语言描绘出了尘世千姿百态的生活，如陶渊明之隐逸，李太白之不羁，王摩诘之闲适，苏东坡之潇洒……可以说，诗词的国度包罗万象，诗人笔下总有那么多直击人心的词句，即使穿越千年时光，时过境迁，随手拈来一片仍可以精准表达我们此刻的心情。
然而，我们还需注意，诗词之“美”有多样风格，《二十四诗品》对其诠释得淋漓尽致：雄浑，冲淡，纤秾，沈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诗词如美人，各有其特色，但绝非是千诗一面，空有词藻堆砌的一张皮囊。美人未必非要粉面含春，满头珠翠，布衣荆钗，不着粉黛也可打动人心。词句如皮，结构如骨，立意如魂，在皮囊美丽的基础之上，有魂才能有风格，有风格是“美”的最高境界。
一言蔽之，优秀诗词作品，不管是朴实无华还是铺锦列绣，不管是浑然天成还是精雕细琢，至少应该给人以美的享受，获得审美上的愉悦，让人愿意阅读，并能由其引发心灵的共鸣。我反对在诗词创作之初便急于求新求异，硬将现代事物放入诗词之中，破坏作品的整体美感。但是，当创作进入一定阶段之后，也不能一味沉浸于拟古，创作最终应回到现实中来。毕竟，我们要让诗词引导生活。心有诗意，目之所及皆可成诗成词，笔力强劲者，世间万物都能写出美感，只难在作者应该不断突破，不能固步自封，困于瓶颈。
因此，我们应该庆幸，在经历了各路“学派”和“主义”的围剿洗劫之后，诗词依旧保持着向美而生的本能。如果新诗是为了揭露现实冲突，为了让人们在苦闷中寻求解脱而存在，那么我希望诗词也能够告诉我们，文学作品并非只是把生活的苦难拿到文学世界中反复咀嚼，并不是非要让人沉沦于痛苦的深渊；希望诗词能在这个本就冰冷残酷的世界，为我们打开感受“美”的第三只眼睛，让我们慢下来品味人生；希望它能让我们不再辗转流浪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让人免于被文学与现实撕裂的痛苦；希望它能指引我们向往更美的生活，让我们安于俗世，心怀诗意，能享风花雪月，能赏日月星辰。
我希望诗词能够在这个本就冰冷残酷的世界，让我们可以自信地喊出：追求美，并不可耻；诗意生活与诗歌创作，并不矛盾；没有痛苦，也能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