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年之前，死亡這個話題似乎離我們很遙遠，世界美好的一塌糊塗，沒有親人離世，沒有朋友分離，甚至連分別都很少。在年少無知的時候，死亡顯得那麼壯烈：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在歷史故事中聽說的死亡，在詩詞歌賦中讚頌的死亡，彷彿遠到和我們的生活幾乎沒有一點關係。但生老病死，總有一天會以一個不容拒絕的形式出現在面前。
現代科學的發展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生命的進程，過度的技術干預剝奪了臨終者生前最後所需的關懷。托爾斯泰的中篇小說《伊萬·伊里奇之死》描寫了伊萬·伊里奇在人生的最後時刻最希望得到的是心理的紓解與心靈撫慰，但是他身邊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滿足他這些心理上的需求。作者借這個故事引出：醫學的進步可以使人的身體得以存活下去，但是卻無法滿足精神上的需求。換句話說，人們只在乎你有沒有停止呼吸，並不在乎你是否願意。
在中國，如果老人衰老病危，子女一定會竭盡全力去讓他們接受治療，至於那些“在病牀上拔掉氧氣管”的新聞，主人公一定是被廣大民衆所唾罵和不齒的。在我們看來，有能力時多給老人花錢、把他們接到身邊生活、而不是送去養老院讓他們獨自生活，這是中國人所理解的“孝”。
但是書中作者父親的例子告訴我們，高齡老人們最害怕的並不是死亡，而是那之前的種種狀況：喪失聽力、記憶力，失去最好的朋友和固有的生活方式。很多老人更加註重死去的尊嚴，不想被過度的醫療折磨的痛不欲生，不言以接受那個失去了自主能力的自己，不想被人擺佈，他要的是生命最後的尊嚴，和自己對生命的把控。
尊重個體對生命結束的權力，保證他們選擇最後幸福的權力。作者仍舊堅持：賦予患者這樣一種權利是爲了好活着，而不應該把這個選擇成爲一種依賴，更不應該演變爲權力的濫用。作者所描述的善終遠遠不是簡單停留在選擇停止或堅持非黑即白的二元決定上，而是把走向終點視爲生命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加以重視，重視的結果將帶來社會對養老制度，機構設計，文化重新定義的巨大改變，以及個體關於衰老，死亡的從容應對。作者寫道：“如果設計的輔助死亡偏離了改變病人生命的方向，傷害的是整個社會。輔助生活比輔助死亡艱難得多，但是，它的可能性也好很多“。
每個人有選擇自己生命，包括最後歷程的權力，每個人的選擇都應該得到尊重。假如一個人願意承受痛苦而願意冒險來使用各種人工干預，他正是在履行葛文德提出的觀念：幫助人們幸福，幸福的觀念擴展到關乎一個人希望活着的理由，活着的理由在人的一生都值得花時間思考和關注。假如一個人願意放棄治療而充分享受生命中有限時光，他的選擇也依舊符合葛文德的觀念：在生命臨近終點時，他明白究竟是什麼原因支持他活下去。思考死亡是爲了更好地活着“，以此與熱愛生命的人共勉。
第六季奇葩說海選有一道辯題叫做“一個按鈕復活一個你最愛的人你願意嗎”。其中有一位辯手說：這有什麼好討論的，人性本能，當然是按啊。接着他還說：最愛的人，拍下去，他就能回來，這個時候我想起別人對我的一句忠告，往往最誘惑你的選擇不是上帝給你的機會而是惡魔給你的考題。
是啊，面對死亡的時候，我們總會想方設法想留下最愛的人，哪怕世界再光怪陸離豐盛美好，我們不願意獨自面對。正因如此，我們難以面對死亡，我們渴望讓他再活一次，可是我發現，這一切的主體，都是我一個人。我憑什麼決定別人的生死，哪怕這個人是我最愛的那一個?
《最好的告別》告訴我們，大限將至，人們不會要求太多。但他們仍會關注自己的生命如何被書寫，他們渴望“保留塑造自己在這個世界的生命故事的權利”。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保持生命完整性的戰鬥——避免被削減、被消散、被征服，避免使現在的自己與過去的自己和將來想要成爲的自己相斷裂。
而作爲陪伴的人，也不要逃避現實，要在這個過程中學會堅強，勇敢面對，讓他們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裏，甚至留在我們的身邊。
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在演員樹木希林葬禮上寫過這樣一段悼詞：“我總覺得人往生之後，會存在於萬物。我失去母親之後，反而覺得母親存在在周遭的一切事物中，會在街頭擦肩而過，會在陌生人中忽然發現她的身影。這樣想着，就慢慢超越了悲痛。“
現代化並沒有降低老年人的地位，而只是降低了家庭的地位。它賦予人們，包括年輕人和老年人，一種更多的自由（包括更少受制於其他幾代人的自由）、自主、自助的生活方式。老年人不再受到崇拜，但那不是因爲被年輕人的崇拜所代替，而是代之以對獨立的自我崇拜。
我們的最終目的不是好死，而是好好地活到終了。願所有熱愛生命的人，最後都有一個好的落幕。因爲這場落幕，也是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