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相識
“七七事變”爆發後，大批國統區愛國青年和進步學生奔赴延安，其中就有出生在朝鮮南羅道光州楊林町一個貧苦家庭的鄭律成。這一年，他19歲。
到達延安後，鄭律成被安排進陝北公學學習，後又轉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畢業後被分配到抗大政治部宣傳科擔任音樂指導。他利用在魯藝學習的間隙，創作了歌曲《歌頌延安》(後改名爲《延安頌》)，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並在延安軍民中廣爲傳唱。
一天傍晚，抗大女生隊隊部的幾個女孩子正在北門外散步，迎面碰上了身披黃色軍大衣的鄭律成，姑娘們不禁發出了嘖嘖的讚歎。原來，儘管她們只是在一些晚會上遠遠地見過他，但都對他獨特的表演方式留有深刻的印象：把口琴用鐵絲拴在頭上，身上揹着曼陀鈴，腳上踩着打擊樂器，表演時嘴裏吹着、手上彈着、腳下踏着，一心三用，卻一氣呵成，非常連貫。
當女生隊隊長趙玲指着一位短髮女青年，正要介紹時，沒想到鄭律成用很不純熟的漢語說道：“這位女同志我見過，她叫丁雪松!”姑娘很是驚訝，自己從未和他打過交道，他是怎麼知道自己的呀？由於初次相識，丁雪松不便多問，只是靦腆地笑了笑。不久，丁雪松被任命爲五大隊女生隊隊長，帶隊住到了離延安城10多公里遠的柳樹店。在那裏呆了一個夏天后，她又回到了清涼山抗大本部，擔任了八大隊女生隊長。在那裏，丁雪松再一次見到了已在抗大政治部宣傳科擔任音樂指導的鄭律成，此時他譜曲的《延安頌》、《延水謠》、《肉彈勇士》、《抗戰突擊歌》已經四處傳唱了。
兩人都是抗大的幹部，交往也就逐漸多了起來。隱約間，鄭律成到女生隊的頻率似乎越來越高，丁雪松留他在隊部用餐的機會也就多了起來，兩人還經常就培訓歌詠骨幹的問題交流意見。
這天，丁雪松回到隊部，感到平日熟悉的窯洞突然變得有點陌生了：臨窗的桌子收拾得整整齊齊，原來擺在桌上沾着紅印泥的圖章，被擦得乾乾淨淨。過了幾天，丁雪松發現窗臺上又多了幾束乾花。再過了幾天，丁雪松忽然發現桌子上又整整齊齊地擺着兩本書，一本是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小仲馬的《茶花女》，書裏面有一個小條，上面寫着“送給小鬼女軍官”，落款鄭律成。姑娘這才恍然大悟，這些天來窯洞裏的種種變化，都是他的“傑作”呀。
原來，早在鄭律成與丁雪松初次相識前，他在清晨散步時常常碰見丁雪松帶隊喊操，姑娘颯爽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了鄭律成的腦海裏，這就是爲什麼初次相見他就認出了丁雪松的原因。等和丁雪松近距離接觸的機會越來越多了，鄭律成見她成天系皮帶、打綁腿，開會時又表情嚴肅、不苟言笑，嚇得始終不敢接近她，想來想去，便決定用搞搞衛生、放點花草作試探。
鄭律成的行爲一下子就打動了丁雪松，姑娘感到了從未有過的激動，等鄭律成訴說完自己從朝鮮到上海、到南京再到延安參加抗日的艱難曲折的人生經歷後，丁雪松也把自己在重慶從事革命活動的情況告訴了他。兩顆年輕的心瞬間碰撞了!
一波三折
1939年元旦前夜，丁雪松送給心上人一張印有雪松圖案的賀年片，正式向鄭律成展示了自己的少女情懷。從那時起，兩人便常常一道在延河邊漫步，大到世界局勢、抗日戰局、國家前途，小到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小事，他們都談得津津有味，談到高興處，兩人便對着延河落日引吭高歌。不久，鄭律成還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就在鄭律成和丁雪松正在愛情的朗朗晴空下閒庭信步時，烏雲卻飄了過來。1939年夏天的一箇中午，鄭律成來找丁雪松，說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懷疑。原來，有關部門已得到通知，裏面提到朝鮮人情況複雜，不僅不再吸收他們入黨，就連已經入黨的也要停止黨籍，不過因爲鄭律成寫了《延安頌》等有影響的歌曲，所以保留了他的黨籍，但必須將他在上海、南京的那段歷史交待清楚，包括他引以爲豪的抗日光榮史。丁雪松畢竟和他一樣年輕，想了半天，也只能爲難地說：“總會弄清楚的，要相信黨，相信組織。實話說，我也是愛莫能助啊！”
不久，丁雪松進入“中國女子大學”高級研究班學習，併兼任校俱樂部主任，鄭律成則調回魯藝擔任聲樂教員，他們的交往便越來越少了。最要好的同學把丁雪松約出來談話，說朝鮮人情況複雜，政治上不一定可靠，要她慎重對待；“女大”政治處的領導也找她談話，要她保持政治上的警惕，最好和鄭律成一刀兩斷；女大一位副校長還親自找到丁雪松，明確表示：她和鄭律成好太可惜了。在強大現實壓力下，鄭律成與丁雪松再也無法公開來往，兩人只能把各自的心事、相互的愛戀寫在日記裏，偷偷交換着看。丁雪松無法相信一個純真熱情、立志革命的青年，會是“壞人”和“特務”。她喜歡他寫的歌，喜歡他嘹亮的歌喉。他已飽嘗少小離家的悲痛，如果再被戀人拋棄，那該是多麼沉重的打擊呀!丁雪松割捨不下鄭律成，可她是黨員，必須服從組織，她只能期待着能把鄭律成的問題弄清楚的那一天。
1940年的春日裏的一天，丁雪松鄭重地向他承諾：“相信我，我將永遠等下去!”丁雪松的話給了鄭律成莫大的信心和勇氣。而丁雪松也是說到做到，眼見昔日同窗一個接一個地組成家庭，她仍舊孤獨地履行着自己的誓言。
1941年11月，八路軍炮兵團團長、朝鮮籍的武亭從前方趕回延安參加邊區參議會議。武亭不僅很早就參加了中國革命，而且走完了長征，在黨內享有一定聲譽。當得知鄭律成與丁雪松戀愛中的波折後，對丁雪松說：“鄭律成沒有問題，他的家是革命的家庭。”武亭的話給了丁雪松莫大的安慰，她立刻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鄭律成。鄭律成緊緊摟住丁雪松，激動地說道：“你的心像白雪一樣純淨，又像水晶一樣透亮。能贏得你的心，我要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啦!”
1941年12月，在魯藝的一間大平房裏，由周揚主持，鄭律成和丁雪松舉辦了簡樸而熱鬧的婚禮。
恩愛生活
由於工作需要，婚後夫婦二人很快就分居兩地了。1942年8月，鄭律成被派往太行山工作，開始時，丁雪松還能零星得到一些關於丈夫的消息，可隨着抗戰形勢的風雲變幻，部隊行軍打仗，居無定所，她就與鄭律成斷了音信。1943年4月，丁雪松在積雪的山坡上摔了一跤，導致早產，因爲沒有乳汁餵養，她只好忍痛賣掉了鄭律成心愛的小提琴，換來一隻剛產下羊羔的母羊。爲了紀念那把失去的小提琴，丁雪松給女兒起名“小提”。
丁雪松平時工作纏身，又是初爲人母，在照料小提方面自然力不從心，日子過得很辛苦。正當她考慮暫時把孩子送給別人撫養時，鄭律成神采奕奕地出現在她面前。鄭律成望着襁褓中從未見過的女兒，毫不猶豫地擔當起了“保姆”的重任。他先是弄了兩隻母羊，平日裏擠羊奶餵養女兒，碰到洗洗涮涮更是一絲不苟，生怕委屈了女兒，儼然一個充滿了“母愛”的好父親。
抗戰勝利後，丁雪松隨鄭律成前往平壤參加朝鮮建設。在那裏，鄭律成先後擔任了黃海道委宣傳部長、朝鮮人民軍俱樂部部長等職，丁雪松就幫他整理文字材料，節假日裏，一家三口還常常到海州郊外去打獵遊玩，其樂融融。相對安定的生活大大激發了鄭律成的創作靈感，他相繼譜寫出了《朝鮮解放進行曲》、《朝鮮人民軍進行曲》和《東海漁夫》、《圖們江》等膾炙人口的佳作。
新中國成立後，絕大部分中方人員調回國內，鄭律成、丁雪松夫婦再次面臨新的抉擇：要麼丁雪松加入朝鮮籍，要麼鄭律成來中國，再要麼兩人分手，各奔東西。夫婦二人感情深厚，能結合到一起已非易事，又一起經受了那麼多困苦，自然很是珍惜家庭。鄭律成主動說道：“我是一個國際主義者，在朝鮮在中國，都是一樣幹社會主義。”就這樣，經周恩來親自批覆，鄭律成正式加入中國國籍。1950年12月，鄭律成作爲中國人民志願軍創作組的成員之一，又回到了朝鮮。在槍林彈雨的前線，他冒着生命危險創作了《中國人民志願軍進行曲》、《志願軍十贊》、《親愛的軍隊親愛的人》等一曲曲戰歌。
鄭律成回到中國定居北京，分配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工作。這是夫婦倆在天安門觀禮臺參加國慶慶典
從朝鮮回國後，鄭律成先後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中央歌舞團和中央樂團工作。他堅持到一線體驗生活，足跡幾乎踏遍了全國各地，創作了大量讚美祖國大好河山、謳歌世界和平、讚頌普通勞動者的歌曲，這些作品在新中國音樂史上享有很高的聲譽。而丁雪松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也頗有成就，1950年秋，她出任政務院外事辦公室祕書長、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開始以東方女性獨有的雅緻聰慧出現在世界外交舞臺上。其後，她作爲多個代表團的成員，相繼訪問了東南亞、東歐、北歐的20多個國家。
相思綿綿
“四人幫”垮臺後，鄭律成激動萬分，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新的創作中。1976年12月7日早飯時，鄭律成暢談了一番創作計劃，突然感到頭暈，便提出想坐車到郊外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由於時任中國人民友好代表團副團長的丁雪松就要訪問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正忙着準備出國的事宜，也就沒怎麼在意，只是叮囑道：“你可要早回來啊，我明天天不亮就要出發!”“一定的，明天早晨我一定到機場送你。”鄭律成帶着侄孫女走出了家門。
11時左右，家裏響起了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丁雪松拿起話筒一聽，裏面傳出了侄孫女哽咽的聲音：“爺爺不好了!暈倒在運河河邊上了。我們現在正在昌平醫院!”侄孫女的話把丁雪松嚇了一跳，當她一路趕往昌平醫院時，已是下午3點鐘了。丁雪松心急如焚地看着丈夫，焦急地喊着他的名字，可任憑她怎麼呼喚，昏迷中的鄭律成絲毫沒有反應。當時鍾走到下午5時時，心電圖的波形條紋變成了直線，鄭律成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丁雪松根本無法相信眼前的事實，只覺得天旋地轉，好久都緩不過神來。
打擊來得太突然了，連給丁雪松用淚水洗去痛苦的時間也沒有留下。想起平時自己和丈夫各自忙於工作，常常天南地北，生活過得非常匆忙，往往一個在雲南大理洱海邊蒐集動人的傳說和歌曲，一個則已在飛往異國他鄉訪問的途中；一個風塵僕僕地奔走在長征路上尋找長征組曲的韻律，一個則埋頭於機關忙碌的工作中。兩人從未一起到外地去休假或旅行，他們總是計劃着離休之後一道去登泰山看看日出，或者去黃山領略蒼松雲海，或者泛舟洞庭，環遊西湖，登長白山，或者直接驅車奔赴內蒙古草原……然而，這一切的一切都因丈夫的驟然病逝而成了泡影。
爲了強迫自己不過分沉浸在失去親人的悲痛中，她一心鑽進了工作。1979年2月，丁雪松出任駐荷蘭大使，成爲新中國的第一位女大使，之後又出任了駐丹麥大使，被外電譽爲“女大使中不多的人才”，“把高雅的風度與職業的外交和卓越的才能結合了起來”。外界的讚譽並沒沖淡丁雪松對丈夫的懷念，工作間隙，她將丈夫生前的手稿和遺作悉心整理收齊，並寫下長文《永存的記憶》，深情地憶述了她和丈夫動人的異國情緣。每年清明，丁雪松總會和親友們一起來到八寶山，在鄭律成的墓前放上鮮花，靜靜地面對着那個已經長眠地下的愛人，默默地訴說着自己真摯的情感和無盡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