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陝西省眉縣人，1905年4月19日出生於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31年12月，李達參加了著名的寧都起義，次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紅軍獨立第一師參謀長、紅二方面軍參謀長、八路軍一二九師參謀長、晉冀魯豫軍區參謀長、第二野戰軍參謀長兼特種兵縱隊司令員和政治委員，戰功赫赫。新中國成立後，李達任西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後兼雲南軍區司令員。1953年，李達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李達將軍的夫人張乃一，原本是中原地區一個書香門第的大家閨秀。受革命進步思想影響，她女子中學畢業後輾轉來到延安，投身革命事業。李達與張乃一這對革命夫妻，從相識到相知，一生相伴，風雨相依，不離不棄，那份相濡以沫的摯愛真情着實令人唏噓感嘆。
“不到社會主義我不結婚”
張乃一是家裏9個孩子中最小的一位。她出生時，其大哥也生了一個女孩。張乃一的父親張之慎是個開明的紳士。張乃一7歲時就被送進了私塾學習，正是這一開明的決定，使張乃一變成了一個獨特的女性。11歲時，張乃一進入實行新式教育的縣立高小。
高小畢業後，張乃一考入了省城開封女子中學新科。第二年，張乃一的父親病逝，在兄長的要求下，她在家住了兩年。當她得知與她年齡相仿的侄女被大哥偷偷送到開封唸書時，她給3位兄長寫了一封“請願信”：當今社會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一個人若是不思進取不念書，沒有知識沒有本領，就必然會成爲一塊可憐又可悲的弱肉……妹妹無別願，只求兄長們念手足之情，放我到開封求學。
看到這封懇切而又獨特的信，3位兄長着實吃了一驚。他們評價說：“六妹是個有頭腦的人，是塊讀書能做事情的材料。可惜了妹妹，要是個弟弟就好了。”儘管這樣，3位兄長還是把她送到開封繼續完成學業。
在女子中學讀高二時，張乃一在校圖書館讀到了德國社會主義活動家倍倍爾寫的《婦女與社會》一書，書中關於婦女解放的觀點深深觸動了張乃一，她開始用新的眼光看待中國婦女解放的問題。恰在此時，身爲家長的長兄來到開封，要給她介紹一個對象，張乃一立即表示反對。大哥驚訝地問：“你的年齡不小了，現在不考慮結婚，什麼時候考慮呢？”張乃一說：“我要到社會主義實現了再結婚，不到社會主義我不結婚。”
幾天後，大哥介紹的對象寫來一封信，約張乃一面談，張乃一見對方態度誠懇，便給對方回了第一封也是最後一封信。信中直率地寫道：“我有許多急迫的事要做，現在不願意考慮個人婚姻問題。”然而，“不到社會主義我不結婚”的話卻在同學中傳了開來。
1938年底，張乃一到延安，在中央組織部訓練班學習。一次，陳雲給大家作報告，在報告中，陳雲舉了很多例子，說明婦女樹立自尊、自立、自強精神的必要，希望女同志增強事業心，不要剛到一個穩定點的地方就急着找對象結婚。聯想到《婦女與社會》的觀點，張乃一認爲陳雲同志的話非常有道理。她更不願意草率從事，下定決心：遇不見真正心心相印的、可依賴的“白馬王子”就寧可不嫁。正是這“兩不結婚”，讓張乃一一直到30多歲了還是獨身一人。
用真情攻破“馬其諾防線”
在延安，張乃一在感情和婚姻上的態度，使她有了一個綽號：“馬其諾防線”。
當時延安男同志比女同志多，像張乃一這樣的女性倍受矚目。尤其是她30歲了還獨身就更引人關注了。其間，有許多熱心人爲她“拉線”，也有許多人毛遂自薦，寫信、贈詩，有的甚至主動找上門來，但張乃一始終沒有動過心。
一次，在黨校學習的陳賡碰到張乃一，見周圍沒有人，便用英語說：“我可以幫你介紹。”張乃一假裝沒聽懂。還有一次，一位和張乃一一同被打成“特務”的男同志找到張乃一，坦率地表明瞭心跡：“我看我倆挺合適，都是‘特務’，誰也用不着嫌棄誰。”但張乃一卻回答：“我可不是特務。”逐漸地，張乃一有了一個綽號“馬其諾防線”。她明白這一外號的含義，但並不介意，只是一笑了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張乃一被安排到解放區太行根據地工作。張乃一剛到涉縣，從延安路過太行去華北的平傑三就給時任軍區參謀長的李達通了消息。原來，李達參謀長同前妻離婚一年多了，獨自帶着孩子生活。許多同志都感到李達參謀長這樣下去不是辦法，都在幫他物色合適的對象。
平傑三在延安黨校學習時就認識了張乃一。他告訴李達，從延安來了兩位女同志，都沒結婚。一個長得很漂亮；另一個模樣中等，但人老實。他問李達：“你自己說，給你介紹哪一個？”李達毫不猶豫地說：“我要老實的。”於是平傑三就給李達介紹了張乃一很多情況。時任太行軍區政委的李雪峯也很關心李達的婚姻問題，知道李達的意向後，他給李達寫了一封信：“……總而言之，張乃一這個同志各個方面都很好。”劉伯承、鄧小平也看了信，鄧小平說：“我看行。”事情就這樣定了下了，但李達參謀長能否突破“馬其諾防線”呢？
張乃一到根據地後被有意安排在司令部，這之後20多天的時間裏，李達白天忙工作，晚上就和張乃一拉家常，從身世、經歷到工作、學習，無話不談。張乃一開始覺察到李達的心思，通過這些天的傾心交談，李達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心動了，她意識到一個真正的男子漢打開了她的“馬其諾防線”。一天，李達談起自己家庭的變故：他離婚一年多了，想找一個女同志做伴侶。聽到這些，張乃一埋下頭沒有說話，李達開始試探性地問：“延安的男同志比女同志多，你爲什麼沒結婚成家呢？”張乃一擡起頭響亮地說：“我早年曾經立下誓言，不到社會主義我不結婚。在延安我拒絕過不少人，爲此還得了一個綽號‘馬其諾防線’。”
李達望着張乃一真誠地說：“如今日本鬼子已經投降，抗戰勝利了。再說，‘馬其諾防線’並不是不能攻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爆發，不就被攻下來了嗎？你現在可以考慮成家了。”張乃一被這直率的回答弄得臉“唰”一下紅了。沉默片刻，張乃一講出了心裏話：“我現在是可以考慮成家了，但我已32歲了，我要找一個實在人，可依賴的人，不會離開我的人。”李達理解地點了點頭。
第二天晚上，李達仍同往常一樣來到了張乃一住的屋子，一進門就紅着臉說：“我反覆想過了，咱們結婚吧！”張乃一猶豫着說：“我們才相識20多天，還是再增加一些瞭解吧。”李達聽到這話，急促地說：“這20多天來，我們不是天天在相互瞭解嗎？我覺得我已經很瞭解你了。你是一個很好的女同志，正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伴侶，對我的情況，你還想了解什麼？提出來，我全告訴你。”
望着李達質樸的面容，回憶相處的日子，張乃一突然感到，他正是自己要尋找的“白馬王子”，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他絕不會離她而去。張乃一終於點了點頭，有力地說：“好吧，我同意了，我們結婚吧！”
婚禮日期定在1945年12月14日，這是李達選的。當張乃一問李達選這一天的原因時，李達說：“1931年12月14日，我加入了紅軍，這一天是我從舊軍隊軍人變成紅軍戰士的日子，也是我新生的日子，有紀念意義。”
風雨相依，至真伴侶
1958年夏進行的反教條主義運動中，李達與劉伯承、蕭克等人受到了錯誤的批判。不久後，李達被扣上了“堅持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副帥”的帽子，被迫離開軍隊工作崗位。張乃一也受到牽連，被調離中央機關，任北京市女子一中黨委書記。
三年困難時期，全家生活幾乎只靠張乃一的供應度日，李達除每月工資外，其他生活供應都停止了。要知道，那是一個憑證、票，才能買到油、鹽、蛋、布的年代，他們家的生活困難可想而知。就是在政治上遭受無端打擊，生活上遇到苦難的情況下，夫妻倆不理會世態的炎涼，不在意個人榮辱，帶着孩子度過了那一段艱難的日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再次把李達、張乃一卷進了漩渦。患難識真情，也正是在這磨難中，顯現出李達、張乃一夫婦的真情。
“文革”開始後，李達遭到了批鬥和關押。被關押前，李達對張乃一說：“我可能會出事。萬一出事，孩子就交給你了。”張乃一堅強地說：“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哪怕天塌下來，我也要頂起來！”李達聽後，激動地說：“好、好，這我就放心了。”
造反派們找到張乃一，對她說：“我們要公審李達，你要和他劃清界限，交代他的罪行。不交代就別想回去！”說完，要她寫揭發李達罪行的材料。張乃一在紙上寫道：“李達是個好同志，工作中有缺點錯誤是難免的。”造反派們看後面面相覷。第二天批鬥會上，造反派再次逼張乃一交待李達的“罪行”。張乃一堅決否認李達是“三反分子”，堅決否認李達有罪。有人唸了一份材料，揭發李達參與“二月兵變”，在中南海公園佈置了許多對準中南海的火炮。憑藉對李達20多年的瞭解，張乃一相信李達絕不會做這樣的事情，她立即勇敢地反問：“你們有什麼證據？這完全是無中生有！”這句話激怒了造反派們，在打倒張乃一的口號聲中，幾個人跳上批鬥臺，對張乃一拳打腳踢。張乃一的嘴被打出了血，眼鏡被打碎了，但她毅然高昂着頭，造反派們無奈，只得宣佈散會，草草收場。
1968年4月，在康生指使下李達被投入監獄。這時的張乃一根本就不知道李達被關押在何處，除了在心裏祈禱着丈夫平安之外，也開始了“營救”丈夫的行動。三年多的時間裏，許多關於李達的小道消息，諸如李達瘋了、病了等等，都傳到張乃一的耳中，心急如焚的張乃一千方百計探聽李達的準確消息。後來張乃一想，自己熟悉的老首長、老領導不是被打倒就是靠邊站，惟有周總理能救出李達。於是她給總理寫信，一是反映李達的冤情，二是要求與李達見面。信寫好之後，張乃一又怕信到不了總理手中，於是她找到了老首長劉伯承和他的夫人汪榮華，並扼要地向劉帥彙報了李達的情況。劉伯承元帥對跟隨自己多年的老部下李達有着深厚的感情，聽到他的冤情後長嘆一口氣。聽說要給總理轉信，劉帥立即答應下來，並讓張乃一把信先念給他聽。聽完後，他說：“在介紹李達經歷的部分加上一句———長征時，李達所在的紅六團是中央紅軍的先頭部隊。”隨後，他讓夫人汪榮華在信上寫上：“總理，李達是個好同志，希望解決他的問題。即使一時不能放人，也該讓家屬見個面，不要讓他們日夜懸念。”信很快就到了周總理的手中。周總理閱信後，很快作出了批示：“結束監護，撤消立案、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由總政安排工作。”
1972年2月、3月，在有關工作人員的監督下，張乃一和李達在獄中相見了兩次。3月底，在張乃一的要求下，在沒有監督者在場的情況下，他們第三次見面。這次見面，李達知道了林彪事件，也使張乃一產生了疑問：總理已經批示釋放李達，爲什麼時間快半年了，仍未落實呢？是不是有人在從中作梗？考慮再三，張乃一又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反映情況。周總理接到信後，立即作了批示。1972年4月初，上級決定解除對李達的監護。3天后，李達被釋放出獄，歷經磨難的老兩口終於坐在了一起。當天晚上，李達望着張乃一深情地說：“爲了我，這些年你受苦了……”說着，淚水順着深陷的臉頰滾落下來。百感交集的張乃一爲李達擦去淚水說：“別那麼說，我們是風雨同舟的夫妻，如果我被平白無故地送進監獄，你也會爲我承受一切的。”話音未落，她的淚水也長串地流了下來。
一次周總理召見李達。談完工作後，周總理說：“李達同志，你知道嗎，運動中你的夫人爲你的事曾幾次與我聯繫，你的夫人很好。”
1993年7月12日，李達將軍與世長辭。極度悲傷的張乃一沒有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簡樸地辦完喪事之後，就全身心投入到編撰《李達軍事文選》的工作中。一年後，在李達逝世週年之時，張乃一把一冊凝聚李達畢生思想和她大量心血的《李達軍事文選》放在了丈夫的遺像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