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被人遗忘的第五代导演,拍出了张艺谋《秋菊》所没有的性压抑

第五代导演,崛起于80年代,用独树一帜的风格,将中国电影推向了全世界,名声显赫。

像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田壮壮。

然而,他们中间还有一部分人,长期身居幕后,默默拍摄着一部部风格迥异的影片。

周晓文,从商业到文艺,从电影到电视剧,均有涉猎。

有人曾这样形容第五代导演:

十年忧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泻千里,能不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这话放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几度成功,几度惨败,后来凭借一部文艺片被载入影史。

比起讲述那些“铁屋子”里的中国寓言,他更擅长将一个个故事讲得摇曳生姿,妩媚动人。

譬如:《最后的疯狂》、《关于爱的故事》、《疯狂的代价》、《秦颂》,以及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二嫫》。

在影片《二嫫》中,他讲述了一个倔强的、自尊的、勤劳的中国农村妇女的故事。

与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不同,在周晓文的故事里,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潜在的权威视点的拥有者,而已经成为了一个不请自来的闯入者,比《秋菊》更残酷。

本片的女主是艾丽娅。

艾丽娅是一位演技出色的女演员,她善于表现外形粗犷的女性在表演中注意对人物内心的阐释。

她所饰演的角色总是能让人过目难忘。

在八十年代演员当中,艾丽娅获得的成就也是足以让人感到欣慰的。

艾丽娅主演的第一部电影是《狼迹》,在影片中出演女主角艾丽娅。

也许是因为太喜欢这个角色,艾丽娅为此改了名字。

1994年出演电影《二嫫》获得金鸡奖华表奖成为双料影后。

男主角是刘佩琦。

1991年,张艺谋筹拍电影《秋菊打官司》,邀请刘佩琦来参演电影中的其中一个小角色。

接到戏约的刘佩琦听说要让自己演巩俐的丈夫,以为自己是男主角。

但他看了半天剧本,也没找到这个角色。他纳闷的问张艺谋:自己在哪?

张艺谋告诉他,他演的万来庆只有一场戏,被村长踢伤之后就没啥事了。

尽管戏份不多,但刘佩琦还是为了这短短的一场戏,跑去农村体验了一个月,学了一口浓郁的陕西话。

等到开拍时,他缩着袖子站在村子里,完全看不出是一位来自北京的演员。

优湛的演技也让张艺谋最后给他加了6场戏。

说回电影本身。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年轻人很难想象,80、90年代的中国社会,电视曾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过怎样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夸张地讲,它几乎是大众娱乐消遣的首选。

我清楚地记得,小学放暑假时,全村孩子挤一间屋里看《西游记》的盛况,那真的可称作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

但对某些偏远贫穷的农民来说,电视无疑是极昂贵的奢侈品。

要买得起,谈何容易?

影片伊始,是二嫫在小镇卖麻花面的吆喝声,响亮悠远。

每天早上,二嫫带着一筐做好的麻花面到集市上叫卖。、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二嫫扯着嗓子,尖锐刺耳的声音划破了纷闹的集市。

粗粝的画面,把二嫫衬托得更加固执。

每当有人光临生意,二嫫从来不讨价还价,直愣愣得卖货,几个回合后,一分钱不少地卖出去了。

倒不是二嫫有多会做生意,而是她想攒钱。

攒钱,成了她一生的奋斗目标,说到底是她生命的尊严。

从全村风光的村长夫人到家里的顶梁柱,巨大的落差让她决心要挣回曾经的尊严和荣耀。

二嫫自尊心强,她立下了一个”小目标——买到那台全县最大的画王电视。

“全县只有一台,县长都买不起。”

实际上,备受身心双重压迫的二嫫,是一个切切实实的“欲望的主体”。

在家庭中,“村长”腰不好,让长相身材姣好的二嫫只能守活寡。

比如在一天晚上,二嫫的生理欲望勃发,“村长”意识到了这一点,却翻了个身,让二嫫早点睡觉。

一身气力和火气无处发泄的二嫫只好穿起衣服,开始和面,做起了麻花面。

这里的镜头是很有意思的,画面里出现的是二嫫和面的脚。

在性文化中,向来有男性恋足的传统。

这也是导演在含蓄地暗示,此时的二嫫是一个充满欲望的主体。

电影中唯一有温度的部分就是二嫫和隔壁邻居的爱情故事。

隔离邻居“瞎子”是暴发户,属于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家中有电视,院中有卡车,城里有关系,这是那个时代成功的标志。

每次去县城,“瞎子”都开车带着她,自己挣了钱还请二嫫到高级饭店吃大餐,不仅如此,看到二嫫如此卖命攒钱买电视机,“瞎子”着实心疼不已,通过老板朋友悄悄给二嫫钱。

本以为这是一个暖人心的爱情故事,没成想,倔强的二嫫还是亲手把它结束了。

在一次结算工钱的时候,二嫫发现工钱不对劲,二嫫请“瞎子”吃了一顿大餐,并且把钱还给了他,这就是说他们之间两清了。

从此之后,二嫫没有再坐“瞎子”的卡车,而是走自己的路。

卖血,买馍。

千辛万苦的二嫫,攒够了7000块钱。

过年赶集的时节,全县只有一台,连县长都买不起的29寸大彩电,搬到了二嫫家。

影片结尾的场景,极具隐喻和讽刺意味。

“庞大”的彩电只能自窗口送入,放置在炕上。

由于多次卖血,加上长期劳累,筋疲力尽的二嫫靠着电视。

此时,她和电视一样,接受着村民们异常羡慕的观瞻膜拜。

但实际上,二嫫的眼神何其失落。

她有欲望,并且不羞于展现这种欲望。

想买电视机,就不择手段地去挣钱。

在她的家庭里,她更像是一个“男人”,“村长”更像是一个身体柔弱、满腹牢骚、颇具心机的“女人”。

《秋菊打官司》的结尾处,画面定格在秋菊面庞上,那一片茫然的神情,意味着她在巨大的震惊中陡然明了,她的固执已经永远撕裂了那份她所珍视的、其乐融融、合情入理的和谐。

于是,影片成就了蓦然回首间的一份温情、怅惘与怀念。

那么,在《二嫫》结尾处,二嫫从睡梦中醒来,疲惫而木然地望去,已不再有画面的电视机屏幕在她脸上投下了闪烁地光影。

甚至毋需了解她的固执并未为她赢得一份充实或确认。

那过程一度充实了二嫫的生活,结局却更深地抽空了她的生活和生命。

摄影机由二嫫切换为已成一片“雪花”的电视屏幕,刺耳的电子噪音充满了声带,而在一声穿过屏幕的“买麻花面”的叫卖声中结束了影片。

这是一份前瞻式的茫然。

对二嫫说来,前面仍是悠长寂寥的山村之夜,仍是无尽的日子。

导演说:我迷恋其中的循环感。


事实上,在影片《二嫫》的创作过程中,很长时间,周晓文在影片的两种可能的结局中迟疑不决。

其一,是二嫫频繁卖血,终于大病一场,以致双目失明;

其二,“村长”决定将电视挪到昔日的戏台子上,每晚卖票放映,生意颇为兴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两种选择,突出了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以悲剧或反讽的方式封闭了叙境中的历史视野;更多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无奈。

影片最终选择的结局,则在呈现了那一社会语境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为对关于那一过程的话语及表述的偏移与隐含的疑惑。

最后他哪一种都没有采用。

《二嫫》中的动物也是导演所精心设计的,电影开头瞎子家的猪生病了,然而瞎子全家似乎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反而将猪杀了卖到市场上,并分了一个猪耳朵给老村长家。

以及电影中间部分,瞎子无意开车撞到了那只驴,老乡说着“这不是钱的事,是没法干活了”可还是收下了瞎子给的五百块钱。

后来老人牵着驴又进入了这个村子,“驴”好像又变成了一个能够赚钱的东西,但是其形势已经不再是拉磨耕作了,而是靠“被撞”来赢钱。

这所有都意味着农耕时代在渐行渐远,“被现代化”是一个无法选择的命题。

二嫫也好,麻花面也好,电视机也好都是被消费的。

消费社会赋予我们一种虚假的特殊感,我们以为我们在消费消费社会,实际上消费社会才是这个拿筷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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