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追捧國學，似乎國學沒落，將引發國殤！宏揚國學，就是愛國，就能興國。一再概嘆大師遠去，古風將失，世風將日下！
果真如此？先來認識下國學。
國學大體可分爲上古，中古和近世三階段，秦以上爲上古，國學的發源階段，從流傳下來的文字資料看，最早的文學作品是《詩經》，《詩經》是國學思想的啓蒙，胡適歸納了一下詩經，按思想分爲了幾類：一是憂時派，如《節南山》、《正月》、《黍離》等；二是厭世派，如《苕之華》、《隰有萇楚》等；三是樂天安命派，《北門》、《衡門》等；四是縱慾自恣派，有《蟋蟀》、《少有框》等；五是憤世派，有《北山》、《碩鼠》等。現在看來都是消極的！但是，等情緒發泄完了，還得收拾殘顏繼續過日子，於是老子和孔子繼承和發揚。
上古到了老子和孔子，中華的思潮就已定型。老子是自然派，否定一切文明，要“絕智棄聖”，“無慾無求”，徹底的無政府主義，提倡“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政治哲學，用現在的眼光看極其反動的！孔子是理想派，倡導人文主義，急於把消極的社會人生扭轉成君臣父子的家國等級秩序社會。春秋未，老子和孔子就當仁不讓的成了國學的領軍人物！
戰國的華夏是戰亂的時期，當時的社會，既沒按老子的哲學走，也未按孔子的設計定型，當時的諸侯自然不把天子當回事，當時的文人自然也不把孔老當回事，於是興起了諸子百家，有墨、法、名、詭辯學家等羣雄爭霸。
秦漢一統天下，政治上九九歸一，思想上便也罷黜百家，於是儒家便成了正統，成了當仁不讓的國學。從漢至北宋，便爲中古，以儒學爲正統，當然道家也時隱時現，爲最大的在野黨，加上外傳的佛教，三家成了當時思想的主流，儘管儒學仍尊孔教，卻又經過了大大的改良，道家也不是原原本本的老子學說，佛教也不是原始的印度佛教，並且三家都在融匯貫通，甚至形成以道爲骨、佛爲筋、儒爲肉的新“國標”。
宋明理學又爲華夏思想的主流，宋明理學都以一部小書《大學》爲理論依據，《大學》據說並非孔子所著，是《禮記》中的一篇小文，是一篇講方法論的文章，講“格物致知”，南宋的朱程講“格物”是格物究理，即研究一事一物的理，待窮盡天下的事理之後，便得“道”了，邏輯上似乎用了歸納法，把所有萬事萬物都研究透了，自然就到了最後的光明頂，世界彷彿一個金字塔，研究的人從下一級一級往上爬，到達頂點便無上至尊！這是那個時候的哲學認知，也是孔子“一以貫之”的解釋，似乎都認爲世界有一條終極真理，萬事萬物都遵從此理，而要認識這個終極真理，只有老老實實一物一物去“格”，朱熹、程顥程頤兄弟對此是深信不疑的。
可是明朝的王陽明是個極認真的人，他老老實實按朱程的方法去“格物”，卻怎麼也不能“致知”。要知道王陽明也算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以他的聰明都領會不了的道理，如果不是這個道理本身有問題就是方法上出了問題！王陽明先不懷疑是道理有問題，他懷疑是走錯了方向，於是他反覆研究《大學》這篇小文章，文章極短，僅一千七百字，以王陽明的咀嚼能力，斷然不難消化，前提是沒有受到朱程先入爲主的影響。於是王陽明徹底改變了方法，不用唯物主義的思想，而是改用了唯心主義思想，認爲“格物”是“格其不正”，即去除歪心斜念，就可“正心”，而心即理，理無需外求，自存於心，“致良知”便成了王陽明心學要旨，王陽明也便成了新時期國學的代言人。
說到這裏，國學也便有了個大概的瞭解。接下來要談談國學到底爲我們帶來了什麼好處？宏揚它的終極意義又是什麼？
當然，空談亂扯是說明不了問題，必須要有比較。
拿什麼來比較呢？不能是內部的比較，而需要引用外部的參考。我們知道，中古時期，華夏文明是領先的，特別是盛唐，包括北宋，中國卻是世界領先的，領先的因素當然很多，但國學的功勞自然也是極其巨大的。但到了明清，領先的中國卻漸漸落後於世界，特別是落後於歐美。如果領先的功勞有國學的份，那麼，落後的根由，國學只怕也難逃其咎。那就看看彼此都做了什麼，導致此消彼長。
看看中國的思想精英和西歐的思想精英在同一時期都幹了什麼？胡適做了個比較年表。
顧炎武出生（1613）時，伽利略做成了望遠鏡，天文學起了大意化，科普勒發現了行星運行時刻表，哈維（在1628）發表了他的血液運行大作；法國人笛卡爾於1637年創立座標系後，成功創立了解析幾何。閻若璩開始做《尚書》考證之前十一年，托里拆利做了空氣壓力實驗，帕斯卡測定液體壓力。波耳宣佈了他的新化學實驗結果，顧炎武寫成他的《音學五書》（1667）之前一年，牛頓發明了微積分，費馬隨後建立了定積分方法……原來我們到本科爲止的所學不過是人家三四百年前的知識。
可以說西歐正是通過文藝復興，破了神學，立了科學；而同時的中國仍在琢磨着國學，並試圖通過去僞存真來宏揚國學。西方把人的從中古“神”的統治中解放出來，中方的精英正試圖證明聖人的偉大，或者說讓自己成爲新的聖人……
據此，胡適進一步總結出後果：西方精英運用的都是自然的材料，產生了一種全新的新科學和一個新世界。中國的精英運用的是書本、文字、文獻證據，產生了科學的書本學問，訓詁、考證讓國人認識了一個相對真實的國學，算是把家底算清了，只是家裏的財富並沒有一絲一毫的增加。
這大概是整理國故和經營國事的區別。國故研究得再透徹，帳算得再明白，國民依然很窮，這算是智慧的內耗。
也許西方沒有五千年燦爛的文化可資傲嬌，卻有足夠的底氣用下三爛的手段把你打趴。這不僅僅是面子的榮光，而是生存的需求。管子說：“倉廩足，才能知禮節。”身體都沒有了，還要面子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