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丁堡城堡上，有一枚面向海面的大炮，這是建於1860年的“一點鐘炮”。聽講解員說到1860年這個時間，還有用於中午對時的典故，心裏被某種無法言說的滋味擊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簽訂了《天津條約》，汕頭作爲十個通商口岸，於1860年開埠。這是一段每每說到潮海關都會提及的歷史，而另一個與潮海關相關的俗語則是“鐘樓一響，午炮齊鳴”。這兩段早已倒背如流，在許多文章中都讀過寫過的歷史片段，就這樣無法言說地呈現在我的面前，在我開始英國之行的第一週。
在牛津大學的自然歷史博物館裏，一個緊挨一個的玻璃櫥窗，展示着來自世界各地的物件。看着並不貴重，卻琳琅滿目。有一個櫥窗裏擺滿了各式的單梔或多梔船，我仔細尋找着是否有紅頭船的模樣。誰知竟在最靠近我的那艘船上，看到了swatow這個熟悉的單詞，上面還寫着1884。不知道swatow這個詞用到什麼時候，但是這根據“汕頭”的潮汕話發音而來的拼寫，總讓我覺得這單詞本身就帶有久遠的氣息，彷彿來自那個屬於紅頭船和汕頭埠的年代。而它，1884年，真真切切地來自那個年代，那也是先輩乘船出海討生計的年代。相隔一百多年，從swatow到oxford，我們就以這種無法言說的形式相遇在了2019年的牛津，在我開始英國之行的第二週。
在這個萬里之外的陌生國度，兩件來自19世紀的物件，短短兩週我的心已兩度被觸動。這種觸動，是源於在萬里之外遇見了故鄉，遇見我無數次從書本上讀到，卻從未得以謀面的故鄉歷史上濃墨重彩的年代。彼時，我不禁期待，在未來的一年，遇見更多的觸動，亦或感動，亦或其它任何紛繁複雜的情感與領悟。
在遠方遇見故鄉，總在不經意間，總在意料之外。
在志奮領獎學金的華威大學見面會上，遇見一個泰國姑娘，一見便覺倍感親切。閒聊中，我忍不住講起紅頭船的故事，告訴她在我的家鄉，先輩乘船出海謀生，其中就有許多人遷居泰國。她問我家鄉是哪裏，我說汕頭，又用汕頭話說了一遍，她一臉茫然。我說，潮州，她想了想，過兩秒鐘恍然大悟，用極其純正的潮州音說出了“潮州”兩個字。她又問我，會講“潮州話”嗎。“潮州話”三個字從她口中說出，是潮州人特有的輕柔強調，令我都覺得有些慚愧。
雖然她只說了簡單的兩個單詞，但卻是極其純正的潮州音。想起母親早年遷居新加坡的舅母，老人家已年過九旬，可每次電話、視頻，那與我們不甚相同的潮州話，帶着潮州和那個年代的特有音色。這就是“鄉音未改鬢毛衰”的真正含義吧。這個泰國姑娘雖然不是潮州人，但是我想她的身邊一定有許多的潮州人。他們中也一定有許多人的先輩是和母親的舅母一樣“鄉音未改鬢毛衰”，也許還有許多人的先輩是在更早更早之前乘坐紅頭船到了暹羅——就像我多年前讀過的那本《針路圖》裏的故事一樣。
從牛津大學印有Swatow的漁船模型，到一見如故的泰國姑娘，我不時感到惆悵，想起紅頭船的辛酸，和我們今天乘坐飛機出國留學的輕而易舉。一條水布一籃甜粿下南洋，那是先輩爲了討生計而不得以的背井離鄉。今天的我們雖也獨自遠離家鄉，即使夜晚下課風吹着雨打落在外套上，我們畢竟可以在課間買一杯咖啡一塊蛋糕取悅自己，夜晚的風再冷也有暖氣盈盈的宿舍在等着我們回來，心裏再孤單委屈也有好友在微信上三言兩語的關心，功課再繁重也有未來可期。
我想，這就是今日的我們在遠方遇見故鄉，在遠方思考紅頭船所承載的道不清說不明的情感與囑託時，不止要有感動更要感恩的原因。我想，這也是我們在遠方獨自面對困難或挫折時，不止要負重前行更要擡頭微笑的原因——如此，纔不負自詡“紅頭船”三個字。
當我在寒冷的12月，從英國往南三小時飛行之後，第二次落地非洲大陸，看着大街小巷怒放的三角梅，歐洲的同學滿臉詫異驚羨，我卻恍惚感到莫名的熟悉。原來，同樣的北迴歸線上，相似的街景，相似的海邊日出日落，遠方的遠方，我竟遇見了故鄉。
是夜，鄉音入夢，在這個未曾遇到鄉音的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