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求贤若渴；宽宏大度；
知人善用；犹过武侯。
在封建社会，凡有霸王之志的英雄，如果没有一批忠实而智勇双全的人才，那么在群雄逐鹿的竞争中就必然失败。把聚揽人才，扩充自己实力，看作是决定竞争胜败的直接因素，在这一点上，曹操诚属富有清醒头脑的政治家、军事家。据史载，曹操曾三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在公元二一０年春天发布《求贤令》中，他指出：“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在公元二一四年冬他又发布《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指出“有才能的人虽然有短处，但依然要予以重用”的思想。公元二一七年他还发布了《举贤勿拘品行令》，公开提出了要选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做官。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唯才是举，打破了东汉末年以封建道德、家世出身（即“经明行修”）为仕进标准的传统，这对封建道德观念也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其目的就在于打破士族门第的限制，大力进用寒人，从各阶层提拔人才。这样就抑制了士族地主的特权，而扩大了非士族地主阶层的势力。其结果就使得天下英雄豪杰无不趋之若鹜，形成了以曹操这个英雄人杰为核心的人才群落：文有荀 、荀攸、郭嘉、程昱、武有典韦、许褚、徐晃、张辽等等。其帐下始终谋士如云，战将如林，这为他在争霸天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如晋人王沈在《魏书》中评论曹操说：“知人善察，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中，他们后来都立下了不少战功，被列为名将；其余从下层选拔人才，登为州牧郡守的，不可胜数。”
凡是有大作为的人都有大的度量，干成大事业者必有大的胸怀，千古风流，无不如此。曹操当然也不例外，例如不计私仇收张绣：当日皖城之战，张绣率军杀死了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和爱将典韦，曹操自己也被流矢所中险些丧命。后来张绣听从贾诩劝告投靠了曹操。曹操热烈欢迎他到来，不仅未报杀子之仇，而且还同其结成儿女亲家，并拜他为扬武将军。张绣十分感动，在后来的作战中为曹操统一北方建立了汗马功劳。
又如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缴获了一批袁绍的书信，其中有不少是许昌和曹军中人士暗中与袁绍往来的信件。有人建议要严加追查，曹操不同意：“那时袁绍很强大，我都不能自保，何况他人。”他当众烧掉全部信件，解除了有关人员的疑惧。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克制感情，不计私仇”（陈寿语）的宽阔胸怀，他的官渡焚书，不但安定了人心，防止了人才损失，而且使写信者愈加佩服曹操的威德，效忠曹操。这样，一批被免去追查的人才所激励出的新能量，要比原来大得多，况且自古燕赵多智士，曹操烧密书赢得了礼贤下士的美名，必然会引起河北人士的向往，而后来“士长于略者，相踵而至”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此外，可以看出曹操的举动丝毫没有两面派的痕迹。他得到密信后，一眼未看就下信全部烧毁，并对写信人作了具体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可见没有伙后算帐，待“狡兔死”再“猎犬烹”的打算，充分体现出政治家的博大胸怀。由此想到，一个领导者如果心胸狭窄、鼠目寸光，为一点区区小事就不能容人而打内战；发现部下有一点与自己不一致的地方就使出一套整人的权术，其结果必然忘记战略目标，做出许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种鸡肠小肚之人是不能成就大事的。
从真实史料来看，作为军事统帅的曹操在辨才用人方面，可以说高出孔明之上。每一次作战，不论是守关还是夺寨，曹操一般能够做到择人任势，调度得当。这就非常有利于争取主动，夺得胜利，其中，张辽、李典、乐进三将军守合淝，就是曹操知人善任的典型一例。
公元一二五年，曹操征讨汉中的张鲁，孙权乘机率领十万大军攻下皖城，直逼合淝。而张辽、李典、乐进由于平时“皆素不睦”，在破敌决策上意见不一，在此危急时刻，曹操使人送来一密帖，内书：“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勿得与战。”（《三国志－张辽传》）由此才引出了三将军同心协力守合淝，张辽威震逍遥津这场雄壮的战争活剧。
按理说曹操饱读兵书，应深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用兵思想，但由于他对这三位将军的作战能力、用兵特点及性格修养都了如指掌，所以已预料到合淝前线三将无法统一认识，形势危难，于是一封密帖送到，问题便迎刃而解了。结果也正如曹操所料。阅过密帖后，张辽坚决执行曹操以攻为守的指令，要亲自出击，决一死战，表现出宽广的胸怀，豪迈的气概。李典起初沉默后被张辽的行为所感动，表示愿听指挥，放弃私怨。而乐进本来是个模棱两可的角色，他对张辽、李典都不敢得罪，并有点怯战的思想。由于张辽的积极主动，使三人变成了一个团结对敌的整体。可既然三位将军“素皆不睦”，那么当初曹操为何还留他们三人一块守合淝呢？对此，后人孙盛解释道：“夫兵，诡道也。至于合淝之守，悬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众者必贪惰；我以致命之师击贪惰之卒，其势必胜。”可见，张、李、乐三人虽不和，但他们的性格可以互相补充，一旦团结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最佳的指挥结构。这正反映了曹操知人善任，择人任势的能力，也体现了曹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能力。
是啊！曹操的求贤若渴、宽宏大度、知人善用充分体现了他诚心爱才、惜才、重才而又讲究选才、用才、育才的待才之道。在这点上，他确实要比诸葛亮高明。孔明在用人选才方面最大不足，首先表现在他识别、选拔人才上存在着偏见。他用人总是“察之密、待之严，要求人皆完人。然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对于一些确有特长，又有缺点的人往往“加意收录，而固不任之”。例如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长于奇谋的人才，却总抓住其“不肯下人”的缺点，始终用而不信，甚至疑其有反心；又如对于刘封这员勇将，却认为他“刚猛难制”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除之；再如马谡原是一位既有所长（在开发西南时，他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建议就颇有战略眼光），也有所短的人才，而孔明对其先是用之不当，失街亭后又挥泪将其斩首。正因为孔明这种求全责备的用人选才思想，使得在有生之年其未能培养出一名能继承自己事业的接班人。宋代著名文学家苏洵曾在一篇《管仲论》中说到：“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因为是他向齐恒公推荐了管仲）；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都是乱臣贼子）；而曰管仲（他生前没有除掉上述乱臣，没有及早向齐恒人推荐得力可靠的接班人）”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举贤荐能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由此我们可以说，西蜀的覆灭与诸葛亮生前在培养、使用人才方面的失误有着直接联系。其次，孔明生前出将入相，内政军戎“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必亲理”，不仅自己被弄得“食少事烦”，忙得吐血，而且这种包办代替的做法，也影响了接班人的锻炼成长，不利于他们经风雨，见世面，这些做法都使得武侯治蜀时西蜀的人才寥若晨星，日渐凋零；而至曹魏向西蜀发动全面进攻时，仅剩下姜维一人东遮西挡，无力回天了。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仅矣。故蒋琬死，费祎刺，而蜀汉无人。”（《读通鉴论》）
有比较才有鉴别，与诸葛亮的“求全责备”思想不同的是，曹操深知“大用者不务细行”的道理，始终是“用能人而不用完人”，对一些确有特长，又有棱角的雄才，往往驾驭得法，处之有当，这“要用能人而不用完人”的思想与我们当今的人才管理方法不谋而合，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此外，曹操还放手使用年轻人，将他们委以重任。正是曹操这样推心以待智谋之士，所以他当权时，身边聚集着荀 、郭嘉、荀攸、贾诩、程昱等一个人才群体；他死后，后代尊循他的用人制度，又出现了司马懿、陈群、邓艾、钟会、羊祜等一群深藏韬略的智囊人物。为此，王夫之曾评价说：“魏足智谋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亦如曹操自己所言：“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则无所不可。”历史再一次证明了他的预言。正是曹操的爱才用才，使其无往不胜，真是“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