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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了家，一大家人还像过去一样，住在同一个大院里，只是吃饭分成了两摊。自从分家后，我再也没有去天井后院玩过。两家人表面上客客气气的，但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尤其是农忙时节，两家人往往为了在水泥面的院子里晾晒麦子、玉米、高粱和各种豆子往往闹得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两家人关系开始缓和，源于一个小生命的到来。
这个小家伙就是我的堂弟，小叔的第一个孩子。他于农历冬月初三降生在我们这个大院里。他响亮的啼哭声打破了大院沉闷的气氛。两家人因为他的到来，开始互相说话了。
堂弟出生后，祖母肩上的担子变得更重。祖母天生性子慢，之前的一日三餐已经让她应接不暇，再加上现在还要洗尿布、抱孩子和烧炕，她经常忙得提起裤子找不到腰。小叔眼里没有家务活，祖母指望不上他。在月子里，小婶子因为不能按时吃上饭，经常大声数落祖母。母亲实在看不过去，就主动把给小婶子做饭的活揽了过来。我们都抱怨母亲没事给自己寻事。她并不生气，笑着对我们说：祖母年纪大了，婶子年纪轻，过去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计较了。
母亲的付出，在七个月之后得到了回报。这时候，粉嘟嘟的堂弟开始牙牙学语。令我们惊讶的是，他最先学会的竟然是叫大大（陕西方言，伯母的意思）。这可乐坏了母亲，她逢人就会主动说起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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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父亲醉汹汹地回到家，说话颠三倒四，脾气大得吓人。母亲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是不说原因，只是一个劲儿唉声叹气。大姐告诉母亲，父亲今天去范叔家了。母亲更加纳闷，往常去了老范家，回来都是眉开眼笑的，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第二天早上，父亲告诉母亲他昨晚去老范家喝酒了。母亲不动声色地说，大女子已经告诉她了。她昨晚去红英家玩，在红英家碰上了回娘家的惠莲。惠莲说，你在她们家和她爸在喝酒。父亲神色一紧，随即慢悠悠地说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喝酒。”母亲追问原因，父亲又切换到他平时的少言寡语的状态。
母亲不死心，找来大姐问惠莲当时还说了啥。大姐说，惠莲昨天下午基本上没有怎么说话，大部分时间都是听她和红英说话。惠莲走得比她早，随后红英偷偷地告诉她说，惠莲已经在娘家住了一段时间了。听邻居们说，惠莲可能正在和她老汉（陕西方言，丈夫的意思）闹离婚。母亲听得一头雾水，便不再细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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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后，大姐没有考上高中。农忙的时候，她就帮着家里干干农活。农闲的时候，她就和闺蜜红英一起出去打点临工，很多时候就是在饭店里做服务员。今年大姐刚满十九岁，在老家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她不想像别的同龄女孩一样等着嫁人，她的梦想是做个音乐教师。读初中的时候，她经常会在班级和学校活动中独唱，嗓音高亢甜美，能让现场安静得只有她一个人的歌声在回荡。初中的教她音乐课的杨老师也多次建议她学习声乐，就吃唱歌这碗饭。碍于当时父亲还在狱中，学声乐也要额外花钱，她只好把自己的想法深深地埋在心里。二叔此次回家探亲，给她的心头再次燃起了希望。
二叔这回探亲不是一个人回来，还带着我们大家从未见过的二婶子。她个子很高，皮肤白皙，身材微胖，说话的时候脸上总是挂着让人感到舒服的笑容。二叔告诉我们，二婶是个幼儿园老师，弹得一手好钢琴。听到这里，大姐急忙问二婶，能否教她弹钢琴。二婶笑了笑说，老家没有钢琴没法教。看到大姐失望的表情，母亲说让她给大家唱首歌。大姐没有任何扭捏，深情并茂地给大家唱了一首《黄土高坡》。听完她的演唱，二婶一连说了三声唱得好。她转过头问二叔：“老公，你看能不能把她招到你们部队的文工团？”二叔没有立即点头答应，笑着对大姐说他可以回头问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