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文化皆有孝敬父母的倫理基礎。人類文化對父母的孝敬與上帝命令兒女孝敬父母有何分別？從本質上來說，上帝的誡命是從這位創造人的聖潔上帝直接頒佈，而人的法律卻是犯罪的人在混亂中，爲維持社會秩序所用的一種工具。法律是罪人理性的產品，而上帝的律法卻沒有罪的成分。聖潔的上帝是創造者、永恆者與真理的本體，所頒佈的律法並沒有罪惡的成分。世上的法律制定者，有時爲了方便統治百姓，爲一己之私制定法律，而上帝頒佈給人的律法卻不是如此，特別第五誡到第十誡完全是爲了人的益處，建立社會平衡的人際關係而賜下。
一，孔子的忠恕之道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對孝道的看法有何不同？孔子的學生問他：“老師，哪句話能使我們終身受用呢？” 這個答案就是“忠恕之道”—— 在下位者對在上位者要盡忠，在上位者對在下位者要恕，忠恕二字便構成中國社會最基本的倫理原則。孔子把人的關係分成五種 —— 君臣、父子、夫妻、昆仲、朋友，要求下對上要忠、上對下要恕，忠恕之道在每個時代、每個地區、每個階層都用得上。
二，《聖經》的愛順之道
《聖經》的“愛順之道”—— 上對下要愛，下對上要順，“愛順”兩個字有更深入的感情與更人性化的表達，丈夫要愛妻子，妻子要順從丈夫；父母要愛兒女，兒女要順從父母；君王要愛百姓，百姓要順從政府。《聖經》的孝道比孔子談得更深入、更人性。既然《聖經》的孝道較儒家更加卓越，重視孝道的中國人爲什麼排斥基督教呢？中國人普遍認爲基督教違背孝道。中國史家多反對基督教，中國讀書人常受史家先人爲主的偏見影響，認定基督教有違中國文化。以訛傳訛的看法已深入中國民間。
事實上，真正違背中國文化的不是基督教，而是佛教。佛教勸人出家，人沒了後代才真的是違背中國的孝道。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儒家認爲兒女最大的不孝，就是沒有生子立後，若要孝敬父母，一定要結婚生子。中國人視佛教親中國文化，視基督教反中國文化，對待兩種外來宗教的態度截然不同，完全是出於主觀的曲解。而不是根據事實。
三，中國的祭祖與孝道
中國人的孝道觀深受孔子影響，並將孔子的孝道觀奉爲圭臬。孔子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父母在世時，子女要盡責供養他們；父母死的時候，子女要按禮節埋葬，並接禮節祭祀他們。“祭之以禮”便成爲中國人敬拜祖先的基礎，中國人因此認爲基督教不拜祖宗就是違反孝道。
祭祖將歸給上帝的敬拜給了人，基督徒不將祖先當作上帝敬拜，故不祭祖。祖先與父母生養後代，後代應當尊敬與孝順但不應當敬拜他們。孔子（551一479 B.C）身處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多有人背離真道，殺害自己的父母，或做其他爲非作歹之事，社會動亂不安，孔子故而再次言明孝道的重要。
周朝是中國歷史裏年代最長的朝代，西周（1046一771 B，C）與東周（770一256 B，C）前後一共八百多年的歷史。有典故歌頌周文王時天下大治：“文王之初，天下誦而歌舞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百姓以禮相待。周文王（姬昌，1152一1056 B，C，）帶給孔子很深的影響。
孔子教化中國人時，沒有親手寫過一本書，不認爲自己有教導做人道理的資格。孔子收了七十二個弟子，三千門生，謙虛地說自己不過是“信而好古”，認爲自己不過是把古人的智慧教導給當時代的人而已。古人傳下來許多偉大的智慧，而“人心不古”這句成語倒是形容那些不吸取古人智慧的人。中國古代賢明的皇帝敬天法祖、孝敬父母、愛護百姓，自覺百姓是天交付他統治的對象，要聽天意行天命才能國泰民安。
古代皇帝續統是禪讓之治，選賢任能，不是傳於子孫。但夏禹過世前傳子不傳賢，禪讓制度到夏禹即止，中國君主世襲制度於此開始。
從未喫過苦的皇室子孫繼任皇位，將享受視爲理所當然的情形，讓我們想到第一代用胼手胝足奮鬥得來的家財寵壞兒女的情形。生在豪門卻未曾親自奮鬥的人，因爲沒有喫過苦，想要什麼就胡作非爲，非得到不可。帝王之家也是如此，百姓的生殺大權全操之皇帝手裏，導致國家走向滅亡之途，夏朝因此敗亡。改由商朝興起；之後，商朝被滅，改換周朝興起。每朝代轟動地崛起，悽慘的敗落，起初爲國爲民高瞻遠矚的心志，卻因唯我獨尊的獨裁暴政而消亡。
有些朝代幾十年就敗亡，有些卻可能維持數百年，正像周朝國祚綿延八百多年。周朝之後緊接春秋戰國時代，孔子因生於春秋亂世，非常羨慕嚮往古人的智慧，認爲若將古人的智慧化作現代倫理，首當重視孝敬父母。後世卻絕對化孔子孝敬父母的教訓。讓父母取代上帝接受敬拜的地位，將孝道等同祭祖，以這種錯誤的標準評判基督教，認爲基督教不祭祖就是不愛父母，顛倒耶穌所說愛上帝過於愛父母的命令：“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太10：37），要人愛上帝過於愛父母。
耶穌回答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觀看那周圍坐着的人，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
《馬可福音》3章33一35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