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文化皆有孝敬父母的伦理基础。人类文化对父母的孝敬与上帝命令儿女孝敬父母有何分别？从本质上来说，上帝的诫命是从这位创造人的圣洁上帝直接颁布，而人的法律却是犯罪的人在混乱中，为维持社会秩序所用的一种工具。法律是罪人理性的产品，而上帝的律法却没有罪的成分。圣洁的上帝是创造者、永恒者与真理的本体，所颁布的律法并没有罪恶的成分。世上的法律制定者，有时为了方便统治百姓，为一己之私制定法律，而上帝颁布给人的律法却不是如此，特别第五诫到第十诫完全是为了人的益处，建立社会平衡的人际关系而赐下。
一，孔子的忠恕之道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孝道的看法有何不同？孔子的学生问他：“老师，哪句话能使我们终身受用呢？” 这个答案就是“忠恕之道”—— 在下位者对在上位者要尽忠，在上位者对在下位者要恕，忠恕二字便构成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孔子把人的关系分成五种 —— 君臣、父子、夫妻、昆仲、朋友，要求下对上要忠、上对下要恕，忠恕之道在每个时代、每个地区、每个阶层都用得上。
二，《圣经》的爱顺之道
《圣经》的“爱顺之道”—— 上对下要爱，下对上要顺，“爱顺”两个字有更深入的感情与更人性化的表达，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从丈夫；父母要爱儿女，儿女要顺从父母；君王要爱百姓，百姓要顺从政府。《圣经》的孝道比孔子谈得更深入、更人性。既然《圣经》的孝道较儒家更加卓越，重视孝道的中国人为什么排斥基督教呢？中国人普遍认为基督教违背孝道。中国史家多反对基督教，中国读书人常受史家先人为主的偏见影响，认定基督教有违中国文化。以讹传讹的看法已深入中国民间。
事实上，真正违背中国文化的不是基督教，而是佛教。佛教劝人出家，人没了后代才真的是违背中国的孝道。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儒家认为儿女最大的不孝，就是没有生子立后，若要孝敬父母，一定要结婚生子。中国人视佛教亲中国文化，视基督教反中国文化，对待两种外来宗教的态度截然不同，完全是出于主观的曲解。而不是根据事实。
三，中国的祭祖与孝道
中国人的孝道观深受孔子影响，并将孔子的孝道观奉为圭臬。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父母在世时，子女要尽责供养他们；父母死的时候，子女要按礼节埋葬，并接礼节祭祀他们。“祭之以礼”便成为中国人敬拜祖先的基础，中国人因此认为基督教不拜祖宗就是违反孝道。
祭祖将归给上帝的敬拜给了人，基督徒不将祖先当作上帝敬拜，故不祭祖。祖先与父母生养后代，后代应当尊敬与孝顺但不应当敬拜他们。孔子（551一479 B.C）身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多有人背离真道，杀害自己的父母，或做其他为非作歹之事，社会动乱不安，孔子故而再次言明孝道的重要。
周朝是中国历史里年代最长的朝代，西周（1046一771 B，C）与东周（770一256 B，C）前后一共八百多年的历史。有典故歌颂周文王时天下大治：“文王之初，天下诵而歌舞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百姓以礼相待。周文王（姬昌，1152一1056 B，C，）带给孔子很深的影响。
孔子教化中国人时，没有亲手写过一本书，不认为自己有教导做人道理的资格。孔子收了七十二个弟子，三千门生，谦虚地说自己不过是“信而好古”，认为自己不过是把古人的智慧教导给当时代的人而已。古人传下来许多伟大的智慧，而“人心不古”这句成语倒是形容那些不吸取古人智慧的人。中国古代贤明的皇帝敬天法祖、孝敬父母、爱护百姓，自觉百姓是天交付他统治的对象，要听天意行天命才能国泰民安。
古代皇帝续统是禅让之治，选贤任能，不是传于子孙。但夏禹过世前传子不传贤，禅让制度到夏禹即止，中国君主世袭制度于此开始。
从未吃过苦的皇室子孙继任皇位，将享受视为理所当然的情形，让我们想到第一代用胼手胝足奋斗得来的家财宠坏儿女的情形。生在豪门却未曾亲自奋斗的人，因为没有吃过苦，想要什么就胡作非为，非得到不可。帝王之家也是如此，百姓的生杀大权全操之皇帝手里，导致国家走向灭亡之途，夏朝因此败亡。改由商朝兴起；之后，商朝被灭，改换周朝兴起。每朝代轰动地崛起，凄惨的败落，起初为国为民高瞻远瞩的心志，却因唯我独尊的独裁暴政而消亡。
有些朝代几十年就败亡，有些却可能维持数百年，正像周朝国祚绵延八百多年。周朝之后紧接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因生于春秋乱世，非常羡慕向往古人的智慧，认为若将古人的智慧化作现代伦理，首当重视孝敬父母。后世却绝对化孔子孝敬父母的教训。让父母取代上帝接受敬拜的地位，将孝道等同祭祖，以这种错误的标准评判基督教，认为基督教不祭祖就是不爱父母，颠倒耶稣所说爱上帝过于爱父母的命令：“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太10：37），要人爱上帝过于爱父母。
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马可福音》3章33一35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