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法國傳教士拆除天津的崇禧觀，原地建了一座天主教堂，隨後網羅天津的地痞惡霸，給教堂做一些不能見人的事。
第二年夏天，一場瘟疫在天津蔓延開來，無數人在瘟疫中死去，教堂收養的孤兒也多數患病而死。
修女和信徒把死去的孤兒葬在郊外，因爲棺材不夠，很多人都暴屍荒野。
正好當時發了數起兒童失蹤案件，人們不禁把案件和郊外死童聯繫起來，認爲天主教堂就是一切災難的幕後元兇，頓時羣情激憤，天津出現一股反天主教的聲音。
事情鬧得越來越大，雙方都想要個說法。
三口通商大臣完顏崇厚，和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約定，讓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帶着嫌犯武蘭珍去教堂，把兒童失蹤案件和教堂的關係說清楚。
雙方聽完武蘭珍的供認，才發現兒童失蹤案和天主教堂沒關係。
但是已經晚了。
天津人民和法國傳教士，在教堂外爆發大規模武力衝突，法國領事豐大業在回去的路上，遇到正在做羣衆工作的知縣劉傑，便以爲劉傑在煽動鬧事。
豐大業隨即向劉傑開槍，不過他的槍法不準，沒有打死劉傑，只打傷劉傑的一名隨從。
洋人在中國槍擊知縣，天津人民更加憤怒了，衝上去打死豐大業，然後衝進教堂殺死10名修女、2名神父、30多名信徒、以及數名法國領事館人員和僑民，最後放火燒了天主教堂和法國領事館。
這就是清末著名的“天津教案。”
教案發生之後，法英美俄等7國向朝廷抗議，並且調集軍艦到大沽口武力威脅，而清朝派出曾國藩做代表，商議解決天津教案的善後問題。
曾國藩能怎麼辦呢，總不能和法國開戰吧。
最終的交涉結果是低頭認慫，曾國藩處死8名鬧事首領人物，充軍流放25人，把張光藻和劉傑發配黑龍江，賠償法國損失50萬兩白銀，並且讓崇厚爲代表去法國道歉。
“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出來，曾國藩被罵的狗血淋頭，事實上他自己心裏都過不去，感覺一輩子的名譽都毀了。
心勁沒了，曾國藩第二年也去世了。
現在重看“天津教案”，我們的重點不是喪權辱國之類的話，而是可以發現個問題，最早自1870年起，外國宗教已經侵佔中國基層了。
天津教案就是標誌性事件。
外國宗教侵佔中國基層，一般有幾個套路：
在城鄉建立教堂，做爲方圓幾十裏的活動據點，以治病、讀書和賜福爲名，吸引中國底層人民爲信徒，發展宗教勢力。
然後在附近買地，僱傭中國農民耕種，用經濟利益綁架農民，讓他們成爲教堂勢力的一部分。
當教堂壯大到一定程度，便可以自成一股基層勢力，和中國政府分庭抗禮。
曾國藩給朝廷上書：
“凡教衆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亦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爭鬥，平民恆屈，教民恆勝。”
尤其是“天津教案”之後，基本沒人敢招惹教堂，於是底層人民爲了尋求庇護，對參加教堂活動非常積極。
而沒有入教的人，爲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只能結社自保。
兩條基層治理結構在中國展開，下一次大規模衝突，便是義和團運動，進一步引起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辛丑條約》簽訂以後，外國宗教勢力進入大發展時期。
到20年代初期，中國新教教會已經有8868所教堂，覆蓋1713個縣中的1457個，信徒近60萬。
1949年增長到80萬，其中70%的信徒在農村，40%是文盲。
天主教在中國有20個大教區，旗下有129個小教區，信徒從民國初年的100萬，發展到新中國成立前的330萬人，主教大多是外國人，可以和教皇庇護十二世溝通。
外國費盡心血傳教，當然不是做慈善，而是想利用中國動盪的機會，把中國改造成基督國家。
神學教授趙紫宸就說了：
基督教改造中國，就要學習佛教走基層滲透的路線，除了做慈善事業，還得深入家庭、農村、工廠等地方，發展教育醫療事業，逐漸使中國文化基督化。
這些本來是政府的工作，如果教會做了，不就在某種程度上替代政府了麼？
在那個列強侵略中國的年代，宗教，成爲軍隊和經濟之外的另一種武器。
而且宗教和外國的聯繫非常深。
教會運作的資金，起碼一半以上來自國外匯款，接受了外國的資金，必然要聽外國的命令。
所以在1949年國府敗退之前，梵蒂岡駐華公使黎培理，代表教廷命令中國天主教徒，不得參加共產黨，不能閱讀共產主義的書籍。
330萬天主教徒直接聽外國命令，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外國宗教在中國發展的同時，中國野生宗教也在茁壯成長。
流傳了幾百年的白蓮教、聞香教、大刀會、紅槍會、一貫道等等，趁亂世宣傳入道保平安，甚至以“坐江山”爲口號招攬信徒。
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全國有300多種野生宗教，信徒多達1300萬人。其中勢力最大的是“一貫道”，每個省城都有壇口，信徒將近百萬。
徐皓峯撰文、李仲軒口述的《逝去的武林》，裏面有個形意拳大師薛顛，此人就是一貫道的山西瓢把子。
這些野生宗教，就是臭名昭著的“會道門。”
總之在新中國成立的關口上，除了一些老根據地以外，很多地方的基層管理非常混亂，往往是國家政府之外，還有幾個宗教組成的隱型政府。
但是很快，國內外宗教迎來死亡倒計時。
二、
1950年12月，北京市政府發出通告，宣佈取締一貫道，隨後兩個月逮捕反動道首381人，槍斃42人，清退道衆近18萬。
不過抗美援朝戰爭已經爆發，國家必須全力以赴支援戰爭，雖然整頓各行業的動作沒停，但力度已經小很多了。
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戰爭結束，正好土地改革也完成的差不多了，國家終於騰出手來，重點收拾氾濫的宗教勢力。
同年，國家發起“取締反動會道門”的運動，對那些爲非作歹、騙錢騙色的野生宗教，一經發現立即逮捕，首腦人物審判後判刑，普通羣衆納入基層政府管理。
形意拳大師薛顛，就在這次運動中被擊斃，下場和《霸王別姬》裏的袁四爺似的，直接拉出去斃了，但基本沒什麼同情者。
到60年代初期，300多種延續幾百年的反動會道門，基本被黨和人民政府滅了，給中國留下一片朗朗乾坤。
只有零星的巫婆神漢煙鬼，大隱隱於市，擠在人羣裏苟且偷生，他們要是不說自己會算卦，你還以爲就是個普通大媽呢。
這些零散的人，在隨後的大革命中也被揪出來，戴高帽遊街批判，再也翻不起水花來。
而且在打擊反動會道門的同時，佛教、道教、舊知識分子也遭到慘重打擊，失去超然的社會地位，被黨和政府管理起來。
其實從根本上來說，國家做這些事的目的有兩個：
一是剷除體制外的山頭，確保沒有挑戰國家機器的力量，只有這樣，社會主義政權才穩，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事實上在取締一貫道的時候，民警搜到了準備登基的龍袍......都50年代了還有人想做皇帝，可見反動會道門簡直蠢到家了。
二是國家和宗教爭奪人口，要是人民都不想工作，每天跑去跳大神，豈不是削弱了國家的動員力？
所以新中國不可能和民國一樣，允許國內有信徒千萬的會道門存在，如果他們動不動就起來鬧事，還建設哪門子社會主義？
這也是《商君書》裏弱民的精髓之一。
在打擊國內野生宗教的時候，國家對基督教確定了“三自原則”，也就是自治、自養、自傳。
1954年召開的第一屆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正式成立了“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並且解釋了什麼是三自：
自治是讓基督教中國化，聽黨和政府的指導，而不是國外教會在中國的分支機構，稍有風吹草動就想搞破壞。
自養是中國基督教的經濟獨立自主，不能拿國外教會的錢，給國外教會辦事。
自傳更好理解，對《聖經》的解讀要原汁原味，不能傳播經過外國篡改的、對中國不利的宗教條文，比如人類是亞當夏娃創造的、白種人最高貴之類的話。
可以說，新中國對野生宗教的態度是堅決打擊，對儒釋道和基督則是允許信仰自由，但必須以愛國爲前提。
至此，歷代王朝想禁卻禁不了的各種宗教，被新中國關進籠子裏，讓它們知道什麼叫社會主義的鐵拳。
三、
經過前三十年的運動，不僅體制內的軍政山頭都被削平，體制外的地富反壞右、農村宗族、宗教勢力和舊社會殘餘，也被鏟的一乾二淨。
於是，新中國幾乎成了一張白紙。
既然舊勢力都清理掉了，那麼填補社會權力的，便是黨和政府機構。儒釋道、會道門和基督對人民的思想佔領沒有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這也是前三十年動員力爆棚的根源。
因爲在每個領域、每個行業、每個地方、每個人，新中國都實現了大一統。
我們之前說過，一張白紙的中國可以輕裝上陣，向四個現代化狂奔，不用和民國、印度一樣，受到舊勢力的牽扯。
但是反過來說，一旦國家的支柱鬆動，很容易出現沒有備胎的尷尬。
進入八十年代，國家對宗教放松管制，那些剿滅多年的會道門和基督教，準備捲土重來。
而且我們都知道，自八十年代起，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國人拋棄了。
於是尷尬就出現了：
在魚龍混雜的舊社會，國外傳來的基督教發展緩慢，是因爲中國有儒釋道做信仰，這可是流傳幾千年的正統宗教，四億中國人沒理由不相信。
哪怕退而求其次，還有300多種野生宗教可以選擇，比如一貫道、白蓮教什麼的，裏面也有很多中國同胞。
再不行的話，還有土地爺、山神、土大仙之類的。
總之是市場競爭激烈，有幾百種精神產品，可以滿足老百姓的精神需求，基督教是什麼，外國和尚會念經啊？
但是新中國的鏟山頭運動，把國內的宗教都剷掉了，用毛澤東思想滿足人民的精神需求，進入八十年代以後，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被拋棄，人們驚訝的發現：
出現迷茫需要撫慰的時候，竟然找不到一種值得相信的精神產品。
也就是說，中國的精神領域出現權力真空了。
就在這個時候，基督和會道門捲土重來，和第一批下海喫螃蟹的人一樣，紛紛跑馬圈地，搶佔藍海市場，直接造成了宗教在中國的野蠻生長。
搶到最大市場的是基督教。
我們現在說到基督教，一般說的是新教，這是天主教的2.0版本。
2018年發佈的《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裏，詳細羅列了宗教信仰人數，其中基督教信徒3800萬，天主教信徒600萬，伊斯蘭教信徒2000萬。
天主教和基督教加起來共4400萬人，這還是統計在冊的，如果加上沒有統計到的野生教徒，有學者估計人數過億。
這就奇了怪了。
新中國成立以前，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總共400萬，按照人口翻三倍的比例來算，兩教信徒1200萬差不多了，怎麼可能相差十倍、人數過億呢？
仔細想想，其實也正常。
民國年間宗教市場競爭激烈，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吸引力不大，這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是國內運動的時候，和尚道士和大仙們，被人民羣衆拉出去遊街，狼狽不堪的樣子顯露無疑。
人們羣衆馬上就明白了，這些大師們平時裝神弄鬼，原來如此不堪？
也就是說，宗教的神性被打掉了。
類似於你的小夥伴突然發達了，你卻很難發自內心的崇拜他，也不覺得他是個很牛逼的人。
因爲你見過他光屁股撒尿的沙雕樣子，知道他並沒有包裝的高大上。
這是中國進入現代化非常關鍵的一步，那些舊社會的殘渣，再也不能出來裝神弄鬼了，就算勉強爲之，效果也大幅下滑。
但是距離產生美啊。
重新從外國進來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神性依然在身，再說了，歐美髮達國家都信耶穌，貧窮落後的中國人爲什麼不信？
而且天主教需要教堂做場所，基督教不需要，有一張嘴一本書就能去傳教了，和蒲公英似的，到哪裏都能落地生根。
有些農民隨便學幾天，搞明白基本流程之後，就自封爲傳道人，跑去開宗立派了。
可以說在八、九十年代的思想混亂時期，基督教幾乎成了唯一的精神產品，這也是基督教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
簡單粗暴，纔是精神文化產品的第一生產力。
基督教搶灘登陸的同時，國內的各路神仙也在拉人頭。
比如土大仙。
山西前些年有個“九歲紅”，號稱九歲夢見仙人指點，掐指一算，就能知道人的前世今生，並且可以請仙人幫忙，保佑人們健康平安。
我小時候聽說這個人，很不以爲然，後來才知道，這個土大仙的信徒遍佈半個山西，逢年過節去拜訪她的能擠破門，一般人根本輪不上，隨便說兩句就打發了，而且費用死貴。
比如邪教。
在很多內陸地區，基督教沒有傳播過去，有些出門見識過基督教的人，就把偶然得到的《聖經》和中國野生宗教勾兌起來，改造成一種四不像的東西。
這種非主流宗教，往往會神話創始人，把他說成法力無邊的牛逼人物，然後再以拯救世界或者耶穌佛祖的名義，到處招搖撞騙。
2005年，四川閬中剿滅一個邪教，查出來有教徒幾千人，堂口62處，而且教徒必須把年收入的10%上繳。
山西晉城的某個邪教組織，甚至建立了十夫長—百夫長—千夫長的單線聯繫體系，組織隱蔽嚴密，破獲之後，發現已經和境外反華勢力聯繫上了。
類似的組織在全國各地特別多，每個都是小號洪秀全。
此外還有氣功。
那時候練氣功是熱門運動，錢學森都給氣功背書，於是全國人民開始練氣功，公園裏的老太太甚至頭頂鋁鍋，說是能接收到磁場信號，有益身體健康。
我小時候見過一個大爺，無兒無女在煤礦管倉庫，每天半夜不睡覺練羅漢背山、觀音坐蓮之類的動作。
結果早早就去世了，認識的人都說累死的......
四、
我們前文說的都是宏觀層面，但是不能解釋一個問題：人們到底爲什麼信教？
其實主要是治病。
之前有兩個學者到安徽無爲縣調研，想弄明白爲什麼基督教能在無爲縣傳播。
他們給基督教徒發了100份調研問卷，結果發現，求主治病的佔52%，家庭遭遇不幸的佔13%，尋求精神寄託的佔7%。
在信徒成分方面，女性佔71%，51歲以上的佔60%，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佔86%，大專學歷以上的只有4%。
可見基督教信徒基本是沒文化的患病老年婦女。
窺一斑而見全豹，安徽無爲縣是這個樣子，那麼河北也差不多，從新聞裏的照片來看，去教堂做禮拜的以老年婦女爲主。
這個成分構成，倒是和民國時期差不多。
其實宗教騙不了有文化、社會地位高的人，除了蔣委員長和梁武帝以外，你很難見到哪個達官顯貴，是信仰虔誠的宗教徒。
因爲他們明白，人生遇到任何困難，完全可以想辦法解決，不必求助於虛無的神鬼。
歷史也證明，信仰虔誠的蔣委員長和梁武帝，最後都丟了江山。
你自己解決不了的困難，神鬼也麼的辦法啊。
但是對於沒文化的老年婦女來說，遇到任何困難，她都沒有解決的辦法。比如生病，沒錢就是沒錢，絕症就是絕症，有什麼辦法？
比如家庭遭遇不幸，因爲社會地位比較低，也就沒什麼人來安慰她，更沒有參加社會活動的機會，憋的難受怎麼辦？
如果有個傳道人告訴她，去教堂能認識很多姐妹，或者主能給你治病，恐怕她們很難不動心。
於是她們便成爲基督徒。
此外，人是社會羣體動物，每個人都有精神寄託的需要。
年輕人想着談戀愛、做事業賺錢、讀書求學等等，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所有心思都撲在這上面了，哪有心思想其他事情。
老年人就不一樣了，如果沒有一些終生堅持的愛好，退休以後沒事幹，真的很容易空虛，於是宗教活動給他們提供了業餘愛好。
這部分人是永遠存在的，一點辦法都沒有。
五、
前幾天河北疫情爆發，各種線索都指向宗教活動，可以說宗教在中國已經氾濫成災了，尤其是沒有國家認證的野生宗教，人數恐怕更嚇人。
大家關心的是，如何應對氾濫的宗教。
我有幾個想法，給大家參考一下。
短期肯定是防止基層黨組織空心化，被宗教搶走人口損害戰鬥力，甚至成爲體制外的山頭。
但是長期來說，還有一些更應該做的事：
其一是全國人民都能接受的思想體系，填補儒家和毛澤東思想留下的真空，如果沒有這個思想體系的話，除了不能應對歐美的“民主自由”價值觀，也不能應對宗教的傳播，更不利於國內統一思想。
畢竟宣傳輿論的陣地，我們不去佔領，別人就來佔領。
權力討厭真空，思想也討厭真空。
其二是繼續普及醫療資源，雖然現階段的中國醫療已經很好了，尤其是疫情期間的表現，放在全世界都相當驚豔。
但是在邊遠貧困地區，很多人還是看不起病，其實他們不需要包治百病的醫院，只要能解決日常醫療問題就可以了。
但凡有價格便宜的醫療資源，她們也不至於跑去求主治病。只要能把醫療資源普及到貧困地區，宗教信徒起碼少一半。
其三是城市化。那個儒家的自然農村已經回不去了，流傳千年的道德傳統也煙消雲散，導致農村破敗，沒辦法對抗宗教勢力的侵擾。
而這也是幾十年來宗教成長的沃土。
既然以前的農村回不去了，那就得持續不斷的城市化，讓破敗的農村成爲城市的根基，只有如此，城市的福利和社會活動，才能下沉到農村。
有了福利和社會活動，那些精神空虛、家庭遭遇不幸的老年人，才能轉移注意力，而不是加入宗教尋求安慰。
至於剩下的小部分信教人羣，大可不必管他們，宗教在人類社會存在幾千年，自然有存在的合理性。
做爲一種精神信仰，什麼時候都不缺信徒。
我們要保護中國弱勢羣體，打擊不受監管的野生宗教和邪教，而不是和一種精神信仰爲敵。
我們畢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