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 ·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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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數據實戰派
人物介紹：
羅傑·科恩伯格（Roger Kornberg），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主席，斯坦福大學溫澤醫學教授。因對“真核生物轉錄的分子基礎”的研究，獲得2006年諾貝爾化學獎。
羅傑•科恩伯格分享觀點 圖｜WLF獨家
作爲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的主席，羅傑·科恩伯格堅信着，科學在未來可以拯救人類。而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也正秉持着倡導基礎科學、支持下一代科學家的願景，推進全世界範圍內的科學事業。本次演講中，羅傑重點圍繞基礎科學和年輕科學家培養話題，以與新冠病毒息息相關的醫學案例展開分享，得出通用結論，指導各個科學領域。
羅傑首先以僅有100年左右歷史的現代醫學爲切入點。相較於物理、化學等幾個世紀以來的愈發明瞭的探索，醫學領域在科學發展中其實經歷過長時間的迷茫——從前，人類疾病被歸因於體液的不平衡，其治療方法是放血和強效瀉藥，這樣令人難以置信的論斷，與如今象徵着人類智慧前沿的現代醫學似乎有着雲泥之別。
羅傑明確指出：“如果說20世紀是物理學的時代，那麼21世紀就是生物學的時代，尤其是人類生物學。”這並不是貶低物理學研究的連續性和重要性，恰恰相反，學科間的界限其實正在消失。
羅傑參加WLF科學態度大師講堂 圖｜WLF獨家
“如果我問你們，上世紀醫學的重大進步是什麼？”
跟隨羅傑的講述，我們回顧了一份“成就清單”：用於診斷和治療的X光、很大程度上根除了細菌疾病的抗生素、用於早期發現癌症和其他疾病的非侵入性成像、作爲大多數新藥基礎的基因工程等等。而在這些醫學進步背後的共同點其實是：它們均是爲了求知而得到的偶然發現，在一開始並未帶着任何應用的目的，也沒有考慮過某一種具體的疾病。過去的經驗與直覺恰恰相反：要解決一個醫學難題，不要直接研究它，而是追求對自然的好奇，那麼其餘的東西就會隨之而至，基礎研究纔是這一切的關鍵。
接下來，羅傑詳細地討論了以上案例對科學研究的指導意義——X光是由荷蘭一位紡織商的獨子威廉·倫琴（Wilhelm Röntgen）發現的。18歲時，他因拒絕舉報同學畫了一幅老師的諷刺漫畫而被學校永久開除，但他仍然堅持從事學術工作。1895年，倫琴在維爾茨堡大學擔任物理學教授時，正在研究陰極射線管中的放電效應。他偶然注意到實驗室附近的熒光屏上有微弱的光，但此時陰極射線管是被黑色硬紙板完全覆蓋的，基於此，他將陰極射線管發出的輻射成爲X光。沒過多久，在倫琴偶然將材料置於射線管前以測試其阻擋光線能力時，他在熒光屏上看到了自己手的骨架。一兩年後，X光應用於醫學；1901年，倫琴被授予首個諾貝爾物理學獎。
羅傑（右二）仔細確認活動流程 圖｜WLF獨家
類似的，青黴素首次出現在科學界的視野範圍內，也是基於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一位細菌學教授，在偶然驗證中得出的結論。而在弗萊明第一篇描述青黴素的論文成果問世時，他從未對其醫療用途抱有任何希望。整整十年後，霍華德·弗洛裏（Howard Florey）和恩斯特·錢恩（Ernst Chain）纔開始在牛津大學的實驗室裏研究溶菌酶及其細菌細胞壁。二人的發現歷程在重溫弗萊明關於青黴素的論文後，才逐漸明朗起來，他們很快發現了青黴素在醫學上的巨大潛力，最終促成了包括大學、政府機構、基金會和製藥公司在內的數十個機構的合作，最後消滅了細菌疾病。正如我們所知，弗萊明、弗洛裏和錢恩共同獲得了1945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最後一個，可能也是最了不起的一個例子，源自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生活和工作。所有人都知道愛因斯坦和他的相對論、量子理論，但鮮爲人知的是，這些純推理的成果，其實與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息息相關。相對論其實也是我們手機中使用的全球定位系統（GPS）的基礎。在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後不久，英國數學家保羅·狄拉克（Paul Dirac）將其應用至量子力學的新興領域，這使得狄拉克預測了反物質的存在，而這一發現促成了數年後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的發展——即：正子掃描，一種重要的非侵入性成像方法。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圖｜newscientist
這些案例並不是孤立的，它們恰恰說明了羅傑在此前提到的一般規律：要解決難題，不要直接攻克它，而是追求對自然的好奇，解決辦法自然會出現。而羅傑也再次強調：鑽研基礎研究。三個豐富的故事和案例不僅聚焦於基礎研究的關鍵作用，也闡明瞭科學發現的過程：科學成果總是由那些自由探索和追隨科學之路的人來完成，發現是進步的動力，是通向未來的橋樑。而發現的本質是無法被計劃的，它們來源於無目標的研究，來自意外的收穫。羅傑總結到：“能夠導向偉大成果的唯一途徑是：有才能的人無拘無束地追求者知識本身。”
羅傑（左）抵達論壇現場 圖｜WLF獨家
雖然長達幾個世紀的科研經驗證明了羅傑的觀點，但這一重要事實常常被渴望更多、更直接利益的人士所遺忘，這也是基礎科學在發展中所遇到的困境。現實情況常常使人恐懼：比如開發抗癌療法的製藥公司，其實經常被迫在兩種藥物間做出選擇，而這一衡量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選擇背後，往往是股東投出了盈利的一票。以美國爲例，羅傑指出，美國癌症研究的年度預算只有50億美元，不到軟飲料年度支出的10%。相較於有着明確研究方向和初步證據支持的研究內容，這些一開始不知道能夠得到什麼發現的基礎研究，不會得到資源的偏愛。
那麼在羅傑所描述的美國體系中，發現如何產生？答案是冒險。科學家們將現有研究項目資金的一部分用於試驗新想法，成則有望得到進一步的支持，而失敗可能會使得科學家甚至無法繼續先前的研究。
羅傑（左）參加第三節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 圖｜WLF獨家
越是如此，羅傑越強調，發現的本質就是未知，不能被計劃和安排所抹殺，它們不應該經由評估後被排到末位。面對諸如此類並不罕見的現象，政府的作用尤爲重要，解決這一困境，需要的是爲人類福祉有着長遠考慮的政府。各國都應該建立起合理的知識框架和投資框架，吸引國內外的重要人才，形成一個僱傭年輕科學家的市場。這不僅僅是爲了留住青年才俊的才能，也是爲了鼓勵他們從事科學研究——選擇科學事業，代表了巨大的犧牲和對科學的熱愛，更應該得到重視。年輕人的思想裏，總是踊躍着對科學進步來說，最重要的發現。
最後，羅傑進一步表明基礎研究之於人類的重要性——基礎研究還有更重要的目的，探索欲和求知慾本就是人類本性的一部分。它是物種進化的重要因素，激勵着我們去探索更遙遠的月球和宇宙空間，而對人類內部空間的探索同樣宏大而艱鉅，這就是人類精神的最好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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