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1期

    以下文章我讀了兩遍,感覺非常受益,至此春節期間,把這篇文章發來這裏跟大家共享,也希望通過讀這篇文章,讓大家對於中西方文化科學,能有不同的見解和學習!這對於中國中醫以及健康養生能夠有所改善。

      中醫的人文標準探祕中醫藥前天07:37·《中醫藥文化》雜誌社官方賬號中國哲學史學會中醫哲學專業委員會已經成立了十年。

      探究中醫哲學,或者說中醫的哲學環境、背景、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中醫是一種技藝,更是一種整體的文化。《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講到:“方技者,皆生生之具也。”其所收集的典籍和內容,都是關於醫療、養生方面的,包括醫經、經方、神仙、房中這幾個方面,都是關於如何來維持生命,保養生命,提升生命的著作,所以稱其爲“生生之具”。既有生生之具,就有生生之道,或者生生之理。“生生之具”同樣也是源於王官之學,與中國文化是合爲一體的。具體到中醫,應是中國文化整個理念的一個具體的實踐。中醫走到今天這樣一個狀態,人們存在很多疑問,也看到很多弊病,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脫離了整個中國文化的根。圖爲《漢書·藝文志》中國文化最大的特質和特點就在於其人文精神和人文特性,注重以人爲本,從人這個角度去觀察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儘管重視人的主體性,獨立性,能動性,但不是把人跟物隔離起來看問題,更不是說離開了人的問題,單純去研究物的問題。其研究物的問題,總是跟人聯繫在一起。現在我們的整個文化,其實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形態,一種就是統治了人類的科技文化,另一個就是人文文化。可以說,我們已經被科技文化整個牽着鼻子走了,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人文思考,並常常把人化解成爲物。一旦用科技文化的理念、理論去分析中醫,就把中醫的根本精神瓦解了。所以現在要振興中醫,復興中醫,還要從中國的文化來入手。我常常跟人們講到,現在人們的腦子裏有一個習慣性的思維,碰到問題開口就問,你這個說法有科學依據嗎?幾乎沒有人會問,你這個說法合乎人文根據嗎?或者合乎人文精神嗎?比如說人有了病,很多治療是把他看作一堆肉來治療,而不是把他看作一個人來治療,只是解決他物的層面的問題。人是一個高級的物質和精神結合在一起的生命體,不能簡單的把他看成一個肉體生命,也不能把他當做一個簡單的物。那麼,中醫究竟是建立在一種什麼樣的理論上面的醫學?這個問題需要首先從中醫這個“中”字說起。這幾年,我一直在呼籲,是不是能夠把中醫這個稱呼改回去,改到上個世紀30年代時候的“國醫”,用本國的醫學這個概念完全與外國的醫學分開,而中醫的“中”是有特殊含義的。一個說法是“上醫治國,中醫治人,下醫治病”的“中”,另一個就是《漢書·藝文志》裏講的“有病不治,常得中醫”的“中”。第三個是清代的錢大昭在註釋《漢書·藝文志》這句話的時候講的“今吳人猶雲:不服藥爲中醫”。因此,中醫是一個固有的名詞,其含義是治人,是有病不治,是不服藥。在這些概念裏面涉及到“中”這個字。“中”是什麼?“中”是中國文化裏一個核心的概念,或者是一個根本的概念。張三丰講過一句話,他說:“夫道,中而已矣”。這個道不是道家的道,而是中國整個思想的靈魂核心,最高的形而上的那個道。講道其實就是一箇中。儒曰致中,《中庸》講“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道曰守中,《老子》講“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佛曰空中,《佛經》裏面有龍樹菩薩寫的《中論》講“衆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爲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所以說從中國文化的道這個層面來講,就是一個“中”字。後來清代的黃元吉著有《樂育堂語錄》,也講“聖人之道,中庸而已。中庸之道,順其自然而已”。中的思想,在《中庸》裏面,在《論語》裏面,孔子反覆地講“中庸之爲德,至矣”。中庸作爲一種德行是最高的,而“民鮮久矣”。按照這樣一箇中的道理,中庸實際上也就是用中,反過來講,要把握這個中。從《尚書》裏面可以看到,堯傳給舜四個字“允執厥中”。舜傳給禹成了16個字,叫做“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後來儒家把這作爲16字心傳,代代相傳,核心就是“允執厥中”。很多典籍裏面也可以看到這句話:“扣其兩端,而用其中”。因此,“中”在中國的文化裏是國家的根本。由此要講中醫的這個“中”,不能夠把它變成僅僅跟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醫學區分開來的這麼一個最簡單的意義。“中”是一箇中國文化中的最高的哲學概念和哲學命題。中裏面,有兩端。以中來用,統一兩端,是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呢?要執其兩端,而用其中,這就是一個整體的觀念。這樣一種理念,怎麼得出來的,這又涉及到另一個大問題,就是中國的哲學理念,或者文化,是在什麼樣的一種思維方式上構建起來的?現在意義上的科學概念,是一種用理性來分析,用邏輯來推演,用實證來總結,通過量的分析,來達到質的定性。科學的基礎是理性、邏輯,給人可靠可信的認識。而對於用直觀,直覺認識到的東西,人們總是把他看作是落後的,甚至於以“不科學”爲由否定掉。總是把理性和直觀對立起來,這是一個大問題。中國文化的主要方面是以直觀爲基礎的。過去很少說這個問題,理性是一種智慧,直觀是不是也是一種智慧?是不是也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法和途徑呢?過去都用理性來否定直觀,否定直覺,總是認爲用直覺所認識的世界,是不清晰的,或者說沒有所謂的理論根據,這是一種否定的態度。當下對中醫的很多指責,比如缺乏量化的統計,缺乏清晰的定位,缺乏普遍的適用性,等等,也是緣於上述的否定。總希望理出一個條理,可以用理論去說明,用量化去證明,卻不知道用這樣的方法去講中醫,就把中醫的根本精神瓦解掉了。中醫不是建立在一種理性的基礎之上,不用迴避這個問題,在思維中總是把理性和直觀對立起來,纔會有這個問題。其實直觀裏面也有理性的成分,理性裏面也有直觀的成分。用理性邏輯的方法做分析,首先就要通過歸納,然後再來演繹,而歸納的過程就是許許多多實踐的過程,其中也包括許許多多直覺和直觀的成分。直觀裏面也有一種理性的成分,必須要提升到理性,但是這種理性跟那種邏輯的理性不一樣,這是一種整體的把握,要去領悟其中的道理,獲得體悟或者覺悟。佛教講覺和悟,不是用語言能表達的。中國有句老話,叫做下學上達。下學人倫日用,上達天道性命。也有這麼一句話,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有心悟。不是言傳的東西,字面上好像明白了,可沒有把握住他的精神,就因爲這不是用語言可以表達的。語言可以告訴你這個怎麼樣做,那個怎麼樣做,至於爲什麼這樣做,那樣做,其中的道理是說不清楚的,需要每個人去體悟,這屬於悟的範圍。過去受到實證科學的所謂理性的影響,不太重視悟,甚至懷疑,其實體悟是非常重要的。所謂心領神會,不可言傳,只可意會,這在日常生活中,例子太多了。爲什麼中國文化反覆強調得意?得意忘言,得意忘象。中國的藝術作品,都在追求這個意境。宋代的歐陽修講:“古畫畫意不畫形”。去欣賞這幅畫,也是要得其意,而不是得其形,不是停留在形上。蘇軾也講:“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以像不像來討論畫,簡直就跟兒童一樣。一個成人,不會去討論這幅畫的外形,要討論裏面所體現出來的意。而對意的領悟與文化背景、生活經歷有關,有高低參差不同,沒有一個標準的統一答案,情人眼裏纔出西施,不同之間並不排斥。可是人們現在習慣於標準化、規範化,它們是人爲設定的,不是“中”的精神,不符合順其自然的精神。中庸之道,順其自然而已。自然是千差萬別的,沒有標準來設定。世界上沒有一片完完全全相同的樹葉,就是這樣。“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可是現在都要用人爲的標準來規定。我老是說,我們人啊,要爲感覺活着,不要爲數據活着,其實就是這個道理。我看到身邊的人,醫療檢查數據出來以後,活不了幾個月就死的人太多了。數據沒出來的時候,他活蹦亂跳的,數據出來了以後就完了。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有了標準化的數據,就要趕緊解決數據的問題,要降壓,降糖,但這樣並不能使症狀根本消失,因爲沒有根本消除病因。標準化很容易導致把症狀當病因和病根。中醫在某種程度上是根據感覺,跟着感覺走。現在自然科學的發展也證明,通過直覺認識到的世界,不能夠簡單的否定。應該反省這個問題。我經常推薦大家看美國現代物理學家卡普拉寫的一本書《物理學之道》,副標題就是近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祕主義。在這本書裏面,他就反省了,西方近現代科學的發展,片面注重理性的認識,認爲只有理性認識和理性邏輯纔是唯一正確的。現代物理學則發現世界是一個整體性的,世界中的每一個部分都是不可分離的,而且每一個部分都不是截然對立的,而只是相對的,甚至於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連物質和能量也都是相對的。每個事物裏面包含了所有其他的事物,其他的事物也都在一個整個的世界裏面。卡普拉認爲,東方神祕主義就是通過直觀、直覺、體悟這樣的方式,來認識整體性的世界。好像是說不出道理,或者說不明白道理,但是又描述了現下世界的實在景象。它就是這個樣子,爲什麼是這樣,好像並沒有說出來。可是現在常常講,科學的精神就是要打破砂鍋問到底。我說有許多砂鍋是打不破的,你也是問不倒的。再偉大的科學家,都會讓他的孫子問倒。當他跟他的孫子講這個東西,講這個道理的時候,孫子就會不斷的問爲什麼?問到最後他就回答不出來。先有蛋,還是先有雞?最簡單的一個問題,就問倒了大科學家,哪個科學家都回答不出來。所以並不一定非要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認識現下的這個樣子。我們看到,現下的雞是由蛋孵出來的,蛋又是由雞生下來的,這就行了,沒有必要再去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莊子》裏面就曾經講到:“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看也看不見,摸也摸不到的,可以存而不論,不去問,也不去說。所謂六合就是宇宙,東南西北上下,就是六合。《莊子》又說:“六合之內,論而不議”。看得見,摸得着的,可以說,可是究竟是什麼原因,可以不去討論。雞是由蛋孵出來的,蛋是由雞生下來的,知道這個現象就行了,不一定要問個先後。真不知道的時候,可以憑感覺。卡普拉講的東方神祕主義,包括道家、禪宗等中國的文化,還有印度的印度教、佛教等,這些在他的書裏面作爲專章來論述。在論述裏面,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叫做直覺智慧。直覺也是一種智慧,不是說只有理性纔是智慧。我們都知道,哲學是什麼?哲學就是智慧學。康德寫過《純粹理性批判》,說明哲學也不是純理性的。根據卡普拉的說法,認識世界有兩條並行的道路,一條是理性,一條是直覺。一條是理性的,分析的,邏輯的,量化的道路,也有一條道路是通過直觀的,直覺的,體悟的方式去認識世界。他根據物理學發展的歷程,最後看到物理學也需要直覺才能夠認識到,整體的、關聯的、動態的世界,是一個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的世界,任何的定性都只是相對的對一個現象的定性。他發現,在這東方的神祕主義傳統裏面,早就都提出來了。確實也是。就拿佛教的核心理念“緣起論”來講,緣起就是佛教的一個宇宙觀,任何事物都不是由神來創造的,而是因緣的際會,各種因素,各種條件,集聚在了一起,就產生了這樣一個事物。因此事物跟事物之間是不可分離的,離開了你,就沒有我,離開了我就沒有他,離開了他就沒有你。《佛經》裏講緣起用四句話概括,很清晰。“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什麼叫“緣起”?這四句話是很簡單的概括。這也說明了整個世界是一個整體,誰也離不開誰。也正因爲如此,佛教纔有“同體大悲,無緣大慈”的說法。慈悲是全體生命都是一起的。佛教提出這樣一個宇宙觀,跟今天講到的整個世界是一個整體的世界,生態文明要講生態倫理,其實是相通的。中國的道家,或者道教,更強調萬物一體。道德這兩個字,現在多在倫理這個概念上來運用,所以經常說倫理道德,或者道德倫理。最初道家用道德這兩個字的概念,原指世界是一個整體,萬物都有各自的特點,各自的本性。最終道德這兩個字怎麼來詮釋?“道者路也,天地萬物所共由也。”道就是天地萬物從之而來的,天地萬物都是從道出來的,都要走這條路,天地萬物都一樣,所以是共同的,整體的。什麼叫德?“德者得也,(道德的德,就是得到的得。)天地萬物所各具也”。所以德就是各個事物的本性。現在講德行,德行就是個性,就是每個事物的個性。所以道德這兩個字,講的就是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並在每個事物中間體現出來,每個事物各自有各自的個性。在佛教裏面又講了一個概念,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即多,多即一。一就是整個的、所有的一切,多和一切就是萬事萬物。一離不開萬事萬物,離開萬事萬物講不了統一體。反過來說,萬物也離不開一。“即”是“不離”的意思,整體不離部分,部分也不離整體,就是這麼一個理念。卡普拉是現代物理學的大家,他研究到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以後,看到了世界的這樣一種面貌,再聯繫到東方的神祕主義,覺得兩個走到一起去了。後來還有一位美國的心理學家肯·威爾伯,寫了一本書叫《事事本無礙》,或者翻譯爲《本無疆界》,也認爲一切事物都不是分開的,對立的,而是相互關聯,沒有障礙的。他對於佛教所講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推崇備至。他把這個理念運用到心理治療上面來,認爲以往西方的心理學,包括弗洛伊德、弗洛姆這些人,都是“人本心理學”,是站在人的立場來看待人們心理問題的產生。他提出來一個概念叫“一本心理學”,是說人不能夠跟萬物分開來看,人本來就是萬物中的一員。如果人自我孤立起來,跟他人和萬物用一條線隔開,而把萬物又分成好的和壞的,只追求好的,去掉壞的。那麼,好、壞怎麼分?沒有好就沒有壞,沒有壞也就沒有好。把生死也對立起來。可是沒有生,哪來死,沒有死,哪來生?總是要把萬事萬物,給分個清清楚楚,於是就成了人的心理的極大的毛病。如果把人看作是萬物中間的一分子,那這些障礙,自然而然會消失。他提出“分界不等於界限”這個概念,分界只是一個標誌而已,和界限不一樣。他講了一個例子,很值得借鑑。他說,當我們看到一條海岸線的時候,就一下子蹦出這樣的念頭,認爲這條海岸線把海洋和陸地隔開了,很少會想,這條海岸線把海洋和陸地連接起來了。兩種看法完全不一樣,一是看到分割,一是看到連接,看到了連接,海洋跟陸地就不再是對立關係。其實西方現代科學的發展,已經早就突破了經典實證科學。研究科學、科學史、科學哲學的學者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叫做複雜性科學,其中沒有明顯設置各種各樣的界限,各種各樣的分別和對立。其實中國思想也認爲世界上沒有截然對立的事物,而恰恰是相反相成的,這個觀念在中國古代早就提出來了。到了漢代,中國的醫學思想也已經達到了基本成熟的程度,醫學模式也基本定型,《黃帝內經》就是明證。另外還有《淮南子》、《文子》,以及更早的秦代的《呂氏春秋》,也可佐證。董仲舒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裏邊,明確提出了這樣一個概念,就是“凡物必有合”,只要是一個事物一定有合,兩個相反的方面合在一起,纔可以成爲一個物,所以有前必有後,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內必有外,有陰必有陽,一切事物都是這樣,沒有一個事物只有前沒有後。任何一個事物都是對立統一的,這是一個辯證的思維方法。過去叫做所謂的樸素辯證法,這是與科學的辯證法對比而論的,科學的辯證法就是科學的,樸素的辯證法就是模糊的和落後的,是值不得注意的。但不要忘了,其實有時候感覺是最準確的。董仲舒的說法也有源頭。有人經常講到《周易》,其實我覺得這個源頭在老子。以前總是說中國人沒有科學思想,沒有科學理論。比如說出現了一個所謂的李約瑟問題。李約瑟研究中國科技史,看到中國的科技在16世紀之前是絕對世界領先的,到18世紀也可以說很多技術還是領先的。他就很奇怪,這麼先進的技術,怎麼沒有科學理論?所以他就提出了中國文化爲什麼缺乏科學理論這麼一個問題。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僞命題,因爲他所謂的科學是一種理性分析的科學,通過直覺感悟的東西不能叫科學。其實中國有科學,這種科學也符合事實,但不是用理性的分析得出來的,而是通過直觀的,直覺的,通過實踐體悟出來的。不用繁瑣的理論去說明,而是用直覺去感受,用眼睛去看,耳朵去聽,鼻子去聞,身體去感受,也同樣可以。用很簡單的語言,就把一個事實描述出來,而這個事實,每個人都可以看到,不一定有很高的理論修養。董仲舒曾經舉個例子講一年四季的陰陽消長。他說冬至觀察到的是白天最短,黑夜最長。白天是陽,黑夜是陰,這說明冬至這一天,是陰長到了最高點,陽降到了最低點,所看到的現象就是一年中間這一天,白天最短,黑夜最長。不用其他理論來解釋,直接親眼看到的,親自感受到的。物極必反,於是冬至之後,陽一天天往上漲,陰一天天往下降,所觀察到的現象就是白天一天天的變長,黑夜一天天的縮短。到了春分,陰陽平衡,白天黑夜一樣長。春分過了以後,陽還是往上長,陰還是往下降,陰降到不能再降,陽長到不能再長,就到了夏至這一天,白天最長,黑夜最短。夏至以後,又物極必反,陰又往上長,陽又往下消,消長到了平衡,到了秋分。秋分以後,陽繼續往下降,陰繼續往上長,回到冬至就完成一個循環。冬至是直接觀察到的,不是用理論推出來的,這就叫直覺的智慧。卡普拉說,中國人的語言看似模糊,其實是最簡便的語言。把事物運動變化的情況描述出來,雖然很簡單,很模糊,但是方向不會錯。其他很多精確的、清晰的說法,可能走着走着就出了偏差。他非常明確的講,人類認識世界,有兩條並行的道路,一條是理性的,邏輯的道路,一條是直覺、直觀的道路。這兩條道路並行不悖,同樣有效,同樣正確。現在需要改變這樣一種認識,不要認爲,只有理性的纔是可靠的、科學的,直觀的、直覺的就不科學。這樣的話,就把中醫徹底否定了,動搖了認識中醫的思維基礎。當用理性的這些成分分析中醫的時候,就把中醫解構了。中醫不是在這樣理性的基礎上解讀出來的,而是用一種直觀、直覺的精神來解讀出來的。中醫的診斷方式,就是建立在這樣一種直觀、直覺的哲理基礎之上,注重的不是數據,而是直覺的感受。望聞問切,這四者構成了兩個直覺診病的路數。前兩個望聞是醫者的直覺,後兩個問切,是病者的直覺。望,醫生一看氣色等等,就判斷出現了哪些問題。古代的神醫就是靠他的直覺。當然這種直覺不是憑空而來的,是通過經驗自己體悟出來的,而不是根據一個理論。然後通過聞來驗證望,聞體氣,聞聲音,聞二便之氣,聞口氣,等等,從耳、目兩個方面去聞病者,大致就可以對通過望所得到的結論有一個佐證,這是醫者。問和切,是病者。問病人自己的感覺如何,也就是問病者的直覺。現在西方又興起了一個新的醫學理念,就是直覺療法,認爲病者的自我直覺,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然後再通過切脈,探究病者自我描述的直覺,通過脈象的變化來判斷自我描述的直覺,誤差如何,正確程度如何。我認爲,望聞問切是一個建立在直觀、直覺基礎之上的非常婉轉的診病的方法。可是現在越是大的中醫醫院,就越沒有四診了,都是靠儀器,靠數據,把直覺都丟了。現在還有多少神醫?甚至於能夠切脈的都不多。用所謂科技的發展和理念,解構了優秀的、基於傳統的診病方式。這裏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思考。一百年來,已經逐步形成了一套固定化的思維方法,總認爲只有理性判斷的東西纔是正確的,直覺的判斷就有差錯。誰知道呢?直覺的判斷裏面是會有錯,根據病人自己的感覺也不一定完全對。可是所謂理性的推論,機器的檢查就絕對正確嗎?對此很少產生懷疑,而對直覺則懷疑很多。還有科學是日新月異的,理論不斷的翻新,要提倡理論創新,可是有沒有思考過,爲什麼科學和理論要不斷創新?很多人說中國文化缺乏創新,缺乏創新就是沒有理論創新嗎?“創新”這個詞也要琢磨琢磨。理論創新,是不是就好?實際上科學的理論創新,是一點一點不斷推翻以前的理論。所謂推翻,也並不是絕對不行,而是說它只適用這一部分。牛頓的經典力學被推翻,不是說牛頓的經典力學是絕對錯誤的,在所適用的範圍裏也是對的。對宇宙萬物的認識進了一步,發現理論不足,要用新的理論來補充,所以理論纔不斷創新。原來看問題,總是在局部看,當超越了局部,原先的理論就不適用,就必須要創新。這是把局部和整體隔開來看的理論創新。有人說,中國缺乏理論創新,總是一個老調調。不要小看老調調,它是萬古不變,亙古常新。現在都說西藥是短命藥,中藥是長命藥,這說明看問題的方式不同,結果也不同。中國看問題是整體性的,要提高到道的層面,道的層面就是整體。中國文化不是沒有創新,不是理論上的不斷創新,而是在實踐上創新,用一個道理,運用到不同的方面去創新。隨着時代、環境、對象的不同,不斷的去更新,而道理是同一個,道是萬古不變的。不斷的理論創新,恰恰說明理論上有缺陷,所以纔有創新。如果理論是完整的,就在應用上面去創新,中國的文化就是這個策略。蘇軾在跟一個朋友討論書法的時候,居然講了這麼一段話。他說:“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明白了道理,用到哪兒都可以,中國人追求的就是這個。爲什麼可以把用陰陽五行這樣一個最簡單的理論體系,或者理論架構,運用到方方面面?用陰陽五行,可以去認識宇宙萬物,去治理宇宙萬物,也可以去管理一個社會,去管理自己的身心。這樣一個道理,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緊接着蘇軾又講,“分科而醫,醫之衰也。佔色而畫,畫之陋也”。畫畫一定要選特定的人物、場景、顏色去畫,則失之陋。醫緩看病,不分老少,誰來都看。物一理,人也是一理,人體的生理狀況也是一理,所以不分,只不過是面對的對象不同,有老人和小孩的不同。但是他不會分科分得那麼細,只看老人,不看小孩。現在到了醫院,尤其是到了西醫院,都不知道掛什麼號。我是幾十年都沒有上過醫院,現在醫院裏面有什麼科我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去掛什麼科。分科而醫是醫之衰,話題很尖銳。但我想說明的道理是,中國不是去追求不斷的理論創新,理論之所以要不斷的創新,恰恰說明理論的不完備。如果理論完備,物皆一理,那麼剩下的只是應用的問題,要在應用中去創造,去創新。要根本糾正影響到對自己傳統文化信心的不當觀念。當然,改正觀念也不是很容易。當年連梁啓超這樣的人物,都認爲陰陽五行是中醫裏最落後,最迷信的。這裏恰恰存在對一個人的整體理解問題。有人講,人不會有病,有的就是不平衡,不是陰陽的不平衡,就是五行生剋的不平衡,這不是病,而是不平衡造成的。怎麼樣平衡?通過把握“中”,來達到“和”。對於“和”的理解,也存在很多誤解。一講到和,和諧,就叫平衡。你50%,我50%,這是天平上的平衡。實際上,“平衡”這個概念不是說一定要相等才平衡,差異中間也有平衡。“以他平他謂之和”,沒有說以他的50%,來平你的50%就和了,而是說,只要加入不同的東西,然後就感到平衡,而這個不同的東西,有時候也不僅僅是一個,也可能要加入兩個、三個才平衡。因此,人身上各種因素所要佔的比例不是關鍵,關鍵是“和”。現在一講到平衡,講到和諧,就是你多少,我多少才平衡,這個觀念也需要糾正。爲什麼中藥要君臣佐使?也是要“和”。現在還有一個錯誤的認識,總認爲中藥治病是某味藥裏面的某個成份在起作爲,於是慢慢變成了提煉單味藥裏面的有效成份來治病。這不是中醫,不是中國的醫學!中醫治病不是以藥來治病,更不是以藥的有效成份來治病,而是以方來治病,方里邊就有君臣佐使。不同的成份結合在一起,這要講“和”講“中”。其實中國哲學裏面,講到“和”的問題就是這樣的,要恰如其分。《中庸》裏面講“致中和”,其中“中節”就是恰到好處。無分場合,也以用和爲貴,用的也是恰如其分。俗話說:禮多人不怪。其實,禮多人是要怪的,送那麼多禮,一定有什麼企圖。要恰到好處,恰如其分,才叫“和”。現在很多觀念的思維方式簡單化,把中醫反而引向了歧途。對中醫的很多誤解,來自於用西方的思維方式去理解,把中醫扭曲、解構了。原來的思維方法被改變,陷入了一種非此即彼,定量定性的思維方式,而不是根據實際情況,分別不同的對象加以具體分析。這些問題,我們今天要深深反思,否則的話,中醫的核心理論很難有所突破。總認爲中醫模糊,不清晰,這也是對中醫的誤解。只看到理論上的模糊性,而沒有看到中醫在實踐上面的精確性,必須要看到這個方面。理論模糊,也不是壞事,通過直覺、直觀來看,本身就不是一個理論的分析。可能沒有數據,沒有邏輯,好像顯得很模糊,但是在運用上面,應當說中醫是非常精確的。中醫一定要因人、因時、因地而異,這就是講求精確。不是把一個治感冒的方法,運用到所有的人身上。不是通過部分的量化概括以後,就變成了一個全體適用的普遍性的東西,而是更注意到個性的差異,身體基礎的差異,地區的差異,老少的差異,男女的差異,多精確。藥材方面更精確。同樣一味藥,產在哪個地方,貝母是川貝還是浙貝,長到什麼時候採最好,有的要剛冒出來芽時採,有的要等有了花骨朵時採,有的要等到長開了採,地點時間不同,藥性就不同。早晨採,中午採,晚上採,都不同。中國的文化,或者中醫就是模糊中間的清楚。如果模糊就否定,就看不到清楚的特色。如同看不到本有的理論去創新,就忘掉了實踐上面的這種創新。實踐上的創新,中國非常豐富。拿中醫來講,同樣的病,這個醫生可以這樣去治,那位醫生可以那樣去治,甚至於在一般人看來,這兩個人衝突了,他們同樣都能創造性的把病治好。所以,中醫不要自卑,不要讓人嚇唬住。不科學,沒有理性的思維,理論模糊。這不是關鍵,關鍵是在實踐中創新,在實踐中求精確,最後解決問題。想想也很簡單,理論很清晰,到了實踐上面,反而是模糊的。剛纔就講,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樣的藥,不就是模糊?理論上很精確,計算起來再精確也不夠,也不能夠概括所有的人。拿一億個人來做統計,一億個人統計出來,都有效,難道就對70億的全人類都合適嗎?不可能的。所有的歸納,都是局部的歸納,都是有限的歸納,而不能推廣到無限的運用。而掌握了一個根本的道理以後,可以針對不同的對象去應用,就要考慮個人的生活習慣,飲食習慣,整個體質,這就有針對性,很具體,很實際。今天要真正認識到中國文化的這樣一個特徵。中國文化不要自卑,要想辦法去掉中國哲學裏用“樸素”兩個字貶低、否定中國文化的做法。辯證法就是辯證法,沒有樸素的辯證法,樸素辯證法的說法有貶低、淘汰、過去的意義,這是科學的辯證法帶來的。20世紀80年代,一位瑞士的到中國學中醫藥的學生去找我,說他滿懷希望到中國,想聽聽中國人對中醫是怎麼講解的,結果一聽,都是用西方的一套理論來講,很失望,所以他就想聽聽中國哲學史,說中國哲學跟中醫密切相關。我當然歡迎他,但是我說你也別抱希望。爲什麼?因爲現在講中國哲學史,也是用西方的哲學理念來講的。當時我也講中國哲學史,腦袋裏面裝的哲學發展史,就是一個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就是唯物主義不斷戰勝唯心主義的歷史。講某個哲學家,首先要給他定性,唯物的還是唯心的。老子講了一個莫名其妙的道,道究竟是什麼東西?有人說道是氣,那老子說的就是唯物主義。有人說道不是氣,是精神,那老子又是唯心主義。首先就分這個,然後再來講哲學,就解構了中國哲學的核心理念。中國哲學其實不是討論誰是第一性,誰是第二性,由誰來決定誰。中國哲學討論的是心物問題。碰面了,碰在了一起,心發生了什麼變化,物又發生了什麼變化,中國哲學討論的是這個問題。怎麼樣才能夠合乎事物的本來面貌?順其自然而已。中國人最尊重自然。現在尊重的什麼?尊重的是標準化、規範化。這是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表現。現在在中國,特別是中醫,一定要讓每個人都樹立起對自己的信心,每個生命體,都有自我修復,自我痊癒的能力,必須要樹立起這個理念,這就是自然。人能夠生下來,就是因爲天地之和,有天地之和才能生下來。怎麼能夠生存下來?保持“和”才能生存下去。關鍵問題是,這個“和”被破壞了,就要調整“和”,一直延到該和的時候。養生治病沒有別的道理,就是“去其所本無,復其所固有”,回到最純真的原來的狀態,保持一個和的狀態,沒有別的了。每個人都要對自己有信心,靠外邊的東西,弄不好,不是過了就是不及。是藥三分毒,所謂毒不是毒害的毒,是偏性的,一偏了就不和了,不和了就更加病上加病。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對自我缺乏信心,而中國文化的一個核心就是“反求諸己”,反躬自問。碰到困難,不要怨天尤人,要反躬自問。身體出現了問題也一樣,不要一天到晚去抱怨。環境不好也不要抱怨,引以爲教訓就好。既然已經來了,也不要那麼擔憂,擔憂本身只會減弱抵抗力。已經這樣了,就不能再去造孽,不要再去破壞,要讓自己慢慢恢復起來。既然生活在這裏面,就想辦法讓自己去適應,把自己練成金剛不壞之身。人就是在這樣一個適應過程中度過來的,抱怨是沒用的。抱怨只能增加你心裏的負擔,反而是更能夠受其影響。要對自己有堅定的信心。人的身體靠自己,即使用很多的藥,這些藥也是來激發你自己內在的動力,不是藥治好了你的病,而是你自己治好自己的,藥只不過是一個推動力,或者是輔助力。更要注意心理,對自己已經失去了信心,就活不長;對於自己有信心,把生死置之度外,那就可以長命百歲。我一直講,我最欣賞的就是《漢書·藝文志》裏面神仙的說法。神仙自由自在,長命百歲。什麼叫神仙呢?《漢書·藝文志》下的定義非常好:“神仙者,保性命之真,而遊求於其外者也。”人生下來,天生的真性已經慢慢丟失了,所以要重新求回來。怎麼求呢?“聊以蕩意平心”,讓你的心安靜,不要胡思亂想。慾望太多,追求太多,心意不寧靜了,那不可能健康快樂,不可能長命百歲,所以要“蕩意平心”。“同死生之域”,是說看破生死,不要一天到晚擔心。不要貪生怕死,要同生死之域,不要把生死看成兩個截然不同的地方,要同生死。第三條,“而無怵惕於胸中”。怵,發怵,緊張;惕,警惕,害怕。心裏面沒有緊張害怕,無怵惕於胸中。怎麼樣才能夠做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坦蕩蕩就半夜不怕鬼敲門。蕩意平心,同生死之域,無怵惕於胸中,就是神仙,我們每個人能夠做到嗎?過去講,醫生“治病不治命”。只能治病,不能救命。人生命的長短,其實也是有一種客觀規律決定的。按照古人的說法,至少是“度百歲而去”。人活到120歲,125歲都是正常的,可見絕大多數都是“夭折”而死。《黃帝內經》提到了養生方法:“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法於陰陽”是要順應自然環境,“和於術數”是要選擇一個好的方法,下文的“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是要自己來管好自己。如果自己管不了自己,生病就是“活該”。現在很多人花大量的錢財去製造病,又花大量的錢財去尋找病(各種各樣的儀器檢查),然後又花大量的錢財去治病,最後是痛苦的死去,只能是這樣。把握住原則,不要花錢去造病。現在全國各個地方都有養生堂的節目,我覺得很多是誤導。真的很可怕!一天到晚,不是缺了這個,就是多了那個,沒有病找病。喫五穀雜糧哪有沒有病的?有點不舒服很正常。要趁機反思反思,是不是這一段時間,飲食方面有問題,起居有問題,心情不好,太勞累了,等等,要先做自我檢查,然後自我調整。我相信如果那樣做,用不了多久,就會恢復平衡。如果不是這樣,勞累過度了就趕緊吃藥,就更透支了。本來已經超疲勞了,再去喫亢奮的藥,就會對疲勞麻木。好還是壞,真是很難說。中醫首先要給大家一個理念:病是自己生的,也是自己能治好的。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向內“反求諸己”。“克己復禮爲仁”,做人就要克己。中醫是中國文化生命之學的一個基石,中醫的醫學理念就是在實踐中國文化,實踐中國哲學,實踐中國的道,離開了這些內容,就不能叫做中國的醫學,不能叫做國醫。現在要有這個志氣,要在中國這樣一個“原典”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出適合於今天社會環境的新醫學。中國確實有很多很精深的思想。是以中國爲體,以傳統爲主體,吸取外來文化的精華,還是跟在別的文化走,找出中國文化中間的東西,這兩個完全不同。我覺得中國完全有在自己的根基上面,吸收外來的文化,去發展出當代尖端醫學理論的可能。中國如果要在文化上走在世界前面的話,我想中醫是最有希望的。因爲我們已經有非常深厚的,跟我們的整體文化融爲一體的,那樣一種醫學理論和實踐的基礎。在這樣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之上,能夠解決當前所面臨的許多現實的生命問題。現在有大量的抑鬱症,抑鬱症不是用肉體的東西能夠解決的,是完全屬於一個人的精神生命領域的問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間,都把精神放在第一位。佛教稱佛祖釋迦牟尼爲大醫王,還有一個單獨的藥師佛。藥師佛在全國很多地方,都在大力提倡。現在健康遇到了大量問題,怎麼樣用好傳統文化的理念,來對治今天人羣中間各種各樣的心理問題?藥師佛希望人人都能過上快樂的生活,快樂生活最重要是心態。藥師佛不是讓你服草藥,是讓你服心藥,心病還需心來醫。所以我覺得中醫哲學可以開展一些專門化的研究,而更重要的是從整體上面,怎麼樣跟中國的傳統文化,傳統的哲學理念能夠結合在一起。這樣的話,我想中國的醫學會有非常燦爛的未來。

編輯:摘自《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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