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为人民服务与利益阶级之间的矛盾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在朝堂之上主持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这场辩论的主题是，秦国该不该变法？因为变法，关系着整个秦国未来的走向，以及秦国能否完成东出，甚至是一统天下的愿望。这是无数老秦人，日思夜想的秦国梦。
辩论的双方，是主张变法的改革派商鞅，而另一方，则是主张保守的官僚阶层，代表人物为甘龙、杜挚。这是一次思想上的辩论。秦孝公认为，要想变法，思想上的统一，是最为重要的。扫除全国人民头脑中的利益至上思想，把他们扭到到以秦国利益为主，也是本次辩论的主要目标。
以王权强制推行变法，在前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一边想着要变法，另一边想着要阻扰，那么变法的过程，就会变得异常坎坷。例如，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就是一次以王权强制执行的。变法的结果，非常不理想。变法，是对于利益阶级的蚕食。而吞噬他人的利益，势必会造成他人的反扑，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吴起的变法，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得自己与楚悼王，成为了变法的祭品。
秦孝公是一位改革派的君主，早在即位之初，就颁布了《求贤令》。《求贤令》的目的是为了招揽人才，而更深层次目的，是希望通过引入外部变量，来打破现有的利益垄断，以及形成更为先进的理论。在他看来，秦国自始至终，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在六国之间夹缝求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在其他的诸侯国看来，秦国不过是一个蛮夷之地，秦国人不过是蛮夷后代，凭什么跟他们这些天子后人一样有封国？
这种看不起人的思想，让六国对秦国的存在，感到非常不舒服，如鲠在喉。因此，他们心心念念想着要去把秦国给灭了，像灭了其他国家一样。
这就好像，美国看不起中国，认为中国不过是东亚病夫，黄种人不过是卑劣种族一样。因此，他们看到中国强大了，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抗战时期扶持日本，扶持国民党。统一之后，扶持台湾，扶持越南、印度、菲律宾。在美国人看来，既然无法从内部瓦解中国，那就形成岛链，一条不够，再加一条，死死地将中国人锁住。
回到《求贤令》。在秦孝公看来，与其夹缝求生，不如奋起直追。眼看秦国在衰落，甚至还有灭国的危险，该怎么办？首先，他想到的，就是人才。但是，人才凭什么要来你一个落后的秦国？人才在你秦国能不能活下去都是个问题，加入秦国，好像就是往火坑里面跳。这就好比，买股票，总不能挑着冒绿光的买。
人才是第一要务，没有人才，那么一个富强的秦国自然就成为无稽之谈。而秦国无法富强，人民自然不会过上好的生活，东出也不会有希望。因此，秦孝公非常大方，他说只要你是个人才，肯来秦国，并且献上能够让秦国富强的计谋，那么官职给你，土地给你。非常大方，也非常大气。别看整个《求贤令》的前半部分言之恳恳，诚心悔过，但都是浮于表面的。如果没有后面的利益出让，人才是不会来的。
而来秦国的人才当中，就有后来的商鞅。
一、秦国内部的问题，外部的问题
此时的秦国，完全是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内，由于农耕水平的发展，铁器牛耕发展，导致了地主阶级的出现。有钱人买铁具，买牛，耕田效率大幅度提升。没钱的人，只能够依赖于有钱人进行生存。有钱人为了变得更有钱，就把土地出租给没钱人，让他们帮自己耕种。表面看社会进步，实际上是使得阶级出现了分化，地主与农民，成为富贫两个阶级。
阶级之间，又势必会存在矛盾。农民阶级的诉求，是吃饱饭，成家立业。而阻碍他们实现目标的，就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的诉求，是农民卖力耕种，给自己种更多的田，拿到更多的钱，买更多的土地。
我们再继续看地主阶级。地主阶级的对立方，不仅只有农民，还有处于朝堂之上的官僚阶级、以及贵族阶级。地主看着自己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的地，雇了很多人，但是赚的钱却源源不断地进入官僚以及贵族的口袋，心里不是滋味。
官僚、贵族阶级腐败了，奢华了，那么国家的赋税加重了，压力就传递到了地主身上。地主自己又不会生钱，那怎么办？只能够将压力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诉求不同，且诉求的双方，都是处于对立的。这就导致了，地主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处于底层的农民受到剥削，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从外部来看，六国的大军正蠢蠢欲动，企图联合起来压到函谷关，突破函谷关，把秦王的脑袋，插在他们利益的大旗上面。不仅如此，秦国的衰落，又势必会导致蛮夷戎狄蠢蠢欲动，企图通过衰落的秦国，打开中原的大门，将周天子的脑袋，插到蛮夷戎狄利益的大旗之上。
在秦孝公看来，原来的制度，已经不适合当时的环境了。此时的秦国，就像是一个肉夹馍一样，两边都想要夹它，它能怎么办？只能够把自己快速变强大起来。秦国内部的矛盾，因为外部的矛盾，发生了激化。矛盾变质了，因此需要用不同性质的方式，才能够解决。一种新的治国理论，迫切需要。
二、利益集团与形而上学论
甘龙、杜挚，是秦国的大臣，也是改革的反对派。
在他们看来，变法简直是天方夜谭，奇思妙想。为什么呢？在他们看来，一个真正的圣人，根本不需要变法就能够把整个国家治理好。其深层次意思，是讽刺了秦孝公，讽刺了商鞅，说他们无能。国家治理不好就怪老祖宗的教法，这是不肖。
他们认为，你们总是说变法变法，变法真的能够让国家强大起来吗？“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要是变法了，国家没有办法富强起来，那又该怎么办？况且，变法需要消耗极大的财产与精力，需要对官员进行新的培训，对百姓进行新的宣传，想想都觉得特别难。既然这么难，那么我们就不要变了，安心遵守老祖宗的法制，不好吗？
可以看到，他们不仅不要变法，还要彻底否定变法的作用，以不确定性来反推结果，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悲观主义。如果任由这种悲观主义盛行，那么对于整个朝堂来说，就势必会产生无法预估的错误后果。试想，整个官僚阶级都害怕改变，出现错误了，就神神叨叨地求神拜佛，求老祖宗保佑，从不会想着要如何去改变。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发展就变成不可能。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中，毛主席就曾经对这种悲观主义，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整天想着要革命，要赶走帝国主义。结果，帝国主义还没有赶跑，中国还没有统一，自己就先妥协了，后退了。这是对于局势的不了解所造成的。
在毛主席看来，帝国主义虽然强大，那也只是纸老虎。纸老虎就必须要从战略上轻视它，否则一听到老虎两个字，就吓得腿软发抖了，那还怎么跟老虎都下去？但是，毛主席从辩证的角度看，虽然是纸老虎，但毕竟也是老虎。既然是老虎，如果你不从战术上重视它，不小心翼翼地防着它，那么就会被它吃掉。
简单吧，这就是辩证的角度看待问题，也只有这样看待问题，才能够真正客观地分析问题的本质。从这一点上看，杜挚与甘龙，都是非常片面的。在他们看来，变法等于变天，天都变了，人还怎么活下去，秦国还怎么活下去。与其变法，不如守旧法。
他们是以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待世界，彼此永远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有变化，则是数量上和场所的变化。祖宗之法不可变，从一开始的存在就是这样，今后也会是这样的。
从另外一点上看，甘龙杜挚等人，代表的是官僚、贵族阶级。他们心明眼亮，知道变法变法，势必要从他们身上做文章。他们的土地，他们的钱财，都将成为变法的祭品。这可不得了呀。他们辛辛苦苦地打拼了大半辈子，凭什么把利益让给那些底层的农民？
如果真的要变，那就稍微变一点，最多我捐点钱出来不就行了吗？但是要整个推翻，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是短视的，因为他们看不到全局的方方面面，只盯着秦国的一方面。
我们试着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阶级。他们对于秦国来说，是有着贡献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贡献，才能够成为高层，享受着与常人不同的利益。但是，当他们坐稳了位置之后，就不思进取了，眼里只盯着自己的三分地，变成了腐朽的阶级，不会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待秦国的问题，看待整个天下的问题。
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变成了一副手脚链，紧紧地束缚着他们的思想。一旦他们想变，这些利益就会不断地提醒他们不能变不能变。利益，成为了他们脑中的梦魇，挥之不去。而他们，也极其享受这些利益所带来的地位与享受。
旧的制度无法适应天下变化，就必须要进行新陈代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内部也存在着新旧两个方面。而新旧两方面的交替，就形成了一系列的斗争。一方面是不变，保守，代表着盾。而盾的对立面，则是矛。谁是矛？一个代表着秦国农民，秦国利益的阶级，改革派。
三、改革派与唯物辩证法
商鞅，原名公孙鞅，是卫国人。他对时代的理解，对天下的理解，使得他对时代变化极其敏感。
在朝堂的这场辩论之上，我们看到，商鞅是一个人对付两个资深、权力巨大的官僚代表。而且，商鞅的话，都是一针见血的。那么，为什么商鞅敢于面对这样两个巨头呢？要知道，那时候的他，在秦国根本没有什么根基。原因很简单，他的背后，是掌握一国之力的秦孝公。
秦孝公说甘龙等人是“穷巷多怪，曲学多辩。”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讽刺他们，虽然身处高位，但是说话做事，都像是从穷巷子出来的，少见多怪。不仅见识短，还善于诡辩。
这句话，就是为改革站位的，向整个秦国上下，宣誓说秦国的改革，一定也势必进行下去。我们平时看新闻，总会看到领导人到哪里出访，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这些事情，都是带有深层次含义的。一国之君，不发言则已，一发言则必定带着深刻含义的。乱说话，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就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不了解疫情的情况下，随随便便就说出注射消毒水可以治疗肺炎疫情。这句话说出之后，果然有美国人去注射消毒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果用孟子的话来评价特朗普，就是望之不似人君。
另一方面，改革派目前只有秦孝公以及商鞅，但是一旦改革推进下去，农民百姓可以通过军功，一步一步往上升，那么整个改革派的力量，就会快速发展。而这种发展，是蕴含着人的深层次欲望，几乎是不可抵挡的。只有成功发动起来，那么官僚阶级的阻扰，在这种力量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
可以说，商鞅的改革思想，是把握住了人性本身的底层矛盾。主要是底层百姓与农民，受到了剥削、固化，无法往上升。这是一种矛盾。
为什么要变法，不变法行不行？不行，秦国要想东出，要想摆脱随时都被人抹脖子的处境，就一定要发挥出百姓的力量，将内循环打通，将被压迫的力量完全激发出来。如何去释放与激发？如何去把国家打造成一部效率极高，动员性极强的机器？这就是摆在秦国，最为重要，最为主要的矛盾。
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国家就必须出让利益给百姓。用毛主席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利益集团，就是最大的阻力。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讲过，利益权力，是一块定量的蛋糕。利益集团占多了，百姓就占少了。百姓吃少了，甚至没有得吃，那就会掀起桌子，把利益集团打到。
这就好像现在的资本主义与工人阶级。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造就了资本家的发展。资本发展了，就会侵蚀底层人民的利益。这时候工人阶级，就成为了资本阶级的对立面。工人眼看活不下去了，就要造反。造反了，掀桌子了，打人了，资本家害怕了，就说别闹别闹，给你们点吃的，你们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就够了，给你们提工资。这种思维，是一以贯之的。
商鞅一开始变法，百姓不理解。后来，秦国发展了，与百姓共享利益了，百姓才理解。说明此时的百姓，是摇摆的阶级。如何去争取这些摇摆的阶级，关键要有拿得出手的利益。对于百姓来说，一开始看不到变法的好处，因此会反对。但是，当看到变法对自己产生了好处之后，就开始支持了。
四、当今的启示
分析完了秦国的变法原因之后，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看一看当今的事情。
当前，闹得最火的，无非是社区团购。社区团购，是各大巨头提供平台，而商户依托平台，在上面发售商品。而由于巨头的竞争，彼此之间争夺用户，使得商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
从百姓的角度来看，能够用低价，购买到合适的商品，这是一件利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羊毛始终是出自羊身上的。谁是羊？消费者就是羊。
有人说，底层的商户之所以生存不下去，那是因为他们的商品价格高，活该被市场淘汰。这就是西方自由经济学家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己调节。但是，他们看不到，这只手，是长着狼毛的手。而这只手的背后，是一张血盆大口。
巨头们不看重前期的利益，但不代表着巨头不看重利益。前期的用户流入谁家，即代表着谁将获得未来的利益。而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资本的嗜血性，将会无情地剥夺卖菜的底层百姓。资本有能力做补贴，但是底层的百姓没有这个资本。如果每一个人都去买巨头的便宜菜，谁还会来买市场上的菜呢？那么这些手无寸铁的底层百姓，就会被资本无情地淘汰了。
等到用户积攒多了，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平台、商户退出了舞台，剩下的就会成为寡头。寡头要做的，就是把前期失去的利益，重新夺回来。如何夺回来呢？很简单，佣金提高。而佣金提高，势必会带来价格的提升。而此时的消费者，却只剩下一个平台可以选择了。
我们并不是反对科技发展，模式创新。而是对于巨头来说，在发展资本的同时，也要把目光放在人民群众上面。不能够放任资本无序地增长，而是要让资本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在创新与百姓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找到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方式，这才是巨头们，最应该思考的问题。
而这种问题，需要安装一个底层的系统，那个系统的名字，叫做“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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