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爲人民服務與利益階級之間的矛盾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在朝堂之上主持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這場辯論的主題是，秦國該不該變法？因爲變法，關係着整個秦國未來的走向，以及秦國能否完成東出，甚至是一統天下的願望。這是無數老秦人，日思夜想的秦國夢。
辯論的雙方，是主張變法的改革派商鞅，而另一方，則是主張保守的官僚階層，代表人物爲甘龍、杜摯。這是一次思想上的辯論。秦孝公認爲，要想變法，思想上的統一，是最爲重要的。掃除全國人民頭腦中的利益至上思想，把他們扭到到以秦國利益爲主，也是本次辯論的主要目標。
以王權強制推行變法，在前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一邊想着要變法，另一邊想着要阻擾，那麼變法的過程，就會變得異常坎坷。例如，吳起在楚國的變法，就是一次以王權強制執行的。變法的結果，非常不理想。變法，是對於利益階級的蠶食。而吞噬他人的利益，勢必會造成他人的反撲，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吳起的變法，非但沒有成功，反而使得自己與楚悼王，成爲了變法的祭品。
秦孝公是一位改革派的君主，早在即位之初，就頒佈了《求賢令》。《求賢令》的目的是爲了招攬人才，而更深層次目的，是希望通過引入外部變量，來打破現有的利益壟斷，以及形成更爲先進的理論。在他看來，秦國自始至終，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在六國之間夾縫求生。“諸侯卑秦，醜莫大焉。”在其他的諸侯國看來，秦國不過是一個蠻夷之地，秦國人不過是蠻夷後代，憑什麼跟他們這些天子後人一樣有封國？
這種看不起人的思想，讓六國對秦國的存在，感到非常不舒服，如鯁在喉。因此，他們心心念念想着要去把秦國給滅了，像滅了其他國家一樣。
這就好像，美國看不起中國，認爲中國不過是東亞病夫，黃種人不過是卑劣種族一樣。因此，他們看到中國強大了，就覺得渾身不舒服。一個統一的、強大的中國，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抗戰時期扶持日本，扶持國民黨。統一之後，扶持臺灣，扶持越南、印度、菲律賓。在美國人看來，既然無法從內部瓦解中國，那就形成島鏈，一條不夠，再加一條，死死地將中國人鎖住。
回到《求賢令》。在秦孝公看來，與其夾縫求生，不如奮起直追。眼看秦國在衰落，甚至還有滅國的危險，該怎麼辦？首先，他想到的，就是人才。但是，人才憑什麼要來你一個落後的秦國？人才在你秦國能不能活下去都是個問題，加入秦國，好像就是往火坑裏面跳。這就好比，買股票，總不能挑着冒綠光的買。
人才是第一要務，沒有人才，那麼一個富強的秦國自然就成爲無稽之談。而秦國無法富強，人民自然不會過上好的生活，東出也不會有希望。因此，秦孝公非常大方，他說只要你是個人才，肯來秦國，並且獻上能夠讓秦國富強的計謀，那麼官職給你，土地給你。非常大方，也非常大氣。別看整個《求賢令》的前半部分言之懇懇，誠心悔過，但都是浮於表面的。如果沒有後面的利益出讓，人才是不會來的。
而來秦國的人才當中，就有後來的商鞅。
一、秦國內部的問題，外部的問題
此時的秦國，完全是處於內外交困的境地。內，由於農耕水平的發展，鐵器牛耕發展，導致了地主階級的出現。有錢人買鐵具，買牛，耕田效率大幅度提升。沒錢的人，只能夠依賴於有錢人進行生存。有錢人爲了變得更有錢，就把土地出租給沒錢人，讓他們幫自己耕種。表面看社會進步，實際上是使得階級出現了分化，地主與農民，成爲富貧兩個階級。
階級之間，又勢必會存在矛盾。農民階級的訴求，是喫飽飯，成家立業。而阻礙他們實現目標的，就是地主階級。地主階級的訴求，是農民賣力耕種，給自己種更多的田，拿到更多的錢，買更多的土地。
我們再繼續看地主階級。地主階級的對立方，不僅只有農民，還有處於朝堂之上的官僚階級、以及貴族階級。地主看着自己花了很多錢，買了很多的地，僱了很多人，但是賺的錢卻源源不斷地進入官僚以及貴族的口袋，心裏不是滋味。
官僚、貴族階級腐敗了，奢華了，那麼國家的賦稅加重了，壓力就傳遞到了地主身上。地主自己又不會生錢，那怎麼辦？只能夠將壓力轉移到百姓的身上。訴求不同，且訴求的雙方，都是處於對立的。這就導致了，地主更加殘酷地剝削農民，而處於底層的農民受到剝削，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從外部來看，六國的大軍正蠢蠢欲動，企圖聯合起來壓到函谷關，突破函谷關，把秦王的腦袋，插在他們利益的大旗上面。不僅如此，秦國的衰落，又勢必會導致蠻夷戎狄蠢蠢欲動，企圖通過衰落的秦國，打開中原的大門，將周天子的腦袋，插到蠻夷戎狄利益的大旗之上。
在秦孝公看來，原來的制度，已經不適合當時的環境了。此時的秦國，就像是一個肉夾饃一樣，兩邊都想要夾它，它能怎麼辦？只能夠把自己快速變強大起來。秦國內部的矛盾，因爲外部的矛盾，發生了激化。矛盾變質了，因此需要用不同性質的方式，才能夠解決。一種新的治國理論，迫切需要。
二、利益集團與形而上學論
甘龍、杜摯，是秦國的大臣，也是改革的反對派。
在他們看來，變法簡直是天方夜譚，奇思妙想。爲什麼呢？在他們看來，一個真正的聖人，根本不需要變法就能夠把整個國家治理好。其深層次意思，是諷刺了秦孝公，諷刺了商鞅，說他們無能。國家治理不好就怪老祖宗的教法，這是不肖。
他們認爲，你們總是說變法變法，變法真的能夠讓國家強大起來嗎？“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要是變法了，國家沒有辦法富強起來，那又該怎麼辦？況且，變法需要消耗極大的財產與精力，需要對官員進行新的培訓，對百姓進行新的宣傳，想想都覺得特別難。既然這麼難，那麼我們就不要變了，安心遵守老祖宗的法制，不好嗎？
可以看到，他們不僅不要變法，還要徹底否定變法的作用，以不確定性來反推結果，是非常可怕的。這是一種非常恐怖的悲觀主義。如果任由這種悲觀主義盛行，那麼對於整個朝堂來說，就勢必會產生無法預估的錯誤後果。試想，整個官僚階級都害怕改變，出現錯誤了，就神神叨叨地求神拜佛，求老祖宗保佑，從不會想着要如何去改變。那麼，對於國家來說，發展就變成不可能。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中，毛主席就曾經對這種悲觀主義，進行了嚴厲地批評。整天想着要革命，要趕走帝國主義。結果，帝國主義還沒有趕跑，中國還沒有統一，自己就先妥協了，後退了。這是對於局勢的不瞭解所造成的。
在毛主席看來，帝國主義雖然強大，那也只是紙老虎。紙老虎就必須要從戰略上輕視它，否則一聽到老虎兩個字，就嚇得腿軟發抖了，那還怎麼跟老虎都下去？但是，毛主席從辯證的角度看，雖然是紙老虎，但畢竟也是老虎。既然是老虎，如果你不從戰術上重視它，不小心翼翼地防着它，那麼就會被它喫掉。
簡單吧，這就是辯證的角度看待問題，也只有這樣看待問題，才能夠真正客觀地分析問題的本質。從這一點上看，杜摯與甘龍，都是非常片面的。在他們看來，變法等於變天，天都變了，人還怎麼活下去，秦國還怎麼活下去。與其變法，不如守舊法。
他們是以孤立、靜止、片面的觀點看待世界，彼此永遠孤立和永遠不變化的。如果有變化，則是數量上和場所的變化。祖宗之法不可變，從一開始的存在就是這樣，今後也會是這樣的。
從另外一點上看，甘龍杜摯等人，代表的是官僚、貴族階級。他們心明眼亮，知道變法變法，勢必要從他們身上做文章。他們的土地，他們的錢財，都將成爲變法的祭品。這可不得了呀。他們辛辛苦苦地打拼了大半輩子，憑什麼把利益讓給那些底層的農民？
如果真的要變，那就稍微變一點，最多我捐點錢出來不就行了嗎？但是要整個推翻，那是不可能的。他們是短視的，因爲他們看不到全局的方方面面，只盯着秦國的一方面。
我們試着從辯證的角度來看待這個階級。他們對於秦國來說，是有着貢獻的。也正是因爲有了貢獻，才能夠成爲高層，享受着與常人不同的利益。但是，當他們坐穩了位置之後，就不思進取了，眼裏只盯着自己的三分地，變成了腐朽的階級，不會從全局的角度來看待秦國的問題，看待整個天下的問題。
他們所取得的成績，變成了一副手腳鏈，緊緊地束縛着他們的思想。一旦他們想變，這些利益就會不斷地提醒他們不能變不能變。利益，成爲了他們腦中的夢魘，揮之不去。而他們，也極其享受這些利益所帶來的地位與享受。
舊的制度無法適應天下變化，就必須要進行新陳代謝。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內部也存在着新舊兩個方面。而新舊兩方面的交替，就形成了一系列的鬥爭。一方面是不變，保守，代表着盾。而盾的對立面，則是矛。誰是矛？一個代表着秦國農民，秦國利益的階級，改革派。
三、改革派與唯物辯證法
商鞅，原名公孫鞅，是衛國人。他對時代的理解，對天下的理解，使得他對時代變化極其敏感。
在朝堂的這場辯論之上，我們看到，商鞅是一個人對付兩個資深、權力巨大的官僚代表。而且，商鞅的話，都是一針見血的。那麼，爲什麼商鞅敢於面對這樣兩個巨頭呢？要知道，那時候的他，在秦國根本沒有什麼根基。原因很簡單，他的背後，是掌握一國之力的秦孝公。
秦孝公說甘龍等人是“窮巷多怪，曲學多辯。”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諷刺他們，雖然身處高位，但是說話做事，都像是從窮巷子出來的，少見多怪。不僅見識短，還善於詭辯。
這句話，就是爲改革站位的，向整個秦國上下，宣誓說秦國的改革，一定也勢必進行下去。我們平時看新聞，總會看到領導人到哪裏出訪，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這些事情，都是帶有深層次含義的。一國之君，不發言則已，一發言則必定帶着深刻含義的。亂說話，是會帶來嚴重後果的。就像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不瞭解疫情的情況下，隨隨便便就說出注射消毒水可以治療肺炎疫情。這句話說出之後，果然有美國人去注射消毒水，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如果用孟子的話來評價特朗普，就是望之不似人君。
另一方面，改革派目前只有秦孝公以及商鞅，但是一旦改革推進下去，農民百姓可以通過軍功，一步一步往上升，那麼整個改革派的力量，就會快速發展。而這種發展，是蘊含着人的深層次慾望，幾乎是不可抵擋的。只有成功發動起來，那麼官僚階級的阻擾，在這種力量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
可以說，商鞅的改革思想，是把握住了人性本身的底層矛盾。主要是底層百姓與農民，受到了剝削、固化，無法往上升。這是一種矛盾。
爲什麼要變法，不變法行不行？不行，秦國要想東出，要想擺脫隨時都被人抹脖子的處境，就一定要發揮出百姓的力量，將內循環打通，將被壓迫的力量完全激發出來。如何去釋放與激發？如何去把國家打造成一部效率極高，動員性極強的機器？這就是擺在秦國，最爲重要，最爲主要的矛盾。
要想解決這個矛盾，國家就必須出讓利益給百姓。用毛主席的話，就是爲人民服務。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利益集團，就是最大的阻力。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們講過，利益權力，是一塊定量的蛋糕。利益集團佔多了，百姓就佔少了。百姓喫少了，甚至沒有得喫，那就會掀起桌子，把利益集團打到。
這就好像現在的資本主義與工人階級。生產力的大幅度提升，造就了資本家的發展。資本發展了，就會侵蝕底層人民的利益。這時候工人階級，就成爲了資本階級的對立面。工人眼看活不下去了，就要造反。造反了，掀桌子了，打人了，資本家害怕了，就說別鬧別鬧，給你們點喫的，你們一天工作多少個小時就夠了，給你們提工資。這種思維，是一以貫之的。
商鞅一開始變法，百姓不理解。後來，秦國發展了，與百姓共享利益了，百姓才理解。說明此時的百姓，是搖擺的階級。如何去爭取這些搖擺的階級，關鍵要有拿得出手的利益。對於百姓來說，一開始看不到變法的好處，因此會反對。但是，當看到變法對自己產生了好處之後，就開始支持了。
四、當今的啓示
分析完了秦國的變法原因之後，我們可以按照這個思路，來看一看當今的事情。
當前，鬧得最火的，無非是社區團購。社區團購，是各大巨頭提供平臺，而商戶依託平臺，在上面發售商品。而由於巨頭的競爭，彼此之間爭奪用戶，使得商品的價格大幅度下降。
從百姓的角度來看，能夠用低價，購買到合適的商品，這是一件利好的事情。但是，我們忽視了一點，那就是羊毛始終是出自羊身上的。誰是羊？消費者就是羊。
有人說，底層的商戶之所以生存不下去，那是因爲他們的商品價格高，活該被市場淘汰。這就是西方自由經濟學家的思想。在他們看來，市場有一隻看不見的手，能夠自己調節。但是，他們看不到，這隻手，是長着狼毛的手。而這隻手的背後，是一張血盆大口。
巨頭們不看重前期的利益，但不代表着巨頭不看重利益。前期的用戶流入誰家，即代表着誰將獲得未來的利益。而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資本的嗜血性，將會無情地剝奪賣菜的底層百姓。資本有能力做補貼，但是底層的百姓沒有這個資本。如果每一個人都去買巨頭的便宜菜，誰還會來買市場上的菜呢？那麼這些手無寸鐵的底層百姓，就會被資本無情地淘汰了。
等到用戶積攢多了，那些在競爭中失敗的平臺、商戶退出了舞臺，剩下的就會成爲寡頭。寡頭要做的，就是把前期失去的利益，重新奪回來。如何奪回來呢？很簡單，佣金提高。而佣金提高，勢必會帶來價格的提升。而此時的消費者，卻只剩下一個平臺可以選擇了。
我們並不是反對科技發展，模式創新。而是對於巨頭來說，在發展資本的同時，也要把目光放在人民羣衆上面。不能夠放任資本無序地增長，而是要讓資本爲人民的利益服務。在創新與百姓之間，找到一種平衡，找到一種更爲人性化的方式，這纔是巨頭們，最應該思考的問題。
而這種問題，需要安裝一個底層的系統，那個系統的名字，叫做“爲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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