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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庆历新政（二）
198◆十件事
庆历三年（1043）五月起，赵祯开始频繁召见范仲淹、富弼等宰执大臣，心急火燎地催着他们提出富国强兵的方略。可是，范仲淹、富弼等人似乎对皇上的要求一点也不感冒，催了好几次，愣是不没反应。
范仲淹不交“作业”，并不是因为懒，他的理由很充分：“凡事都有先后，国家积弊已深，一时半会恐怕很难扭转局势（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
平心而论，范仲淹的意见很中肯，改革不是请吃宵夜，如果事情都那么简单，堂堂宋朝也不至于被一个西夏揍得找不到鼻青脸肿。
一心变革图强的赵祯并不能理解范仲淹。
九月，赵祯将宰执大臣统统召集到天章阁，一起参观太祖、太宗的画像，抚今追昔地搞了一通思想教育，接着又催起了作业：“你们都是众望所归的人才，我特地将你们拔擢到宰辅的位置（不次用卿等），凡事利于改进当今国家弊病的策略，给我赶快提出来!”
领导说得已经很明白了，别给我讲什么“从长计议”，我提拔你们也没有论资排辈嘛，别磨洋工了。
眼见着皇帝放狠话了，范仲淹、富弼等赶紧回去准备功课。可是，他们没料到，这位年轻的皇帝比他们想象得还要心急。
没过多久，赵祯又把他们叫到了天章阁，这回比上次还狠，直接给他们安排了桌椅板凳，上面连笔墨纸砚都放好了，你们也别整什么“深思熟虑”了，今天就现场答题吧！
范仲淹等人一看这架势，哪敢真的坐下来，赶紧诚惶诚恐地站到一边（皇恐避席），纷纷表示：我懂了，我会立刻立即马上提出具体意见！
天章阁问策后不久，范仲淹递上了一份名垂青史的奏疏——《答手诏条陈十事》。
变革就此拉开序幕，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在年轻时曾立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宏愿，而此时的范仲淹，更像是一个把脉问诊的医生，他经过一番望闻问切，为百病缠身的宋朝开出了一剂药方。
范仲淹的“药方”足足有七千多字，一共放了十味“猛药”。
第一味药叫做“明黜陟”。“黜”意为“降职、罢免”，“陟”意为“提升、上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严格官吏的考核制度”。
当时，宋朝官员的升迁实行“磨勘”制，文官三年提升一级，武官五年提升一级，只讲资历，不问政绩。这种考核制度属于典型的“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用范仲淹的话说，庸庸碌碌的蠢货，照样可以升迁，也不觉得羞耻（虽愚暗鄙猥，人莫耻之），偶尔有一两个想干点实事的，反而受人排挤（思兴利去害而有为也，众皆指为生事）。如此一来，官场上处处人浮于事、推诿扯皮，干活效率极其低下。
因此，范仲淹提议打破论资排辈的方式，任命按察使来考核路级官员，同时要求各级官吏层层负责，对下属严加考核，并根据政绩择才录用。
第二味药叫做“抑侥幸”。这服药是范医生针对宋朝的恩荫制度提出来的。“恩荫”制度在宋朝彻底用滥了，不但恩荫的门槛低（中高级官员均有机会），而且花样繁多，什么圣节（皇帝诞辰）荫补、郊祀（祭祀）荫补、致仕（退休）荫补、遗表（去世）荫补、死事（因公殉职）荫补、边任（边远地区任职）荫补等等。据范医生统计，如果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任职二十年，一辈子下来可以让亲戚子弟二十多人得到官职。等级高一点的官员就更夸张了，比如王旦死后，朝廷为了显示特别的恩宠，一次性将他的兄弟、子侄、门客等数十人荫补为官员。
荫补过于泛滥是导致冗官、冗费的重要原因，为了把这个漏洞堵上，范仲淹建议严格限制恩荫的条件、人数，主动缩小赵氏官帽批发站的经营规模。
第三味药叫做“精贡举”。这条措施针对宋朝的科举考试而来。宋朝的科举制比较完备，但也不是一点毛病没有，最主要是科目设置上有问题。宋朝科举以进士科为重点，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有诗赋、策论等，诗赋偏重文采，策论则偏重实务，由于诗赋更能体现技巧性，它往往成为决定进士考试结果的关键。如此一来，学子们都在诗赋上下功夫，反而忽略了实务研究。
为此，范仲淹提出要“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自然，这里的“经济”不仅仅是赚钱的意思，而是经国济世、治国理政之义。为了让学子更多地关注实务，范仲淹建议增加策论考试的权重比，或者先考策论，后考诗赋，然后“逐场定去留”。如此一来，相当于对宋朝的高考大纲进行了颠覆性改革！
第四味药叫做“择官长”。范仲淹建议朝廷要谨慎选择重点官吏，尤其是转运使、知州、知县等地方最高长官。地方官是把控一方的土皇帝，直接决定辖区内百姓的生死祸福，他们的任免必须慎之又慎。为此，范仲淹建议从宰执大臣开始，逐级推荐一定名额的下属官吏，获得推荐票数较多的官员优先得到任用。被举荐的官员出了差错，推荐他的官员同样要被追责。
第五味药叫做“均公田”。这条措施有点“高薪养廉”的味道。宋朝官员的俸禄水平相对优厚，但个体情况还是有很大差异。尤其是“待阙”的现象增多后，穷官员就大规模出现了。前面说过，宋朝官员是几个人守着一个职位，排队上岗。而在排队期间，官员只能领取基本工资，如果你是一个刚考上的进士，那就连基本工资都没有。这样一来，那些待阙官员往往等着等着就等成了穷光蛋，有些还要靠借钱过日子。穷光蛋一旦上任，自然忙着巧取豪夺，人家要还贷款嘛。再说了，任期一到，下次还不知道又要待阙多久呢。为了解决官员的长期生计问题，宋朝恢复了“职田”制度，即根据行政区域大小，划拨一定的土地为职田，收取的地租作为官员的俸禄补贴。但是在具体执行中，职田出现了分配不公，侵害百姓利益等现象。范仲淹希望重新丈量分配职田，免得有些官员由穷变贪。
以上五味药是范仲淹开出的主方，后面几位药相对次要，分别是“厚农桑（发展农业）”、“修武备（恢复府兵制）”、“减徭役（撤并县邑，减轻百姓负担）”、“覃恩信（强化诏敕执行）”“重命令（重视法令制定）”。
从内容上看，整顿吏治才是“庆历新政”的核心所在。
范医生刚开完药，望眼欲穿病人赵祯就拿着药方去治病了。
从庆历三年十月开始，一封封诏书从京城呼啸而出，新政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
范仲淹主导的新政几乎涉及到宋朝所有官员的切身利益，每项新政措施的出台都瞬间成为朝廷上下讨论的焦点，范仲淹因此揹负上了极大的压力。
不幸的是，新政很快遭到了当头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