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的姐姐》——过时的女性自由困境

电影《我的姐姐》上映以来,引起不少的讨论和争议。网上讨论最激烈、最多的是影片的最后,姐姐在进行了多轮的挣扎、斗争、舍弃后,突然改变了自己的坚持,把弟弟领回了家这一结局上。

看完整部电影的观众应有此感受:在电影呈现的情境下,无论姐姐做出怎样的选择都无法令人满意。

如剧中结局,姐姐妥协了,观众们觉得憋得慌,你一个问题讨论了两个小时,也铺垫了那么多关于姐姐的不同与坚持,结果回到原点,前面讨论的问题屁用没有。

剧中姐姐价值观与人生态度设计,是一个有独立思考选择能力的成年女性,她的能量很强大,主意也一直很正,她一心想着考研到北京实现自己的人生事业梦想,她的主意大到可以左右男友的人生选择。即使姐姐最后因为内心的情感和人性温度而选择了抚养弟弟,也至少应该体现出姐姐和姑妈的不同。

关于这点,影片没有给出明朗的指向,在姐姐做出选择弟弟的决定后,我们反而对姐姐的未来,感到担忧。当她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是否会陷入与姑妈一样的困境里?

如果姐姐最终选择坚持破除家庭对自己的禁锢,没有领回弟弟,把弟弟送人领养。我觉得至少影片应该先解决一个问题:姐姐怎么解决内心深处的情感牵绊?父母的生养之恩、姑妈与舅舅的复杂恩情、道义,父母留下的遗产的合理分配,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姐姐将成为一个缺乏温度,脱离情感环境、甚至"六亲不认"的冰冷人物,影片则可能会走向负面的价值导向之路。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向电影,从一开始它的目的就不是要给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不是为了让观众看得爽,而是想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现实问题——年轻一代女性是否应该为家庭牺牲。

笔者作为一名,不算特别年轻,在家庭中逐渐具备主要发言权的80后女性。我觉得,《我的姐姐》影片关于女性困境的主题立意,在困境的定义和设计上稍微有些过时。

就如前段爆火的国产动漫《哪吒》,从旧时代对专制父权的反抗,转变为外界环境与自我定义之间的冲撞和角逐,这是一个在追求自己梦想道路上不断受到偏见和打压,但始终有勇气打破成见,扭转命运的故事。它的改编为什么能成功,为什么不会令观众觉得别扭,就是因为它的立意与时俱进,符合新时代的社会语境。

现在已经2021年了,00后都快出来工作,准备成家立业了,影片中姑妈所处的那个资源留给弟弟,姐姐要一辈子承担帮扶弟弟责任的那个年代,已经至少跨过了两个时代,80后、90后多数没有兄弟姐妹,他们面对家庭关系时会更加理性,更能理解和体会作为个体独立自主、不受限制发展的重要性。

如果《我的姐姐》是拍给80后、90后们看的,我觉得编导们小看了新时代的年轻人。

我不觉得他们会陷入《我的姐姐》那样的困境里。借助自由主义哲学理论来理解,自由主义之父洛克认为,一个站在悬崖旁的腿脚完好的人有跳下去的自由,因为他有能力完成这个动作;但当他落到半空中却想要返回原处的时候,他就是不自由的,因为他的能力无法满足自己的意欲。而哈耶克则从与"奴役"相对的角度来理解自由。他认为,即便一个攀岩者被困悬崖之上,他也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他并没有受到他人意志的强制。(注:出自《哲学真的很好玩》贾辰阳、弗兰克)

从法律角度,无论兄、姐对于弟、妹的抚养义务,还是弟、妹对于兄、姐的扶养义务都不是绝对的,而是附有条件的:

兄、姐对弟、妹承担扶养义务的条件:

1、兄、姐要有负担能力,如果兄、姐自身生活难以维系,或者仅仅是能够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那么他们对弟、妹就不负有法定的扶养义务;

2、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扶养,如果父母有能力扶养,兄、姐对弟、妹就不负有法定的扶养义务;

3、弟、妹尚未成年,如果弟、妹已经年满十八周岁,即使是不能自食其力,兄、姐也没有扶养义务。上述三个条件应同时具备,否则,兄、姐对弟、妹的扶养义务就不能成立。

首先“姐姐”有回寰的余地,如果她不具备能力则无须承担抚养义务。关于姐姐把弟弟送给他人领养是否属于违法?因为我不是法律专业,这点存疑。

从资源角度,片中姐姐,也并没有处在不可回寰的悬崖半空,父母给她留了一处可以自由买卖的房产,100万我认为足以支撑她和弟弟完成学业,而她本身也具备养活自己的能力。她有自由的能力,同时她也须承担自由的责任。

从道德角度讨论,姐姐是否最终被家庭责任限制了自由呢?这一点其实是最难理解的,也恰恰是该影片最缺乏进步性的一面。

自由主义分支中,我们熟悉的马斯洛自我实现理论,充分地注意到了个人的社会性。一方面,自我实现的个人较少地依靠他人来获得满足,从而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另一方面,自我实现的个人对其他人们有着深厚的认同感、同情心和关切之心。同时,马斯洛研究中的自我实现的个人还有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感。这些个人经常感受到某种内在使命,意识到有什么任务要完成,以及有许多超越一私之利的问题去解决。马斯洛的自由主义理论中的超越性是很显然的。 (注:出自《英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从洛克、边沁到密尔》)

影片中姐姐的所谓“理想”过於单薄片面,与其社会性、家庭性关联不足,这也导致姐姐不养幼弟的选择显得“自私”且不堪一击。是否不顾一切地考了研去了北京,她就自由了,她就实现了自我价值?不是,一方面她依然是要依靠父母留下的遗产才能完成梦想。另一方面在割裂了自己应承担的社会或家庭责任之后,她的自我实现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是退步的自私自利。

不可否认,《我的姐姐》的编导制片们是怀揣着社会关怀责任去孕育这部影片的,比起无脑烂片,能引发大众的思考这点已经非常难得了。但我们也期待,电影工作者们能有更加犀利、准确的判断力和洞察力,能够发现现实中真正的困境,并且至少给出一个可能解决困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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