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了，童年不再无忧无虑
1975年9月1日清晨，由父亲带着去了村祠堂改建的小学。
这不是第一次到这儿，记忆中第一次来这儿，是随大人到这儿开社员大会，大王店的后山、前山、下王店、小王店四村的社员一起到祠堂来开“王店大队”的会，大家围坐在祠堂的天井里，听村支部书记讲话。
第二次来是因为大伯家的小姐姐，在这儿饲养“王店大队”养的猪。祠堂西边一排房改为猪栏，养着很多“二头乌”的猪。祠堂是朝北的，祠堂的最南边的一排三间房是“王店小学”的课堂。我手抓着窗台，踮起脚尖也看不到里面的人，只是听到老师的讲课声。
现在记忆中的第三次，是来这儿上学，大队的养猪场已没有了，西边一排靠近课堂两间泥墙结构的房，是数学老师的办公室和放体育器材的，其它木结构的房基本闲置了，中间有厕所，是木板搭建的两个坐便，中间略隔了木板墙。男女共用，没有什么隐私。东边的一间大房是所有老师的办公室。
来到学校，第一个遇到的人是“海宁”，感觉长得“高大”，看起来有点“凶”，略有一丝怕。
我们的教室是东边的一间，一年级一个班，中间那间是二、五年级混班，西边那间三、四年级混班。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教我们语文，是一位年轻的代课老师，叫“巧玲”，是下王店一个社员的小姨子。数学由校长陈发祥老师教的。
笔画，山石口，田人手，一点点学，语文自然不难；数学早已能从1数到100了。加减自然也难不到我。学习是轻松的，可家庭作业总是难完成，一回家就是玩，吃晚饭了，在父母的看管下才勉强写几个。
在与人交往上生性“胆小”，略显“老实”，有次课间玩多了，来不及上厕所。上到一半课时，想尿尿了，却不敢说，更不敢出去，最后尿裤子了。
学校组织到城里看电影，我们一年级只有几个名额，我被选中了，不知因身体的原因?还是成绩的原因?我小叔家的妹妹和我同班，她没有名额，她就哭闹了。后来可能是班主任老师不去让出了一个名额。
我睡到二、三点就兴奋得早早醒了。我和妹妹跟着已四年级的姐姐一起到学校集合后，我们一行人排队走路到城里，那时候只有拖拉机，还是用来耕田的，还没有拖斗，不可以用来载人，更没有公交汽车。第一次出远门，就走了十五里路。所有的村庄，所有的路，都是新奇，而到了城里更是象到了另一个世界，错综复杂的街道，林立的房屋、店铺，城里好大。
在等电影开演前，我们在影院前的连环画摊租书看，一块大木板 上订些小木条，拉些绳子，挂上一本本连环画，1分钱租一本，这种生意延续了很多很多年；也有买“山毛粟”吃的，比板栗小很多，5分钱一杯。
时间到了，领票排队进了电影院，前面是布拉的大影幕，影幕前有一个木板搭成的司令台，隔了走廊，是一排排木椅子，各标了位置，大家寻号而坐。电影是《难忘的战斗》，记忆里有个军人，拖住梯子，头上被人用“称锤”砸晕了，血渗透了帽子。
看完电影，老师不再管我们，由高年级的学生，各自带人活动、回家。我们先去了横街的一家饭店，花了2毛钱买了一碗“素面”。然后去了塔山，那时还不算公园。七层塔砖破旧，有很多处掉落，感觉随时会倒塌。
往回走，到了三里亭，那里住着一对要饭的老夫妻，我们在那歇了会，三间房，由木桩顶着，西边一间略隔了门板，是他们的住所。
过下五里到七里村，中间也有一段路，穿过长亭，我们在那也坐了坐。再过十里头，然后回村。
老师教的第一首歌是“当时的时势歌”。一学期结束了，拿回了成绩单，语文、数学全是优。那时成绩单上没有具体的分数。
寒假了，自然是痛快地玩，过年前，厅堂里总是要贴红纸，常年由一位叫“王其立”的老人写，他常用嘴唇抿开笔尖，嘴上总是有一小撮黑黑的。
没钱买小鞭炮，总是羡慕有些人，能拿着几个小鞭炮，在小火炉上点着放。
除夕夜自然是通宵与人打牌到天亮。正月份又是到亲戚到拜年。六七时在外婆家拜年喝醉了酒，头痛得难受，这一年又到天仙堂姑姑家喝醉了酒，头更痛了，从此以后，就不喜欢喝酒了，虽然偶尔会喝少量自家酝酿的米酒。
寒假作业又被我忘到九宵云天外了。带着份忐忑不安到学校。上课了，班主任巧玲开始讲课。这时村里的发林和正南兄弟俩却冲进了教室，夺过老师手中的教鞭，把班主任赶走了。换了村里一个叫“美娟”的姑娘来代课。我却庆幸，因为不用为未完成的寒假作业发愁了。可我现在对美娟的教学，却一点记忆也没有。
只是记得一次去岩头春游，我在供销社由带队的郑老师代买了一本连环画，这是我第一次买书。
记忆里还有一件事是，有段时间放学后，会跟在高年级的同学后，到村里呼口号，由一人带头喊一句，我们跟着喊一句，穿过村里的大街小巷。
放农忙假时，会帮家里干点农活。在学校里也会轮流打扫卫生，还有劳动课，会到更大范围去打扫。体育课，也就跳远和扔手榴弹。早晨自修课后，会到操场做体操。
这学期加入了红小兵，戴上了红领巾。期末成绩单上依然是全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