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Nikko Pascua ©
作家毛姆說，“閱讀是一座隨身攜帶的避難所。”
當時代變得吵鬧，社會變得淺薄，每個人都被焦慮所圍攻時，我們難免對這個世界感到厭棄、麻木、迷茫。
快節奏的生活也許漸趨無味，但思想沉澱的文字始終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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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本書開始，重新愛上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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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5日晚，有日本“文壇奧斯卡”之稱的第141屆芥川獎，在東京築地的一個高級餐廳召開。
經過長達兩個小時的討論，大會最終把獎項授予了“向現實低頭”，磯崎憲一郎的《最後的居所》。
而此時，作爲公司普通職員的磯崎憲一郎，在高樓大廈的格子間大小的工作位上，像往常一樣，工作一整天。
圖 | Yoshitaka Kashima ©
下班之後的7點左右，他一個人才得知了這個消息。
《最後的居所》說的是一個幹了5年多醫藥推銷還是底層業務員的30歲主人公，和同樣30歲的妻子，因爲歲數到了，租房結婚。
隨着時間的推移，男主的工作慢慢有了起色，但和妻子，並無默契，有過幾段婚外情，十一年間互不搭話，卻因爲孩子，和妻子度過幾十年波瀾不驚的家庭生活。
二十年後，終於買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
圖 | Nikko Pascua ©
這就是《最後的居所》裏所講的故事。
故事非常簡單、瑣碎，沒有大起大落，沒有反轉，甚至連小說裏的人物，都沒有名字。
在小說裏，磯崎憲一郎把主人公用“他”表示，女主用“妻子”代替，孩子用“女兒”來稱呼，就連和男主有過婚外情的，都是“胖女人”和“太陽鏡女人”。
這些人物的存在，並沒有一個具體肖像人物，但都是千千萬萬家庭生活中的各種各樣的社會角色：
在城市租房的工薪職員、
婚後近乎冷漠的妻子、
婚外出軌的對象、
維繫夫妻關係的孩子等等。
小說從租房開始，從買房結束，磯崎憲一郎用一個房子，訴說着普通人的一生：“不起眼”的悲歡離合。
在日本文學中，磯崎憲一郎的《最後的居所》算是一個“奇葩”。
日本文學和作家，總是離不開兩個字：自殺。
《人間失格》的太宰治、《羅生門》的芥川龍之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川端康成，以及三島由紀夫都是以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
太宰治自殺過五次，芥川龍之介自殺過兩次，川端康成把煤氣罐吞進嘴裏自殺，三島由紀夫則選擇剖腹自盡。
整個日本，對“自殺”有着比其他國家無法理解的嚮往。
在富士山下，有一片叫青木原的樹海，被稱爲“自殺森林”。
每年日本政府，都能在這裏擡出上百具屍體。
在青木原裏，隨處可見輕生者的骸骨。
爲預防自殺，政府會在森林裏用清晰標語寫到：
“你的生命是父母賜予的一項珍貴的禮物。
請再想想你的父親、兄弟姐妹和孩子吧。
不要獨自承擔一切，告訴別人你的痛苦。”
可這些，顯然不能阻擋整個日本對自殺的嚮往。
圖 | Artur Sadlos ©
有人說過，日本的文學，就是自殺文學。
深以爲然。
但磯崎憲一郎《最後的居所》裏沒有自殺，在四萬多字的篇幅裏，全都是生活的瑣碎，字字都有無奈，句句都有壓抑。
可主人公沒有選擇自殺，裏面所體現的“好死不如賴活着”，明顯是日本文學中另外一種的存在。
圖 | Nikko Pascua ©
1965年，磯崎憲一郎出生在日本千葉縣的我孫子市，1983年高中畢業，1988年大學畢業。
畢業後進入東京三井物產工作，一直都是公司的小職員。
在大樓的格子大小的工作崗位上，勤勤懇懇，早出晚歸，日復一日做着枯燥的工作。
跟現在網絡上流傳的"打工人“並無二樣。
他有家庭，有妻子和孩子要照顧，爲了一日三餐，不得不成爲一名社畜。
直到他40歲的時候，他纔開始寫起了小說。
這就是他在40歲之前的全部人生經歷，也是他的全部故事：小時候沒有驚人的天賦，成長曆程中也沒有坎坷的人生，按部就班地求學、工作、結婚生子。
圖 | Nikko Pascua ©
在小說《最後的居所》裏，夫妻雙方沒有特別強的感情基礎，只是雙方都不討厭對方，到了不得不談婚論嫁的年紀，只是因爲歲數到了而結婚。
沒有感情基礎的婚姻生活，很快就發生婚外戀，主人公終於下定決定要和妻子離婚時，妻子卻告知懷孕了，爲了孩子，雙方又做了十幾年的夫妻。
磯崎憲一郎筆下的人物，像極了現在的人：
因年紀大了的交往，彼此之間沒有什麼慾望的，只是想快些結婚的，以完成人生的一項任務，所以交往半年就去了對方的家裏，見了父母，就可把婚定下來。
圖 | 日劇《嫁個好人家》
趕鴨子上架的婚姻，最終避免不了婚外情的發生。
同樣是寫婚外情，在渡邊淳一《失樂園》中，最終結局是：出軌雙方決定逃離家庭，雙雙殉情。
而磯崎憲一郎筆下的主人公，最終選擇向現實妥協，迴歸家庭。
日本是一個低慾望、壓抑的民族。這種特質要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說起。
那時日本高速發展的經濟到達頂峯，房價巔峯時市中心10萬人名幣一平，九十年代10萬人民幣，完成可以在上海內環市中心，買到十套房子。
然而在接下來的長達二三十年裏，因房產泡沫破裂，日本經濟一直是委靡不振。
日本年輕一代的平均收入，從1997年開始就一直在下降。
八成40歲以下的日本人，都買不起房子，年輕人還沒有上一輩的人有前途。
“疲倦，壓抑，低慾望”籠罩着整個日本。
圖 | Artur Sadlos ©
對此，很多人選擇厭世，“宅文化”成爲主流，對什麼都提不起興趣，還有不少人選擇自殺，日本進入到了一個病態社會。
但磯崎憲一郎，顯然選擇了另外一條路。
磯崎憲一郎獲得芥川獎之後，記者問他：能否公開您公司的名稱和現在所從事的工作？
磯崎憲一郎表示無所謂，他給公司打過電話，同事也只是表面上說，很爲他高興，僅此而已，從來沒有一個人說過“你寫的小說真好啊”之類的話。
他說：所謂公司，就是很多人在工作在當中，有順利的，也有遭遇艱辛的，也有懷抱煩惱工作的。
整個公司，似乎對這麼磯崎憲一郎這麼一個獲得芥川獎的人，並沒有多大興趣，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工作，哪怕是讓他們不開心的工作。
員工徹底淪爲工具的奴隸，這只是日本公司文化的一個真實縮影：努力幹活，拼命工作，任勞任怨，爲了買得起房子，爲了老了後有一份保障生活的退休金。
一切工作都只是爲了掙錢，而其他的，比如那些年少有過的理想、學校同窗的真摯友情、遇見一生相伴的愛情等，這些都變得不再重要。
圖 | Fred Tougas ©
梭羅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我們大多數人，一生都活在平靜的絕望中。
我想，用“平靜的絕望”這個詞來形容現在的人，無比準確。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中，我們每個人都是被社會推動着前進。
從上大學，到畢業找工作，從買房結婚，到養家餬口……很多時候，很多人，都是被時代裹挾着，不得不前行。
在一個人長大、老去的人生旅程中，一路上都是那麼地被動，宛如行屍走肉般，或站立或糾纏……這種要把人逼向《最後的居所》的窒息，平靜得令人感動恐怖。
圖 | Yoshitaka Kashima ©
被時代裹挾的每一個個體，難道都沒有情感嗎？
川端康成吞煤氣罐自殺後，第一時間並沒有死。
在被送去醫院的路上，他奄奄一息對救護車的司機說：“今天路這麼擠，真是辛苦你了。”
一個即將離開人世的人，還能對着一個素不相識的人，說出這樣的話，川端康成先生，到底是有多麼善良啊。
這種善良、敏感、處處爲他人着想的溫柔，溫柔得讓人感到憐惜，有些傷感，有些淚目。
我想，那些善良的人，一定是飽嘗了人情冷暖、體會過世態炎涼，理解了衆生之苦，纔會至死，都怕麻煩別人，纔會如此的善良。
在大歷史的車輪下，個體的生命都是弱小且無助的。
但這不意味着我們就喪失了體驗生命的知覺。每一個人是都有感情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開心了會笑，疼痛了會叫，愛過、哭過、輕狂過，落魄過……
圖 | Kenji Kawamoto ©
在《最後的居所》裏，磯崎憲一郎描寫了一個普通日本工薪階層長達20年的婚姻生活，從年少無知開始，在成長路上抗爭、無奈、妥協，接受……
像一個個生活的片段一樣，把時間拼接起來，等到把“人生”這張大圖拼完整了，才發現，這個工作了20年的普通打工人，成爲現實生活的大贏家：有房，有家，還有事業。
這本小說給人最大的啓示，就是也許我們每一個人在時代的裹挾之下，都不過是個弱小的生命，人生始終逃脫不掉“徒勞”二字。
但這不意味着，我們就要選擇放棄，選擇厭世，選擇悲觀。
對於那些選擇厭世的大多數人來說，他們的選擇，只不過是一種逃避，一種懦弱，一種無能罷了。
也許回顧每一個普通人的一生，很可能在大的方向都是徒勞的，人的命運從來由不得自己掌控，都不過是一個社會時代的縮影罷了。
但我想，即使再弱小的個體，依然需要安頓自己的生命。
圖 | Nikko Pascua ©
做了十幾二十年工薪階層的磯崎憲一郎，在40歲的時候，選擇了寫小說，選擇了文字來安頓自己的生命。
在全公司對他獲得芥川獎毫無感興趣之餘，他的妻子卻告訴他：孩子們也很高興，都感到很驕傲。
這讓他非常意外，沒想到家人知道，得個芥川獎時多麼了不起的事。
此時他才意識到，相比起得獎，來自家人的溫情，更能安慰自己。
或許，當所有人都被時代裹挾前進時，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就是最好的反抗。
那麼我們呢？
每一個人都應該找到一種方式，來安頓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生活在”平靜的絕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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