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杭州保姆縱火案再起波瀾，圍繞林爸爸是否婚內出軌，是否借建“鎖魂井”擋住去世妻兒的往生路，是否借悲情角色開網店割“愛心網友”韭菜，一時間衆說紛紜。今天則想探討一下受害人朱小貞迴歸家庭後的生活與話語權的喪失。
隨着女性地位不斷提高，工作已經成爲一個女性面向社會安身立命的必須，而如何協調工作與家庭，讓二者處於平衡狀態，成爲女性是否可以順利融入社會的必要元素。話語權，它既是一種權力也是一種權利，它讓發出的本體擁有了現實和潛在的影響力。福柯在<話語的秩序>中寫道：話語就是人們鬥爭的手段和目的。話語即權力，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權力，連帶造就了“規訓社會”。當越來越多的女性在經過義務教育的開蒙，經過高等教育的洗禮後，單純的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教顯然沒有了生存的土壤。於是男性爲主導的話語權就及時的發揮了應有的功效，文化媒體將無私的母愛以及“快樂的家庭主婦”的概念描眉畫眼後以正能量的面目示人於無形。一邊是面色憔悴職場失意、在中年危機中苦苦掙扎的職業女性，另一邊是優雅閒適，愛心滿滿烹茶看雲的居家太太；一邊是陪伴缺失、老師不滿、孩子成績下滑；另一邊是愛心早餐、全程陪伴、雞娃本尊。社會的結構性力量無情的通過抖音、快手乃至道聽途說將婦女推入廚房送回家庭，迫使她們放棄自己的事業和夢想，成爲別無選擇的“俘虜式妻子”。
在縱火案中喪生的朱小貞就是這樣一個迴歸型女性。在外人眼中她是完美人生的代表，生活優渥、孩子優秀、老公帥氣。但是從網上各種細枝末節的爆料就可以感覺到，朱小貞在一步步迴歸家庭的過程中逐漸失去話語權。由最初具有主導地位的合作者變成失語者，遠離公司業務、遠離股權、遠離丈夫。三個孩子的文化啓蒙與日常生活料理成爲生活的全部，沒人關注她的情感需求和職場需求，曾經的工作能力和付出漸漸被隱沒。從她時常跟二哥傾訴一直想工作卻無法脫身的苦悶，到孩子鋼琴老師居然兩年授課都沒有見過林爸爸的面可知，在家庭的話語場中，朱小貞成爲了自說自話的失語者，不斷企圖用孩子的優秀喚起丈夫的關注與熱情。
對於全職媽媽，經常會有人說：“不用工作、不用看老闆臉色、在家待着做做家務多輕鬆，不要生在福中還不知福！”雖然女性主義者不斷吶喊退出職場全職帶娃是一種社會的倒退，但不可否認，二胎政策實施以來，迴歸家庭的婦女人數在持續增長。爲什麼會這樣，因爲只要一回歸家庭，必然立刻讓出公共空間的位置，加之家庭服務的免費化思維加持，話語權以潤物細無聲的速度消失。因爲不會有人能把家務勞動算入正式的GDP統計，社會也不會爲因職場女性安穩後方樹碑立傳。辛苦是辛苦，但那裏有打拼辛苦？奉獻是給最愛的人，要什麼回報？於是丈夫們從容地從家務勞役中解放出來，成爲職場鬥士，安享經濟成就和社會地位，即便失敗了他也曾經努力，這就是頂樑柱的存在。就像<亂世佳人>裏講的，男人可以爲手指扎刺大吼大叫，而女人即便生孩子也只能有有節制的低聲呻吟。
據說朱小貞根本不喜歡她住的那棟被縱火的房子，只是爲了方便林生斌的工作和孩子們的讀書才選擇那裏。因爲一旦“失語”，妥協即成爲必然。權利與權力有時可以在現實中無限轉換，利他性成爲失語者自我保護的必然選擇。職業婦女無論在職場多麼八面玲瓏叱吒風雲，迴歸家庭後很快就在不知覺中失去社會的物質及觀念支援，失去了通過自我奮鬥獲取生存機會的渠道。“朱小貞們”只能依靠“完美主婦”角色塑造維持內心的失落與無奈。就像朱小貞展示給外人那樣：溫和、彬彬有禮、有品位、不抱怨、愛孩子、爲丈夫營造一個平靜的港灣。內心是否有怨念和不甘那就無從知曉了。
話語並不是一勞永逸的屈從權力或反抗權力，它沒有公權力的強制性，但卻真實存在。逝者已逝，如何讓活着的“朱小貞”不再經歷喪偶式的婚姻生活，就要從根源徹底改善婚姻內的男女平等關係，增加男性家務勞動參與程度，增加女性經濟生活的參與度，才能讓“朱小貞”們再度開口，並取得家庭成員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