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柯榕樹下~原創
每一個喜歡武俠小說的男孩子，對武俠小說的癡迷背後，具有渴望拯救和被拯救的文化心理，同時，也潛藏着夢想在桃花源裏實現自由、從快意恩仇的情節裏滿足嗜血慾望的無意識內容。似乎我也是其中一個。
說起俠，自然離不開武。其實，在史料記載裏，遊俠和武術關係並不密切，《史記·遊俠列傳》裏就沒有提到過武功。真實的遊俠和刺客當然要拔刀動武，但按照記載來看，應該並沒有什麼神奇功夫，主要依靠的是勇氣、熟練程度和力量，而武俠小說是絕對離不開武術的。
小說中的武術和真實的武術不同，它的特點是：經過小說家的不斷加工，逐漸自成系統。
武俠小說中的武術，另一個特點是圍繞中國傳統文化展開想象。
在近代武俠小說家裏，除了平江不肖生等個別作家，大多數都不會武功，他們的寫作來源就是書本知識和想象。無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作家們都會把這種想象和中國文化聯繫在一起，這在金庸的小說表現得尤其鮮明，他能夠純熟地應用傳統文化元素構築武俠世界。比如，降龍十八掌的招式出自《周易》的卦辭，逍遙派的武功來源於《莊子》的意象。在金庸筆下，武術高低之分在於對武學境界的領悟，而這種領悟力依賴的是對傳統文化的理解。金庸寫的雖然是武，但實際上更注重的是武中的“藝”和武中的“文”，所以，金庸的小說被視作了解中國文化歷史的一條捷徑。
佛教和道教文化對武俠小說的影響尤其深厚，在武俠小說的通常設定裏，少林武當是天下武林正宗，少林方丈和武當掌門是武術和精神的雙重領袖；而佛家道家思想更是滲透進了小說深處，成爲化解恩怨、寄託人物命運的精神支柱。
中國讀者對於這樣的武術遐想，自然有很高的文化認同：比如內功這樣的武術系統，比如“無招勝有招”這樣的武學修養，比如寶劍這樣的代表性器物，比如掃地僧這樣的傳奇人物，我們都能理解和接受，而且陶醉於其中。這樣玄妙誇張的描寫，也遠遠比真實搏鬥場面更吸引人。但合上書頁，我們還是要明白，小說裏的功夫，是對中國文化的藝術圖解，和真實的搏擊關係不大，沒必要代入現實世界。
對大衆讀者而言，俠客夢是一個關於拯救的夢，這是武俠小說的根本觀念。人們喜愛武俠小說，或者出於對現實的無力感，內心祈求他人來拯救自己，或者乾脆自己幻想化身爲書中的俠客，通過拯救他人來尋求精神滿足。
在中國人看來，俠客是一種特殊的精神氣質和文化精神。中國人雖然流行“各人自掃門前雪”這樣的處世格言，但“不管閒事”並不是真正的國民性，影響中國人的儒家佛家思想都有胸懷天下、悲天憫人的情懷，“愛管閒事”其實才是我們的本性，只是被現實教育得不敢管了而已。俠客們的路見不平，其實也就是管閒事，因爲他們有能力，所以管得了、管得好，於是，越是在現實裏不容易獲得仗義豪傑行動，越是放到武俠小說裏去盡情追求、盡情實現。按照美國哲學家悉尼·胡克的分析，這種尋求英雄的公衆心理，來自於對心理安全和情緒穩定的渴望，希望在別人的榮耀和成就裏獲得一份補償安慰，但這也是一種逃避責任的做法，久而久之，公衆會自覺地把自己置身於弱者地位，寄希望於等待被拯救。
對於文人，特別是武俠文化的創作者來說，則更多地體現爲自我拯救，按照哲學的說法，就是超越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俠客的任俠使氣，快意恩仇，不僅是解救他人，同時也是自我實現。這種豪爽生活，向來是中國古代文人最渴望的理想境界，而自從唐代的邊塞詩人以後，多數文人被孔孟之道束縛，躲在書齋裏，只能悄悄地做俠客夢，嚮往這樣的自我拯救。
比如鴛鴦蝴蝶派小說的代表作家張恨水，在談到爲什麼寫武俠小說時說，他的父輩生性豪俠，而他自己卻既沒有俠氣，又沒有力量，他是出於慚愧才寫武俠小說的。這種理想也有它的可貴之處，如果說一個人從沒有體驗過俠客的豪爽，也確實是種人生遺憾。本書的名字是《千古文人俠客夢》，也許就是因爲，千年以來文人這個羣體對於俠客夢的象徵色彩感觸最深，也最沉痛。
幻想被拯救和自我拯救，是武俠小說背後比較明顯的文化心理，此外，還有一些潛藏的文化心理，最重要的一個，是對於自由的幻想，陳平原稱之爲“桃源情結”。
武俠小說最重要的文化價值之一，是構建了一個特殊的江湖世界。這個江湖，不是現實中江湖藝人們跑碼頭闖江湖的那個江湖，而是一個被無數說書人和小說家渲染過的、與現實生活隔絕的獨立幻想世界。比如說，在這個幻想世界裏，正邪兩派殺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官兵們卻從來不介入，俠客們也不存在手頭拮据和生計問題。正是因爲俠客在王權專制下沒有生存空間，小說家們纔要描寫一個虛擬的世界，滿足於虛構一個不受王法束縛的法外世界、化外世界，這是中國人古老的“桃花源夢”。似乎，只有在這種架空的江湖世界裏，人們纔可能實現對自由的渴望。
中國人的俠客夢也有明顯的缺陷，最突出的一個是嗜血心理。
俠客們的處世法則，不僅是要報恩報仇，而且還要快意恩仇，也就是隻有手刃仇敵才能獲得復仇快感。他們行俠仗義也是如此，就是自己掌管正義，既當法官又當劊子手，完全無視法律。這種心理是從漢代的遊俠精神傳承下來的。而且，很多武俠小說裏記載的復仇和懲罰手段都相當血腥殘忍，而這種血腥，又是爲了滿足大衆讀者。新派武俠小說出於文明社會的倫理壓力，對俠客的殺人行爲進行了道德化描述，比如洪七公自稱“一生殺過231人，個個都是惡徒”。但真正值得深思的是，這種描寫一直被讀者廣泛接受和歡迎，這一點其實並不美好，即使所殺的是惡人，但從對殺人的描述裏獲得樂趣，感到痛快，也仍然是嗜血慾望的表現，這也許是現代新武俠小說應該繼續轉變的一面。
過去，武俠小說有沒有文學性，在主流文學界是個根本不用討論的問題，不成文的默認觀念是：像武俠小說這類題材，是天生不能成爲主流文學的。五四新文學以反對通俗小說起家，也一直在影響今天的文學研究取向。如今，研究武俠小說雖然不算什麼新鮮事，但也沒有得到國內文學界的普遍認可。這類現象，在世界文學圈也不罕見。當代許多文學大師都認爲，英國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是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雖然先後21次進入諾貝爾文學獎終審提名，但連他自己都說，他是肯定拿不到那個獎的，原因就是他的許多小說都屬於懸疑推理類型，而且很暢銷，對於評審委員會來說，寫推理小說相當於格調不高，這是個半公開的祕密，所以格林一直沒獲得過諾貝爾獎。
根據作者陳平原的類型研究，俠客概念出現於漢代《史記》中的記載，武俠小說最主要的幾個階段是唐宋豪俠小說時期、清代俠義小說時期和二十世紀新派武俠小說時期。在這個過程裏，俠的概念經歷了從無視王法的民間行爲，到唐宋時期的向主人報恩和神祕化，到清代時積極爲王權和清官服務，再到現代小說中在虛構江湖裏自由行事這四個階段。
武俠小說的武功，最大的特點是基於中國文化的豐富想象，這種想象深受佛道文化影響，表現出了獨特的審美趣味。
對於武俠小說的文學價值，陳平原認爲，不應該以類型來預設小說的高低，武俠小說仍舊有機會產生高質量的文學作品。
至於愛好武俠小說，俠客夢，我們還是可以從小說中感受至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