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16時代的一面鏡子——《許璇紀念文集》讀後 作者:王才友  載於 2021年9月16日《溫州日報》

作者:王才友  載於 2021年9月16日《溫州日報》


  讀書年代,我的研究主題是考察中共贛西的革命與地方政治的變遷,力求將國共兩黨和地方勢力放在同一歷史場域考察地方政治的變遷。這一研究方法主要受到時學界馮筱才、楊奎松、王奇生、黃道炫、何友良和李金錚等師長的影響。這一研究旨趣的優點在於能會通革命史和民國史進行整體史的考察,然而,由於讀書時閱讀所限,只侷限於短短十年內的考察,難以對這一地區有長時段的理解。到浙江工作後,我意識到這一研究路徑的“限界”,開始將自己的研究視野往前後延伸,既關注晚清乃至明清時期的一些研究,也關注抗戰時期乃至1949年後的歷史。雖仍爲“地方”範疇,但關注整體史的旨趣未變。在這一背景下,一些晚清時代的文人史料進入我的研究視野。近年來,溫州文史研究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尤其幾個重要地方文人,如劉紹寬、張棡、趙鈞、符璋和蔣叔南等人的日記和文集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引起學界同仁濃厚的研究興趣。時下,張小宇和李軍主編出版的《許璇紀念文集》也是其中之一。  

      許璇(1876-1934),字叔璣,浙江瑞安人,生於晚清內憂外患之際,歷經了晚清政治的鼎革、民初北洋軍閥林立的政治演進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民黨的政權初立。許璇是民國時期的農業經濟學家和農業教育學家,曾任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校長、國立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中華農學會會長等。應該說,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值得我們進行關注;有關他的史料,值得我們進行蒐集和整理;有關他背後所反映的時代,更值得我們去探究。然而,誠如潘德寶所言,許璇“在當時的學界應該相當著名”,可惜時過境遷,大約除了農學領域的專家之外,“現在大衆對許璇應該比較陌生了”。張小宇對許璇的專業文章、年譜長編和輓詩輓聯的整理和編著,讓學界對這一本屬“全國性”的“地方”人物有了較爲清晰的瞭解。

  記得初識張小宇兄,是在2013年的春節期間,我所在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的同事葉黎明教授找到我,說有一位溫州瑞安市政府駐杭的公務員對浙江歷史非常感興趣,想與我聯繫,我欣然應之。一接觸,發現小宇兄對於浙江歷史的瞭解不僅僅限於感興趣的層面,其對於史料的癡迷和執着甚至有時讓我這個科班出身者也自嘆不如,如小宇兄爲查找一條關於許璇在日本留學時期的史料,千方百計尋求其在日本的同學和同鄉的幫助。爲了加強研究的學術性,他又不斷與高校歷史系的朋友們加強聯繫。可以說,《許璇紀念文集》的出版是對其多年來深耕許璇這一農學歷史人物的回饋和肯定。  

      在我看來,許璇這一歷史人物,不僅僅是一個農學人物而已,《許璇紀念文集》至少能從以下幾個方面能給我們提供一些思考。首先,許璇是晚清民國年間溫州的一個歷史人物,而溫州作爲晚清的重要通商口岸之一,更是晚清民國浙江留學日本的重要地區,那麼,整理和研究許璇可爲我們探究清末民初的知識傳播和文化交流提供個案參考。據張小宇兄的統計,1896年至1940年,留學日本學生共550位,按照縣市區分:其中,永嘉(包括今鹿城、甌海、龍灣、永嘉)117位、樂清87位、瑞安(包括今文成)183位、平陽(包括今平陽、蒼南、龍港)157位、泰順3位、玉環3位。佔比分別爲:永嘉21%、樂清16%、瑞安33%、平陽29%、泰順0.5%、玉環0.5%。就時段而言,晚清326位,民國時期(1911年至1940年)224位。許璇就是其中瑞安留學日本的傑出代表之一,其1904年赴日留學,1913年7月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科,獲農學士學位。數據給我們直觀的印象,但當我們再將一個個歷史人物在晚清民國時期的事功逐一呈現時,我們更能看出溫州開埠以後,溫州這一地方在知識傳播和接受的鏈條中扮演的作用。既往我們關注知識傳播和思想時常作抽象之理解,小宇兄對許璇年譜的梳理讓我們能對許璇農學思想的淵源與晚清知識傳播之間的關係有更爲立體的認識。整理這些對外交流的個案可讓我們認識溫州的包容開放和善於學習的地方性格。實際上,後來在中共革命過程中,亦有大量溫州人報考黃埔軍校,其中又有多人被送往前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爲中共革命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其次,許璇不僅僅是農學家,他也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教育家,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農業大學、浙江省立甲種農校和浙江大學等高等院校任教,並擔任院長、校長等職,對於清末民初教育有着深刻理解。作爲在新舊鼎革時代成長起來的人,他既是新時代的推動者,但是,隨着科舉制廢除和辛亥革命的爆發,他們又成爲新式學生“革命”的對象,一代又一代,後浪推動前浪。如在1922年間,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以學生爲代表的新式知識精英影響甚巨,那時的學生,用後來著名農林學家梁希的話說,“學生大似皇帝,皇帝還好開除麼?”而許璇作爲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校長時,爲整頓學風,“履新不到一個月,開除幾個學生”。作爲校長的許璇與學生之間的代際衝突值得關注,而許璇的一生,作爲知識青年到教授、院長和校長的演進,更是可以作爲考察清末民初教育與社會變遷之間關係的重要窗口。

      最後,《許璇紀念文集》中收錄的專業文章不僅是重要史料,而且許璇對農業、農民、農村和農學的“知”和“識”皆可爲認識清末民國社會提供重要參考。本書共收錄許璇各個時期的學術文章26篇,涉及糧食安全、糧食與關稅、農業合作事業和農業發展等,許璇都有自己的認識。編者還提醒我們,許璇的兩本專著——《農業經濟學》和《糧食問題》已單獨重新出版,本書未作收錄。實際上,這兩本專著爲我們認識民國初年的農業和農村社會有着重要作用,如《農業經濟學》中關於全國各地自耕農和佃農系統性的分析,可與當時大量的社會調查作比較研究。個人認爲,作爲農學家,許璇關於這一問題的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其學術價值可能要遠遠高出時人之觀察。  總之,《許璇紀念文集》不僅僅爲我們提供了一位農學家的生平和著作史料,更爲我們研究清末民初的時代和社會變遷提供了一面鏡子。據我所知,小宇兄成竹在胸,他對以上這些問題皆有系統性的規劃,期待他有更多的著作問世,嘉惠學林。

        本文作者爲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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