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界發現人們有一種普遍的認知偏差，也就是將成功歸因於自己的人格特質，而將失敗歸因於社會。社會心理學家將這種認知偏差成爲基礎歸因謬誤，認爲人們通常會忽視情景因素對自己的成功，或者評價社會事件和他人所具有的潛在影響。有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學生改變了西方社會心理學界的認識，也就是注重特質歸因並非是人類普遍的認知偏差，基礎歸因謬誤或許不是人類普遍具有的認知偏差，而是西方個體主義文化的獨特認知模式，因爲東亞文化很少出現忽視情境因素的認知現象。
1991年11月，留學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盧剛槍殺了包括他的導師在內的四位教師同事。這一事件後來被作爲研究東西方社會事件歸因模式差異的重要資源。研究者發現當地面向亞裔羣體的報紙所報道的內容大多以譴責和反思美國文化對此次惡劣的槍擊案的影響，而面向美國人羣體的報紙則剖析盧剛的性格特質。前者是典型的情景歸因，而後者則是典型的特質歸因。這篇論文作者是Morris和彭凱平，發表在《人格和社會心理學雜誌》之上，題目是“文化和原因：美國人和中國人對社會和物理事件的歸因”（Culture and Cause: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ributions for Social and Physical Events）。
這項研究發表後，基礎歸因謬誤就成爲一種受到文化影響的認知偏差，個體主義導向的社會成員比集體主義在評價社會事件時更容易出現基礎歸因謬誤。確實，最近發生在復旦大學的JWH事件也可以證明這一點。當這一事件發生後，最先引發公衆關注的就是國內高校的“非升即走”制度對青年教師的影響，這不得不讓人聯想三十年前的盧剛事件所引發的討論。
正因爲集體主義社會更傾向於做出情景歸因，所以我們能夠對中國傳統文化對青天大老爺的渴望有了新的理解。在傳統社會，青天大老爺就是一州一縣的主宰，他是整個社會的代表，也是整個社會運行的掌舵人。因此，在這種意義上，普通百姓對社會事件進行歸因就是找到一個實際控制人。如果再往大地說，皇帝就是一切情景因素的總和，個人的特質過於微弱無法在複雜的缺少掌控力的社會事件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給某個事件進行歸因的本質就是尋找該事件發生的原因。在因果常識觀念中，原因是能夠直接導致結果出現，並能對結果負責的先在事件，甚至原因前件有一種權力。因此，情景歸因將事件的發生歸咎爲社會因素，從側面表明個人特質在掌控這個事件上的薄弱。美國的個體主義文化讓盧剛產生孤獨感，從而扭曲了盧剛的人格特質，盧剛無法抵抗個體主義文化。平頭百姓希望青天大老爺爲其做主，也反映出青天大老爺和自己所能掌控的因素之間的力量的懸殊。
因此，無論是情景歸因還是人格特質歸因，實則都是在一個社會中尋找最穩定最有力量的因素來爲某個事件負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