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考取了滑县师范学校。尽管这是一所中专，分数线却比县一中二中还要高，所以更难考一些。原因大抵是那时的师范学校包分配，毕业之后就可以参加工作领工资，算是拿到“国家的铁饭碗”了。而我那时对于志愿其实并没有什么概念和想法，家里穷，父母都希望我能早一点参加工作补贴家里，作为家里的老大，我也自然要担负起这份职责的。
只是，那年我的中考成绩并不理想，离公费生还有几分之差，于是要多拿五千多块钱的学费。我记得特别清楚，父母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亲戚家，才最终只从两个舅舅家里凑到了钱。那时七千元的学费，足以掏空一个家，还要负债累累。
开学那天，父母都去送我，父亲扛着我的一床被褥，母亲拎着其他物品。他们迎着朝阳的背影显得那么卑微而憔悴。这，成了我一辈子都难忘却的沉痛的记忆，使我暗下决心，到学校一定要省吃俭用，好好学习。
师范的第一年，有自费转公费的政策，我顺利地拿到了奖学金。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没有这样的政策了。记得那时候每个月还能领到一些补助（饭票），多少已记不得，然后我每个月所花生活费最少的时候只有20块钱，当算下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震惊。当同学室友嫌弃饭菜难吃，买方便面加餐的时候；当他们趁着周末出去逛街购物的时候；当他们开始用上高档化妆品的时候；只有我自己清楚，不能再向父母伸手，他们在我看不到的时候仍然在田间拼命的劳作，哪怕深秋的夜晚，一大堆棉桃堆在屋里，父母就借着一盏烛光在摘棉花，夜，很静，是手指尖棉桃的悉悉索索，是他们偶尔发出的轻咳，是突然谁说一句“大妞儿，也快回来了吧”。我有时两个月才回家一次，为的是省下几块钱的车费。
但我并不知道，每个月雷打不动的50元生活费他们是怎么筹备好的。许多年后，和我妈聊天，她无意间提到，每次到月末都要提前准备好这50块钱，没有了，就提前去邻居家借。这么多年过去，当我听到这里依然惊讶至极，我以为的理所当然，原来背后竟是这么多的负重前行。我深深懂得，一个家庭不富裕的家庭的艰辛和沉甸甸的亲情。
一次放假，我又留在学校，正趴在宿舍的床铺上看书。老乡进来，捎来一双我妈做的棉鞋，说里面还有20块钱。这是一双千层底棉鞋，黑色，厚实而土气。其实宿舍里已经几乎没有人穿这样鞋子了。我把手塞进棉鞋里的时候，一种特别的温暖袭遍全身，那是棉花的温度，更是母亲的温度。那张20块钱不是很崭新，被卷成一个筒，规规矩矩躺在里面。
我能想象母亲在棉花地里劳作的情景，腰间围着一个由蛇皮口袋缝制的肚兜，母亲的手指开裂，不得不缠满了白色的胶布，肚兜被摘好的棉花塞得鼓鼓的往下坠，还不肯返回地头倒在大塑料袋上，如果那样，往返还要耽误一些时间。我能想象母亲在冬夜的灯火下，抽空加急为我赶制棉鞋的情景，总担心我手脚生出的冻疮，于是把鞋底鞋面都加厚了棉絮，捏一捏厚度再斟酌着稍加上一层，然后再捏一捏，掂量厚度，棉线穿过鞋底，哧啦一声拉出来，还要在发丝里抹一下针尖。她那时或许是40岁，能干，也能吃苦，总是忙活到夜深才会去睡。
穿着妈妈做的棉鞋和亲戚们给的旧衣赏，走在同学的当中我不会感到丑陋而卑微，我向来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也有我的自尊和骄傲。
那时候金庸和琼瑶是许多少男少女谈论的热门，谁与谁的爱情佳话更是他们的心之所向。而我，我用三年的时间去泡图书馆，图书馆里才有高大上的养料，而不是庸俗的武侠言情。凭着对文学的热情和对写作的热爱，我把我三年的课余时光都用在了泡图书馆，阅读更多的是外国作家的名著和我喜欢的诗歌。
我读，也写。在学校的团委组织部做编辑，向学校广播站投了很多稿子。师范学校的课程时间表，相对来说是要轻松的，尤其是晚饭后时光。我在教室里挨窗的位置，或许正和好友在凉亭里聊天，这时广播里就会传来我的文字。播音的，其中有一个叫文采的女孩，声音甜美。
我是班里的宣传委员，大家都懒得写什么东西，于是每周交稿子的任务被我全权包揽。那时候，写的东西，有的整理在本子上，有几个本子我至今还保留着。
我也向一些报纸或者电台去投稿。我用省下来的生活费，以学习英语为理由买了一台袖珍收录机，能放磁带用来听歌。我那时候也追星，喜欢的流行歌手是张雨生或者张惠妹。但仅限于去听他们的歌，并不八卦。更多的时候，我去听一些电台节目，文艺类的。现在确已不记得有哪些喜欢的电台，特别犹新的浚县广播电台，主持人叫“林夕”主持的是“文苑漫步”。能听到自己的文章从枕边的小匣子里变成声波，是很奇妙和荣耀的事。我也因此收到过来自不同地区和年龄的人们的来信。有时候，能一下子收到十多封，很多时候，就拆开看看绝不会回信。班里有一个男生喜欢集邮，我就把邮票都保存好送给他。
后来毕业参加工作，还偶尔能在电台里听到一些那时的作品，主持人还是林夕。我也曾在和同学去浚县爬山的时候，特意到浚县广播电台去，只是遗憾的并没有见到林夕。我想，那一定是一个温暖而诗意的人，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