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89《身份的焦虑》【英国】阿兰·德波顿

前言:改革开放以来,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后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绕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爱拿自己的成就与被我们认为是同一层面的人相比较,身份的焦虑就因此产生了。作为被迫“内卷”的一代,我们总是时不时的为自己的身份感到焦虑。当然,我也不例外。一次偶然的机会看见了《身份的焦虑》这本书,一下子感觉看到了救命稻草,立马下单拜读。



前言:所谓身份,指的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而身份的焦虑,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社会地位的担忧。在这本《身份的焦虑》中,德波顿对于现代人的身份焦虑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剖析,并梳理了产生身份焦虑的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渴求身份。人们为获取钱财、名誉、影响力而追求显耀的身份,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取“爱”。这种爱不同于从父母、爱人那里得到的爱,这种爱本质上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尊重,以及对其存在的关注。他人的爱对我们如此重要,相比于贫穷带来的物质上的不满足,我们更不能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匮乏,他人对我们的漠视,我们会因此感到愤怒和绝望。这是因为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人的评价。

第二个原因是势利倾向。所谓势利指的是带有过分社会和文化偏见,其最明显的特征其实并非是简单的社会歧视,而是在社会地位和人的价值之间完全画上等号。所以,哪怕有所罗门的智慧,有奥德赛的足智多谋,然而,只要我们不具备一种社会认可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所有这些优点都形同虚有,势利者只会漠视我们的存在。那为什么会产生势利呢?因为我们害怕,因为总是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因此才要想方设法让别人觉得他不如自己。单凭个体的力量很难挣脱势利的桎梏,因为势利的病征是群体性的。年轻一代开始也许会对势利反感,但这还不足以将人类从势利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因为这很可能使他们渴望博得那些轻看他们的上层阶级的好感,因而也变得势利起来

第三个原因是过度期望。物质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们开始渴求身份地位的平等。报刊和社会舆论让人们相信,人人都有机会攀上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有机会成为实业家、大法官、科学家,甚至是总统。这种无限机遇的论调在一开始就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对底层的年轻人更甚。人人对自我的过度期望更加导致了身份的焦虑。当然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开始了嫉妒别人,我们开始嫉妒他人的成功或者富足的生活。当然,我们不会嫉妒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我们只会嫉妒和我们处于同一个层次的人,即我们自认为的比照群体。世界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比我们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这点,富人也不例外。

第四个原因是精英崇拜。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贫穷的理解发生了几次转变。受《圣经》的影响,社会一开始普遍认为穷人比富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大,穷人的慷慨使得他们成为第一批进入天国的人。富人们腐朽堕落,原始财富的积累都是带有罪恶性的,财富都来源于对穷人的掠夺。后来,随着生产力的提升,社会物质的极大改善,人们对贫穷的认识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开始认为,社会贡献的衡量标准是对社会价值的创造,穷人是依托于富人的救助才能生活,富人才是是对社会有用的人。穷人是堕落的,他们贫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思上进。随着精英制度的兴起,人们普遍认为身份同德行相关,一个没有杰出能力的人不可能具备良好的声望,财富有了良好的秉性象征:富人不仅富有,而且就是比别人优秀。

第五个原因是制约因素。身份地位地不易取得是产生身份焦虑的一个原因。而身份地位受变幻无常的才能、运气、雇主、雇主盈利原则、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变幻无常的才能指的是我们很难对成功所需的能力进行把握。运气因素指的是:一方面,我们的成功确实建立在偶然因素之上;另一方面,在一个以理性控制为主要特征的世界里,用“坏运气”对失败辩解并不可信。雇主因素指的是在雇佣关系中对成绩评估的偶然性,决定最终的成功者往往是精通权术的人。雇主盈利原则指的是企业出于盈利目的,必须快速更新技术,提升生产率,从而降低对工人数量的需求,同时提高对工人技能的需求。因此,每个人的职业生涯都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发展规律因素指的是现实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引发了社会的恐慌。现代社会的这种身份的不稳定性,根植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发展逻辑之中,是不可避免的。由此造成的现代人的不安全感,也是无解的。这些都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不易掌控性,从而造成了人们身份焦虑的另一因素。

针对上述产生焦虑的原因,书中也给了五个相应的解决办法,分别是:哲学、艺术、政治、基督教和波西米亚。但令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这五个方法,而是一个关于自尊的观点。作者指出,人生在世,我们的自尊完全受制于时时督策我们的理想以及我们为理想所付诸的行动,取决于我们实际的现状同我们对自身期待之间的比率。用公式表达就是:即自尊=实际的成就/对自己的期待。自尊公式清楚地表明:提升自尊的两种方法,一是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二是降低自己的期望。后一种方法与先前谈到的重视他人的看法其实是有联系的,降低期望不只是对自己获得成功的期望有所降低,尽量用平和的心态对待,还需要不受他人对自己过分期待带来的负面影响。当读到这时,我感觉到了当头一击的感觉,这是一条十分现实却又很残酷的公式。当我们追求理想或为理想付诸行动时,会处于一种期望的愿想中,这是正常的,但我们同样无法预知结果,正如老话说的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就是自尊公式的通俗表现。按照人性特点来说,人们对自己的期望永远要高于实际的成就,社会也从来都不鼓励人们降低自己的期望。所以,由此得出的比率——自尊,永远达处于低值,而现实与期待的落差带来的羞辱感只增不减。人们永远不能安于现状,永远有尚未企及的梦想。

基于上述对文章的梳理,我们明白为什么现代人的焦虑感为什么比以往都严重?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是古代等级制度森严,普通人只能安守天命,不会去考虑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的问题,而现代人从报纸杂志上获得了太多一夜暴富的励志故事,内心渴求同样的成功。另一方面是古代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体系都在竭力宣扬“食肉者鄙”,“劳动最光荣”的价值观。但随着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的出现,新的价值观体系出现了。亚当斯密和休谟,曼德维尔都在竭力建设新的价值观体系,即富人和资本家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最大;身份同德行相关;贫穷可耻,穷人穷是因为他们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痛苦,但在精英崇拜的社会里,贫穷又成为了一种耻辱。在这种新的价值观体系下,穷人的最后一点尊严和遮羞布被无情地剥夺了。在剥夺穷人的自尊之后,物质社会又给了底层社会一种貌似触手可及的通向成功之路的可能性。但从现实层面来说,即使是今天,我们攀上社会顶层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我们很难获得能与比尔·盖茨一较高下的成功,就如同一个17世纪的人想获得路易十四那样的权力是痴人说梦一样。然而不幸的是,现在的人们会认为这一切只要肯努力,便可以在未来实现。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答案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今天人们的身份焦虑,主要集中在对财富的焦虑上?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有钱”并不总是意味着“有身份”。在不同的历史和文明中,受尊崇的标准各不相同。在过去,富人们虽然有钱,名声却不怎么样。人们曾普遍认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们尽管贫穷,却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理应得到尊重。而富人的财富是靠掠夺穷人得来的,因此他们腐朽堕落,恶贯满盈。但从从18世纪开始,社会思潮发生了转变,出现了三种新的说法,并在20世纪的时候成为了商业社会的主流观念。第一,是富人、而不是穷人,才是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第二,有钱人之所以能有钱,不是因为他们贪婪或无耻,而是因为他们优秀、能干;第三,穷人是竞争中的失败者,他们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蠢、没有能力。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资本家统治的商业社会,站在资本家立场上的新观念,颠倒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穷人和富人的态度,并让所有人都陷入了对于财富的渴望和焦虑中。



结语: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产生身份焦虑,为了自我认同,为了他人肯定,为了获得某种身份或成就,许许多多的原因都会滋生焦虑。但只要我们明白,身份的焦虑源自何处,找到合适的策略,总能找到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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