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與算盤都是古老中國的產物，“日本企業之父”澀澤榮一將“論語與算盤”結合，結果產生什麼功效呢？中國古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又是從何而來呢？
東亞文化圈的日本有一本改變近代日本的商業聖經——《論語與算盤》（論語と算盤），“論語”指的是孔夫子的語錄，“算盤”指的是商業之道。
商業之道是“人生之道”其中之一，《論語》所指導的“人生之道”如何在商業界一展長處呢？
《論語與算盤》——日本商業之道的經典
《論語與算盤》的作者澀澤榮一到底是何許人呢？先說個小插曲：2024年起，在日幣最大面額的鈔票一萬元上就要出現澀澤榮一的人物像。想必他對現代日本的成就肯定有巨大的影響。
澀澤榮一對現代日本的商業“算盤”發揮巨大的影響，其利基卻是奠定在中國的《論語》之上，他提倡“一手《論語》，一手算盤”，同時兼顧義與利發展了日本的現代經濟。澀澤榮一說：“我始終認爲，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也要靠算盤，纔可以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 他運用了《論語》思想作爲企業經營學的指導是成功了。
在《論語與算盤》書中他總結自身的成功經驗 ，告訴人“求利”其實並不違背至聖先師的古訓，可以儘管放手追求“陽光下的利益”，且只有秉持誠信賺取合理財富，懷抱“公益即私利”的精神，才能使經濟活動長久永續。他強調將“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與“商”的才幹與務實，培養“士魂商才”，而“士”魂就是《論語》倡導的知識分子的道德精神。他比任何人都更早發現“經營管理的本質就是責任”。在日本企業中建立終生制的企業倫理，也是這種精神的發揚。
《論語與算盤》被奉爲日本現代的“商業聖經”，日本的精英視此書爲“義利兩全”的經典之作，是人生、道德、財富兼具的跨時代指引。澀澤榮一則被稱爲“日本企業之父”的傳奇人物。
日本企業之父
澀澤榮一（公元1840—1931年）生在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歷經明治、大正和昭和時期。雖然他已經作古，聲名依然無比響亮。他出生在富裕的農商家庭，父親除了種植和養蠶之外，還兼作藍染原料的買賣。
澀澤榮一的一生，從農家子到活躍的武士（幕臣）、務實的官僚，轉身成爲精進的實業家，擁有“日本企業之父”、“日本金融之父”、“日本現代文明的創始者”等等讚譽，是日本在國際上崛起的關鍵人物。
在他五六歲時候，父親就用《三字經》爲他啓蒙，並教他學習漢字、誦讀漢書。七歲的他正式拜師，十歲時，已經熟習了《四書》、《孝經》等等中國傳統典籍。這個童年時期的學習所內化的思想養分與道德倫理價值觀成了他往後開創人生的重要基礎，也成了他一生力行的企業準則。他曾說：“做人處世之道雖然十分艱難，但若能熟讀《論語》，便能有許多領悟。因此，我一生尊信孔子的教誨，同時更以《論語》爲金科玉律，不離左右。”
青年時期，擔任德川幕府幕臣的他隨隊出訪法國舉辦的萬國博覽會，之後在留歐一年半的時間裏，他學了法語，又參訪了歐洲多國企業和企業經營領導，見識現代商業經營的模式與體制。這一趟出訪的深刻體驗激發他導入西式企業與國際貿易體制進入日本。 在他手中創建企業500餘家、公共事業600餘項，並主持建立日本近代的銀行、工商、教育等各種組織模式和制度規範 。
澀澤榮一在經營企業的過程中，他並不是全盤西化，而是以“一手《論語》，一手算盤”，建立一套完善的日式產業倫理和管理經營準則。他的這種企業經營指導思想不僅存在於他創辦的企業之中，還促使日本經濟現代化健步走上成長大道。他在書中“唯有王道”一節中說：
“如果富豪（*資方）和貧民（*勞方）都能本着王道，也就是本着人類行爲的準則行事，我認爲這將遠勝過百條法律、千條規則。”“勞資雙方一團和氣”，正是他以倫理道德營造勞資雙方關係所展現的結果。
《論語》和日本文化的淵源——中華文化爲日本文化奠基
讓我們在此回溯一下《論語》和日本文化的淵源。從日本德川幕府往上追溯到六七世紀的日本飛鳥時代，神州中國的文化等於是當朝的殿堂之學，何以見得？
當時日本的聖德太子（公元574年—622年）多次派遣“遣隋使”從隋朝直接輸入學問經典、政治制度文獻和佛經，成了“遣唐使”的先鋒。聖德太子所作的日本最早的憲法——《憲法十七條》，不是法條，而是以道德理念來規範君王與臣民的典範，內容大量來自中國儒家及法、墨家的經典，又以儒家經典最多，當然《論語》也在其中。[1]這種風尚引領其後的奈良、平安時代的唐化步履，把古代日本文化推向高峯的黃金時期。
進入十七世紀初，孔子與《論語》又在日本德川幕府時代備受推崇，在德川儒者中，古學派大師伊藤仁齋（公元1627—1705年） 推崇《論語》 爲“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盡人皆知。伊藤仁齋認《論語》是實踐的道德規律，他的倡導使《論語》更適應於日本以“實學”爲導向的思想風土，爲儒學滋養近代化日本開路。
《論語》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回過頭來看看《論語》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與展現。《論語》是儒家思想的經典，內容以孔子的“仁”道思想爲核心，乃是涵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等層面的人生指南。春秋戰國時代，百家思想爭鳴， 自漢之後，《論語》的地位在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政策中拔得頭籌。
漢武帝聽取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作爲施政的思想指導，並且專立五經博士。漢朝之後的統一王朝隋朝，以及中華文化登峯造極的唐朝之精神淵源，也以孔子、董仲舒一脈相傳之文治思想爲治道。五經博士通經致用，會通古代歷史知識，在現實社會中加以應用治世。
《新唐書》記載，唐高祖武德二年，下詔在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 貞觀二年， 唐太宗尊崇孔子爲先聖，並大興儒學，奉儒學的道德思想爲治世圭臬。《舊唐書》記載，唐太宗“大徵天下儒士，以爲學官”，國子學中學生能通一大經以上的都能被任爲小吏，從而“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人才濟濟，升堂講學的達八千餘人。想想古今中外，能有多少這樣的泱泱“大學”！當時許多外邦慕名而來，如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都遣送子弟入了大唐的國學。在儒學思想引導施政的背景下，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功德具隆，媲美成康之治，輝爍古今，舉世共仰。
半部《論語》治天下
宋朝開國，趙普以半部《論語》，輔助宋太祖及宋太宗平定、治理天下。據《宋史》記載，趙普爲人沉厚寡言，年輕時學習法律的實用知識，判案度刑，縝密細查，仁心爲懷，救活很多死刑犯，但對學術思想很少涉及。北宋開朝，趙普佐命有功，受宋太祖重用，從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一直升到宰相。當他在宰相任上時，太祖常勸他多讀書。
於是，趙普從朝中返家後，就把門戶關上謝絕外來的煩擾，從書櫃中拿出書來，專心學習。他讀著讀著，越讀越有心得，愛不釋卷，有時一整夜不睡，就在讀書中度過。次日到朝處理政務時，好像有神力相助一般，處斷迅捷，效率特高。等到他逝世後，家人打開他的書櫃一看，發現珍藏在其中的是《論語》二十篇。從此，後世流傳下來“半部論語治天下”這一句話。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一位“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的典範人物，他就是春秋時代的名相范蠡，也是千金巨賈陶朱公。他與孔子大約是同時代的人。雖然他不歸屬於儒家，但是他這位好德而富的典範，也是以中華文化中最最崇尚的道德來規範人生之道的好典範。
“半部《論語》治天下”誠然不是虛言，“《論語》與算盤行天下”也得到鐵的實證。以道德爲道，條條是大道，處處都通達。以損人爲“得”，處處損德，處處短路，怎能走遠？得到的短暫利益又怎能與失去的貴重之德相比呢！
註釋
[1] 已故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和大庭脩都指出，聖德太子的《憲法十七條》融合涵蓋了中國的《毛詩》、《尚書》、《禮記》、《左傳》、《孝經》、《論語》、《孟子》、《管子》、《墨子》、《荀子》、《韓非子》、《史記》、《文選》等古代重要思想、文史著作。
參考資料：
《論語與算盤》
《聖德太子叢書》
《新唐書》
《舊唐書》
《宋史》
《史記》
錢穆《國史大綱》上冊
黃俊杰：《伊藤仁齋對《論語》的解釋： 東亞儒家詮釋學的一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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