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在歷史上給我們的感覺是亂糟糟，除了忽必烈之外其他皇帝幾乎都沒有存在感，加上這一朝時間短暫，整體上沒有什麼太深的印象。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不是現在所說的什麼民族認同感，那時並不存在像現代這樣嚴格定義的“民族”。其中的關鍵或許就在於兩個字：科舉。史書可是這些人操持的，古代手裏拿着筆桿子的人很多時候比拿刀的人厲害得多。
我們在初中、高中學習過的歷史中瞭解到各個朝代的選官制度的發展，而元朝的選官制度卻很少被提及。
我們都知道，科舉制度自誕生起，就是爲國家選官服務的，元朝是馬背上得天下的，崇尚武力，再加之宋時冗官的弊端，所征服的金朝和南宋都是實行科舉之地，故在文官選拔上輕視科舉制度。所以元代並不像明清那樣在選官上完全依賴科舉，對科舉的重視程度，自然不及之前的唐、宋，也不及後世的明、清。
在元朝選官主要採取世襲、恩蔭與推舉制的方式，說實話衡量的標準是關係遠近。在元代從軍、上地方書院和官學、當胥吏，通過軍功、考試、晉升，一般都是有當官的機會的，不過天花板很低，仕途的終點也大都是下層官僚。
至於上層高級官僚主要是從統治集團內部產生，自己打下天下當然是自己人分享，若採用考試製度將會損害這些人承襲和蔭的特權，自然會遭到一致反對。
除了關係，金錢在元朝逐漸成了當官的開路法寶。“有錢能使鬼推磨”幾乎成了人們價值取向的第一信條，狠狠地將古代民衆本就不高的道德水準，又成功的拉低了N個檔次。那些通過大肆賄賂當了官的人，上臺之後只會變本加厲地搜刮民脂民膏，造成更深的社會矛盾。
對元代官場等級有興趣的，可以仔細看看下面這張元代官制簡表。
元朝統治者根據形勢，也舉行過科舉。但通過科舉入仕的，有統計，元代通過科舉選拔的官吏只佔文官總數的百分之二，數量微乎其微。
第一次科舉是在元太宗(窩闊臺大汗)十年(1238年)舉行的“戊戌選試”，在中書令耶律楚材提議後舉行的，錄取人數爲4030人。這場考試至少讓一千餘名的儒士脫離了奴隸的深淵，恢復了自由身，一定程度上穩定了被征服地區的民心，但此次科舉考試只是統治者的一次嘗試，沒有形成定製。正式建立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雖大肆籠絡儒士們，但在位期間未曾開考，科舉在元朝一直處於中斷狀態。
中斷75年後，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下詔恢復科舉，因爲此時隨着元王朝的貴族世襲制不斷深化，朝廷的大權已被上層貴族牢牢把持，元仁宗想要加強自身權利，就得進行改革，用新的、系統的選官方式來給朝廷換血，用完全由皇帝選拔任命的科舉官員來填充官員隊伍，才能真正實現皇權的最大化。此前隋唐就是這麼幹的，用科舉選官來打破世族門閥。
自元仁宗1313年起，到1368年元惠宗退回草原，中間因爲因爲元惠宗時期丞相伯顏擅權，執意廢科舉，1336年科舉和1339年兩次科舉停辦。元朝共舉行科舉16次，錄取進士1139人。
下令恢復科舉的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只在位九年，能在死後獲得一個“仁宗”的廟號，和他恢復科舉，推行“以儒治國”政策，獲得了儒生的讚賞，不無關係。
在中斷科舉的日子裏，那些原來要考試的讀書人，沒有飯喫就到流浪的雜技班、戲班子裏面去，說我給你們寫點東西吧。這些人裏面有寫《竇娥冤》的關漢卿，有寫《西廂記》的王實甫、有寫《趙氏孤兒》的紀君祥等一大羣人，所以結果在元代戲劇大繁榮，元曲因其文學成就之高而並稱“一代文學之勝”。
元代科舉正式實施的時間比較遲，中斷時間長，次數少，人數少，雖然用儒士補充官員隊伍也是杯水車薪，沒能夠最終達成目的，科舉幾乎淪爲雞肋，但其制度化的色彩還是重了很多。
元代可以說是從隋唐創制科舉，宋代全面推行到明清完全制度化的一個重要過度階段，宋代科舉雖然已經逐步主流化了，但制度上算不上穩定。尤其是名額上，經常出現爭議，學校制也沒有完全運轉起來。在元代科舉制度，怎麼考，考什麼，基本上是才正式定型的。與之相配套的學校制，三級考試製才真正建立了起來。
自元代以後，科舉考試科目廢“諸科”只設進士一科，科目單一，由繁到簡易於操作，(宋代沿襲五代舊制，進士科以外還設各科,如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常合稱“諸科”
);開考時間固定，三年一次，稱爲大比;考試內容以儒家《四書》、《五經》爲主，又規定以程、朱等理學家的註疏爲藍本。
明、清兩代開科取士，大體上採用的是元仁宗皇慶年間制定的考試製度及實施方法，在此基礎上加以發展和完善，但基本內容及其精神實質沒有多大改變。
當一項制度走向完善，意味着穩定，但同時僵化的隱患也在滋生。元代實行的科舉制度，是由唐、宋過渡到明、清，不斷走向完備、成熟以至僵化的一個轉折點。自元以後，科舉取士的弊端也就暴露得越來越明顯，畢竟國家治理方方面面，需要不同類型的人才，還要照顧不同階層，科舉制度下僵化的選才形式，阻礙了進步，直至被徹底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