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學時，正是港臺文化風靡大陸的時代。在一些香港影視劇中，一般被稱爲“*叔”的人都有着很高的江湖地位。
當我在國博中看到這位“欒叔”青銅缶時，腦海中突然出現了一些香港影視劇的鏡頭，也隱隱地感覺這件青銅器很江湖。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形狀。“欒叔”青銅缶是一種盛酒或盛水器，通高40.5釐米、口徑16.5釐米、足徑17釐米。青銅缶蓋頂弧形，器形似壺，小口，短頸溜肩，圓腹，矮圈足，圈足外緣有三個等距離的小長方形片狀飾向外側伸出，底部作十字形凸起。蓋面內沿有三個等距離的小長方形微凸的卡，蓋上和腹側各有四個對稱的環形耳，耳上有陰線的雲紋。
青銅器的價值大都體現在它的銘文上。這件青銅缶的缶蓋和腹表上都有銘文，蓋銘2行8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腹銘錯金5行40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餘畜孫書也擇其吉金，以作鑄缶。以祭我皇祖，虞（餘）以祈眉壽。欒書之子孫，萬世是寶。”
此器相傳出土於河南輝縣，不知怎麼流傳到了河北武清古董商人倪玉書的手裏。1944年6月1日，著名收藏家容庚以一萬五千元高價收購。第二天，他就請著名篆刻家陶北溟先生爲他書寫了一塊“晉缶廬”的橫匾，懸掛在家中客廳裏，當作自己的書齋名。可見容庚先生對這件青銅器的喜愛。
此後，每有學者、專家和好友來訪，都會要求看一看這件青銅缶。1954年8月18日，容庚致函郭沫若，建議再版《兩週金文辭大系圖錄》，圖版改用照相，並補入禹鼎、麥鼎、欒書缶、十年陳侯午敦等。可見他對這件青銅器早在此前就已命名。
1956年，容庚先生向廣州博物館捐獻88件（套）青銅器，其中就有欒書缶，不久由廣州博物館上調至中國歷史博物館（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1958年容庚和張維持合著的《殷周青銅器通論》中，首次正式公佈這件青銅器名字“欒書缶”是根據銘文而來的。
欒書又稱“欒武子”或“欒伯”，是春秋時晉國大夫，執政14年，是晉國史上執政時長排第二的名臣。晉國自文公開創霸業後，成爲顯赫一時的大國。但同時西邊的秦國力量逐漸強大, 曾與晉國有數次交兵，互有勝負。而欒書正是晉景公、晉厲公時期克服諸強的重要支柱。據一些學者的研究，這期間欒書曾指揮大小軍事行動七次，戰戰告捷，延續了晉國稱霸的時間。
由於容庚先生在青銅器鑑定和古文字學的江湖地位，長期以來學術界一般將“欒書”青銅缶作爲春秋中期晉國的器物來看待，視之爲一件極具史料價值的珍貴文物。
20世紀90年代初，歐燕先生、李學勤先生等學者根據新發掘的考古材料，對傳世的“欒書”青銅缶的年代和產地有所質疑，指出該器應定爲楚式器物，而不是晉器。
這是學者研究的內容，我們只等最後的結果就好了。我還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這件青銅缶工藝和書法兩個方面的價值和歷史地位。
這件青銅器腹壁的銘文采用了錯金工藝，銘文字形規整，至今熠熠生光。金銀錯工藝產生於春秋中期前後，它的工藝程序是先在青銅器表面鑄出淺凹的紋飾或銘文，如果是特別精細的紋飾，則是在器表用墨筆繪出紋飾，按紋飾用硬度較大的工具鏨刻淺槽，然後在淺槽內嵌入細薄的金銀片或金銀絲，再進行打磨，使嵌入的金銀片與銅器表面相平滑，最後在器表用木炭加清水進一步打磨，使器表增光發亮，從而利用金銀與青銅的不同光澤映襯出各種色彩。這種工藝在初期時比較注重施於銘文，“欒叔”青銅缶的銘文正是這種工藝最初興起時的產品。
再來看它的書法價值。有專家認爲銘文線條柔韌婉轉，婀娜多姿，呈風流嫵媚之態，與楚國的書風相近。也有專家認爲線條勻稱洗煉，筆勢多作曲弧形，悠遊自在，舒展多姿，顯示着既含蓄又堅韌的力量。筆畫的起收處，多以細筆出鋒，運行中又隱約可見筆勢起按的變化，表現出毛筆書寫的意態，與山西出土的侯馬盟書文字十分接近，可以看出明顯的晉土文字地域風格。
圍繞“欒叔”青銅缶的研究還在繼續，還是那句話，研討是內容和結論交給專家和時間，我們只需靜靜地觀察和欣賞，無論是它的製作工藝還是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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