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向東飛馳，我的心之所念想的大西北離我越來越遠，所有的過往都被梳理了一遍，最後，千絲萬縷歸結到我到新疆來工作的原由——鹽。還是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車輪的節奏，讓我陷入沉思，或者說是在冥冥沉睡中“穿越”了那個古老的故事：一段離奇的歷史，一個奇妙的“輪迴”，把我的人生第一份工作，與祖先的生計重疊在了一起！
一、家族變遷
明朝年間，北方滿族有一位愛新覺羅氏，因不滿弊政憤然拂袖遭到迫害，倉促南下大明避禍時，或許並未能帶走多少錢物，而註定遠離富足淪落蒼涼。這位愛新覺羅氏涉水渡江浪跡天涯，因事變禍生隱姓埋名，因政見劣勢逃亡異鄉，最後客居在粵東梅江中游的梅縣，自取姓氏爲羅姓，成了客家人。歲月荏苒，張獻忠絕殺西川人，遂有“湖廣填四川”的人口大遷徒。“羅氏”後裔中一支入川的祖先，以貧窮農戶的身份，攜眷挑擔，風餐露宿，簡陋的傢什和娃娃在蹣跚中搖搖晃晃，籮擔揚起的清亮啼哭驚醒了大巴山脈的沉寂。漸漸地，他們變得衣衫襤褸神情疲憊，仍頑強挪動磨起血繭的腳板。是出於無奈？還是希望有一片屬於自己的沃土？也不知跋涉了多久，當他們終於在綿陽一個叫豐谷井的地方放下擔子後，娃娃已哭不出聲音了。他們大約是衝着鹽井長途跋涉而來，希望把異鄉徹徹底底地變爲故鄉。
這極富詩意和戲劇性的傳奇，竟是我的祖先數百年前用生命之軀在碩大的中國版圖上劃出兩道重重痕跡的履歷！
就這樣，那副擔子一挑就挑出幾個世紀，異鄉化爲永久的故鄉，承載起一個辛勤勞作繁衍生息的小農家族，羅姓一族經營生計數代，大約就有了“羅家灣”這個地名。我爺爺的爺爺出生在1860年左右，我的爺爺則出生於1892年2月。 也就是說差不多在我爺爺出生的年代，家族的生計除了農田，開鹽房也應該算家族得以繁衍興旺的最好保障了。祖先既然是衝着鹽井而來，必有發家的夢想，事實上家底也逐漸厚實起來。爺爺的爺爺1926年去逝後，爺爺的父親與兩個叔父分家，鹽房合營，由兩個叔父經營，爺爺的父親專施農耕，撫育子女，而兩歲喪母的爺爺則專心讀書。
由於畢竟喘息在土豪鉅商的狹縫中，儘管家族被農耕生活磨出的柔順裏還殘存着北方祖先反抗的爆發力，也對挑起一個富庶的未來心存疑慮了。家族不服人欺，又目不識丁，鬥不過人，於是萌生了“光宗耀祖狀元郎”的幻想，看我爺爺有靈氣，就商議湊錢供其唸書習文。爺爺私塾五年，辛亥革命那一年，進了綿陽中學，讀了4年半畢業。我爺爺天資聰穎，膽識過人，看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思緒悄然叛逆了冥頑數百年恪守鄉土的祖訓，旋起闖蕩外面世界的慾望。發憤苦讀中，我爺爺深感知識能開放心智，教育可啓蒙愚鈍，即立誓從教，一舉考中北師大。1915年中學畢業後，四川省政府保送爺爺到北京高等師範學院數學物理部就學，全部費用公費，1919年畢業。
那是一個比鄉村廣袤而精彩得多的世界。頃刻，我爺爺剛被打開的眼界機敏地觸摸到“新文化運動”思想啓蒙的脈搏，新的科學文化知識，新的道德境界，把一個來自封建漩渦深處的鄉下青年捲上激流洶湧的大時代。感染着民族精英們曠古未有的覺醒，我爺爺也參加到偉大的“五四”運動中，燒曹宅，撒傳單（期間幾乎受引導參加了革命，因家族不允未能如願），懷抱教育救國大志輾轉山西太原（陽興中學數學教員）、重慶巴縣（校教務主任）、江油中壩（省立第二中學校校長） 、省第二女子師範學校（祕書、教員），以傳播新文化新知識爲已任。
1929年冬～1937年夏，我爺爺在不脫離教育界的情況下，經重慶川江航務管理處同學之邀兼任管理處總務長，一干就是八、九年。對外國商人在川江橫行霸道，無惡不作，並把勢力伸向瀘州、宜賓的狀況，做了扶持華輪抑制外輪以維護內河航權的工作，取得了相當效果，壯大了一個民生公司。其後兩年，正值抗戰期間，重慶學校疏散鄉間，我爺爺又應邀出任重慶川江航務管理保安科長，在異常緊張的氛圍中，專職出任運送幾百萬川軍出川抗日的運輸工作，爲抗戰做出了貢獻。
其後還從事過省政府建設廳視查員、鄉村電話管理等工作，最終徹底迴歸教育界，受聘於重慶樹人中學（即後來的重慶第八中學校、重慶師範專科學校附屬中學校），1963年3月以高齡71週歲且身體多病理由請準退休。
我叔公（我爺爺的弟弟）早年也漂泊出去，離開了故鄉，後來又去了海外。延續着前輩的“自強求富”精神，白手起家，苦打天下。他的大兒子雖爲華裔商人海外打拼，但對中華文化極力推崇研究，爲尋找祖先的傳奇履歷不遺餘力。他的另一位兒子久居海外，一朝回到故鄉，百感交集，對祖國的飛速發展簡直不敢相信。我的另一位退休於重慶大學的叔叔，還數次專程去了豐谷井老家憑弔祖先。父輩們對“老屋”不象我們這輩感覺是那樣陌生而遙遠，他們有着諸多親情的聯繫和深一層的理解、感動與崇敬。他們沐浴着祖輩精神的光環，又浸潤了書香的靈氣，剛剛脫掉幼稚即幸運地跨進一個嶄新的國度，成爲共和國第一代大學生。 發端於北方的這一支“羅”姓家族，他們在北京，在新疆，在廣州，在昆明，在重慶，在成都，在異國他鄉……急切於施展才華，解纜啓錨，主動“漂泊”出去，高揚事業和榮譽的長帆……父輩們珍惜着年華給予的最後恩賜，用貯藏的才學和久釀的思想爲祖國的今天和明天奮力著述講學科研談判，用心血和汗跡爲新生代描繪新的故鄉。我們這一代，上·山·下·鄉，趕考求學，下海經商，跑深圳蹚南海湧浦東飛日美，爲盲信爲真理爲價值也爲飯碗爲黃金，我們的青春年華如江東流。從知·識·青·年到知·識·分·子，拎着文化人沉重的箱籠無奈而又固執地企盼並佔據一個屬於自己的“沃土”。而我們的後輩，更是以世界爲舞臺，努力站在時代的前沿，開拓進取着。在不斷漂泊中，我們一代代地接力着，將生存發展的“基因”積澱於新的生命。
二、豐谷鎮，名歸兩口千年老鹽井
既然我人生歷世之初竟與鹽有緣，不妨說說家鄉的“鹽”。
走在豐谷鎮老街上，坐在高高地土坡眺望羅家灣，肅穆在爺爺的爺爺的墓前……有一種恍若隔世的強烈感覺，又被血脈的傳承無限地拉長了縱深感。
有綿陽日報社載文《走進豐谷古鎮 踏訪歷史遺蹟 》稱：離綿陽主城區17公里的豐谷鎮，是一個具有千年歷史的文化古鎮。自隋唐以來，豐谷鎮就因鹽而興，因酒而名，因文而茂，因治而盛。由於緊靠在涪江邊，豐谷也成爲明清時代重要的水陸碼頭。境內至今仍保存有古鹽井、風火牆、古渡口等文物古蹟，更有天佑燒坊等遺蹟。
豐谷鎮原名銅牟，早在隋唐時期就因鹽集鎮，據明天啓年間《成都府志》記載，因當地新開兩口鹽井，“一曰豐井，一曰谷井”，古鎮由此得名豐谷井。這種鹽井叫“皮袋井”，開鑿於隋朝(581年～618年)以前。根據《綿陽縣誌》記載，“州東南四十里羅漢寺山麓，古井也……今每日攜皮袋盛水斗餘，可煎鹽百斤。”《元和志》記載：“古井……口寬七、八尺，下石棱凹凸，深四五丈。井臨涪江，有蓮花石、天然層瓣若鏤成，今存。”據悉，到明洪化年間（1578年～1681年），皮袋井一度被封廢，後人不知其具體位置。直到1948年6月，一場暴雨之後，井口露出地面。這口千年鹽井得以保存至今。根據資料顯示，當時涪江水運發達，藉助這一便利交通優勢，皮袋井的鹽產品通過這一水上通道，將綿州古鹽運送出去。作爲一個鹽業生產重地，帶動商貿經濟的興盛，陸路交通也佔據重要的位置。
明萬曆《會典》曾記載，“（豐谷）華池等井鹽課司鹽六十三萬四千五百三十二斤”。清雍正九年（1731年），綿州州判駐豐谷，專司鹽政。1914年設鹽務立法機關“評議公所”，次年榷稅官駐豐谷，收鹽稅兼管銷場事。當時，豐谷還有鹽井384口，大小竈戶42家，鹽工1500餘人，年產鹽萬餘擔。據史載，豐谷鎮曾經到處分佈有人工鹽井，還有四通八達的輸滷梘管，有一座座豎立於井口之上高聳入雲的井架。這種井架在當年被稱作“天車”，它是以“堆積木”式的方法，把數千根杉木層層往上累疊，用篾索捆紮而成。最高的“天車”有100多米高。據介紹，到1975年前後，因豐谷的鹽業生產工具原始、成本高而隨之停產。
…………
裝滿食鹽的麻袋，整齊地碼在成都東站的貨場及站臺上，我獨自一人在凜冽寒風中承擔起了發放食用鹽的工作，這是1979年初的某天。幸苦一天，在夕陽西下時，我正往鹽庫趕，看見一輛輛軍·車開往東站（隨後的二月末，祖國西南邊疆發生了戰·事）。回到單位後，喘息未定，我及時向開會回來的師傅（另一位）告知了站臺發鹽情況，師傅一聽大驚，原來站臺上某個貨位的鹽包是受到污染的毒鹽！我頓時惶恐不安起來。師傅緊急地挨家（基層鹽庫）打着電話召回運輸鹽車。幸虧這些運輸鹽車還沒有到達基層鹽庫，最終被攔截住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這是我與鹽的工作相關的記憶中最深刻的事件，也是我與鹽之緣的最後一件值得記錄的往事。
兩個月後，我離開了鹽業部門，走上了探索人生的全新的戰場。這是後話。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