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雷文景；配圖：成都市錦江區檔案館】
啓真道子承父業
成都華西壩的很多西洋人皆說得一口流利的成都話，啓爾德的長子、身材魁武的啓真道也如此。這位1895年生於樂山，長於成都的加拿大小夥子在1920年啓爾德去世後，立志繼承父業，從父親手中接過現代醫學傳播的火炬。
啓真道(LeslieG.Kilborn)，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生理學碩士，醫學、哲學博士。華西協合大學教授、醫學院院長、牙醫學院總院長。對四川風土人情的諳熟和他的令人驚異的中文程度，使得他比父親更容易接近中國人，更容易開展他的教學與醫療工作。在他度過的30年成都歲月中，他從沒有玷污過作爲醫生的職業操守。當他1952年離開成都時，已是成都公認的一位傑出的醫生和醫學教育家，華西壩的中國同行評價他的教學水平：“教得好，內容充實，清晰明瞭。”
20世紀20年代的某一天，那是啓真道行醫不久的日子，那一天，成都發生了槍戰，作爲志願者的啓真道義不容辭的救護傷員。在他的眼中，只要是傷員就是他的病人。就在他行使醫生職責時，一顆子彈射中了他的左肩。上帝保佑啓真道！他沒有生命之危，只是“痊癒之後，在左肩留下了永久性的殘疾。”就像法官判案需要高度的責任感一樣，對於患者，醫生也不能有絲毫的懈怠與疏忽，啓真道在課堂上曾告誡學生們：“藥放在血管裏或皮肉裏，就拿不出來了！”這句話成爲名言，牢記在一些學生的心中，每當給病人用藥時，“凡是口服藥物能得到同等藥效的就不用注射法。”
華西協合大學的醫學教育水平在中國西部首屈一指，擔任醫學院以及醫牙學院總院長16年時間的啓真道功不可沒。
一門三代成都情
1892年的夏天，就在啓爾德開創成都第一家西醫診所時，不幸降臨到了他的頭上，與他一同來到成都的妻子詹妮去世了。那一年啓爾德25歲，他的妻子也正當青春年華。詹妮是染上成都的流行性霍亂而去到天國的，她在這個東方古城滯留的時間很可能還不到半年。詹妮的中文名現在無人知曉，或許，她還沒有來得及取一個好聽的中國名字呢。兩年之後，啓爾德找到了新的伴侶麗塔。
麗塔 (1863～1942)的中文名是啓希賢，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醫學博士、化學碩士、華西協合大學教授。麗塔是丈夫的得力助手，她自己也是一位出色的醫生，就在丈夫創辦仁濟男醫院2年之後，麗塔創辦了成都第一所婦女兒童專科醫院，位於惜字宮街的仁濟女醫院。當1920年丈夫過逝之後，麗塔仍在成都繼續着她與丈夫共同的事業。1942年，麗塔逝世。這位從小立志學醫的加拿大安大略省麥福特的女子，在成都工作奮鬥了近50年。
閱讀史料人們發現，啓真道的婚姻竟與父親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當他1921年從加拿大回到他的第二故鄉四川時，他也是與新婚妻子一同來到的。妻子叫珍妮特，中文名啓靜卿，是啓真道的大學同學，同爲多倫多大學的醫學博士。志同道合的夫婦倆在成都共同生活了22年，這期間，珍妮特花了相當多的時間照顧家庭，她是丈夫的賢內助，同時，這位醫學博士也沒有放棄專業，丈夫從事生理學，她從事眼科學，是成都早期的眼科醫生。兼顧家庭與事業的珍妮特或許比丈夫付出得更多，她的健康出現了問題。1944年，珍妮特回到加拿大，3年之後因腦血栓突發而病故。爲紀念這位令人尊敬的醫生，華西協合大學醫學圖書館以啓靜卿的名字命名。可以告慰珍妮特的是，啓靜卿圖書館所藏醫學書籍卷帙浩繁，在1940年代的中國，是僅次於北京協和醫學院圖書館的全國第二大醫學圖書館。
珍妮特去世之後，另一位加拿大女性吉恩來到了啓真道身邊，她接替了啓真道母親麗塔的位置，從事兒科的醫療與教學工作。剛到成都，吉恩就經受了一場考驗，她被指派去參加一個緊急救護工作，救護的對象是在一場剛剛結束的街頭巷戰中受傷的傷員。與丈夫啓真道一樣，在內亂不止的中國，她或許也要面對流彈的襲擊，然而救死扶傷的天職使她“不得不翻過無數的掩體來到加拿大教會婦女兒童醫院，完成手術檯上一名病人的麻醉工作”。吉恩在有關史料中只留下“啓真道夫人”的名字，她的中文名不詳，學歷學位不詳。1952年，正值春暖花開的時候，吉恩的內心卻有些黯然，這一年的3月，她和丈夫一道不情願地離開了他們生活過多年的成都。啓真道應香港大學之聘擔任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那時候，吉恩應該和丈夫在一起。
從1892年到1952年，整整50年時間，啓氏家庭的行醫與醫學教育生涯都與成都緊密聯繫在一起。啓真道的妹妹科拉(中文名啓智明)從1928年到1950年，也在華西壩從事護理學工作，她似乎已完全融入了成都人的生活，有一個極具成都化的呢稱：“啓幺姑兒”。1949年10月，啓真道的長女瑪麗從多倫多大學完成了護理學課程之後也來到華西壩。瑪麗與他的父親一樣，也是喝成都的水，感受成都的陽光長大的。她出生於成都，小學和大部分中學時光是在成都和仁壽度過的。沒有語言障礙的瑪麗一到成都就參加了大學醫院的護理工作。
奧馬·萊斯利·基爾伯恩，這是啓爾德的本名，這位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弗蘭克威爾人在他24歲踏上中國土地時或許沒有想到，在之後漫長的歲月中，他的兩任妻子和兒女，兩個兒媳及他的孫女，都與成都現代醫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一篇海外佚名的《基爾伯恩家族在中國》一文就這樣評論啓爾德和他的家庭成員在成都的工作：“人們應該瞭解基爾伯恩家族並且爲他們感到自豪，因爲這家人從1891年至1966年的72年間，一連三代的絕大多數都在內地和香港爲醫學和高等教育事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今天，當西醫西藥早已成爲中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成都人就更應該瞭解：一個加拿大家族與我們的切膚之痛有着既遙遠而又極其現實的關聯。
（下篇:《惜字宮南街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