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敏锐地意识到中国还面对了一个比太平天国更危险的对手，也就是李鸿章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什么样的对手呢？就是洋人。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天朝就是高高在上的，所有的外夷都应该俯首称臣。然而，两次鸦片战争，让曾国藩的传统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双方的武力差距极其选书，技术上的差距并非决心、勇气和良将所能比的；其次，这些洋人与历史上的蛮族完全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体现出的文明水平差异巨大，洋人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他们的志向在通商和平等外交，曾国藩意识到，这些洋人不但军事强大，还有自己独特的信仰、文化系统和做事原则。
为此，在深入研究外情的基础上，曾国藩不断升级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试图收集并探寻西方的军事秘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集中中国当时最出色的科学技术人员，专门仿造西洋的枪炮弹药，并把试制轮船作为军械所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更全面掌握西方技术，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又建设了一个更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将制造轮船与“自强之道”联系起来。
曾国藩在为官之路上一直都很谨慎，但在洋务运动上，却丝毫不怕有越权的嫌疑，因为在他看来，军事工业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自强之本，是开风气，是源头。在此，不得不佩服曾国藩与时俱进的战略眼光和思维。
除了西方科技的重要性，曾国藩的外交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曾国藩形成了三个在当时看来无比激进的外交观念：
第一，对外国人要平等相待，把外国人当人。如之前所说，中国人的传统狭隘观念是只有中国人是人，而其他族类都是介于人与兽之间，皇帝要求洋人见他的时候，必须三跪九叩，否则直接遣返，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广州及清政府还掀起运动，不论如何也不让外国人进城居住，也成为英国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借口之一。
第二，诚信外交，对外国人要讲信用。当初清政府对外国人的方法是蛮夷不是我们的族类，因此和他们是不用讲道理的，只能以权宜、权术的办法来笼络糊弄，而曾国藩在观察了洋人的言行后认为，在对外谈判中，一定要像君子，首重信义。能答应的，大大方方答应，不能答应的，坚定不移。不能学市井商人的手段，让人看不起。
第三，在对外交往中，不要争面子，要争里子，不要争小处，要争大处。至于要不要洋人进城居住，见到皇帝要不要三叩九拜，都不是大问题，在和外国人谈判时，要力争商业利益，保护国民生计。
对比现在的国家外交的战略思路和全球化的合作关系，不得不说，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曾国藩还是有令人敬佩的独到眼光的，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观念，敢于突破，用于学习，与时俱进，实在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