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具體的出生日期不詳，大致推算應該在清朝末期，也就是1900年左右，要比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這些偉人們小一輪上下。而奶奶整整比爺爺小八歲，生年不詳，卒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爺爺奶奶去世後，原葬於周家水庫東邊的海龍川角下的松樹溝北坡。後因一九五八年修周家水庫，五子各奔東西，無一人埋在爺爺奶奶腳下，就在我的父母去世多年後，又由於大伯無後，見於我父親在家排行老二，且人丁興旺，經我們這些不孝孫兒們商議，於2008年清明節到來的前兩天，在一個春寒料峭，雪花紛飛的早上，遂把爺爺奶奶的墳墓遷至於家村三組的東山上，這才使得爺爺奶奶與他的二兒子，也就是我的爸爸在陰朝地府重聚。從此，爺爺奶奶終於有了頂腳，總算了卻了我們孫輩們的一塊心病。
爺爺奶奶一生中留下八個子女，五男三女。按出生先後爲序分別是：大伯沈恩喜，我爸沈恩全，大姑沈素喬，三叔沈恩治，二姑沈素嫺，三姑沈素英，四叔沈恩國，老叔沈恩奇。這個排序在我退休前一直是模糊的，直到2022年11月17日我同愛人專程去探望已經84歲高齡的三姑那天才正式確認下來。爲了給家族後人緬懷前人不再增加更多的空白，我利用閒暇時間，特地把我父親的八位兄弟姐妹略作陳述。
＜1.大伯＞
在我爸爸的八個兄弟姐妹中，大伯絕對稱得上是一位佼佼者。
大伯早年畢業於營口水產學校（簡稱水產，也叫國高）。這所學校在當時是營口地區的最高學府，能送到這所學校讀書的孩子，全部是家庭富裕人家的子弟，當然也包括少數日本人和其它西方國家在營口經商的子女。
那時，除了營口水產學校外，還有一所由清政府於1906年創辦的掛着兩塊牌子的“營囗商業學校”“營口商業實習所”（後稱商科）。這所學校也就是現在東北財經大學的前身。但是，它的知名度在當時的國際影響力，遠遠不如水產。我在八十年代初營口縣第二高級中學讀書時，有個叫李大禹的副校長也是國高畢業，從李校長的身上我彷彿又看到了大伯那種嚴肅的態度，令人敬畏的氣質，不落俗流的作風。李校長長得要比我大伯胖許多，講起話來鏗鏘有力，這是我在大伯身上無法找到的。大伯一直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但在學校裏，只要他見到看不慣的事，無論是誰，他都敢管，總是一副鐵面無私的坪子。所以，所有的學生和年青的老師都懼他，只要他在操場上倒背手一晃，人人都離他遠遠的。
其實，過去的國高也就相當於現在的初中。然而，在當時能夠接受這種教育的人絕非是等閒之輩。
大伯畢業後，陰差陽錯地走上了當地的治安工作。我在讀小學時，有一天，大伯來到已經出嫁的和我們家一個村的大姐家，在一天傍晚時，我飯後去看望大伯，我們伯侄二人面對面坐在小板登上，他索性從衣兜裏掏出一張他年青時的照片遞給我，我接過這張長二寸，寬一寸的有些發黃的照片，反覆端詳，一個高大英俊，威嚴端莊的青年出現在我的面前。若不是事先就知道照片中的人物正是坐在我面前的大伯，我還以爲他不是一位日本軍警，就是一位國民黨軍官。照片中，大伯穿的是一身筆挺的軍服，頭戴大蓋帽，腳上穿一雙油黑鋥亮的皮鞋，腰繫皮帶，佩掛大刀，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過我大伯在當時政府中的真實形象，但卻與我所看到的電影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全不是一種感覺。
看完照片後，我好奇地問我大伯，你那時是幹什麼的，他說，我是專門負責搜查當地那些不法分子倒賣大煙土的，相當於現在的公安緝毒工作。
解放後，大伯棄軍從教，在營口地區萬福縣從事教育工作。營口縣成立後，他又回到了位於營口縣東部的縣立第四初級中學教書。
大伯教的是語文。他的板書在當時的中學教師中無人能及，由於大伯的書法功底非同一般，所以，在當地一旦要出標語，或者是誰家要爲已故的老人刻碑文，有不少人都會請他。
不知是從哪年開始，從湯池公社中又分出一個周家公社，於是，我大伯又回到了周家公社，在周家中學任教。我在讀初中時，大伯還沒有退休，但因大伯咽喉疾病，無法上課，一直在教導處工作。那時我只記得，無論是當時的校長，還是哪位老師，不論長少，不管是誰，只要見到我大伯，大家都會異口同聲地叫一聲“沈主任”，這大抵是對我大伯的尊敬吧！
我上高中後，因政府實行接班政策，由小我一歲的妹妹玉英接班，大伯提前退休。
大伯一生育有六個子女。一男五女。因兒子從小患的是癲癇病，未娶，活到二十多歲病故，不久，大伯也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