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最没有浪漫色彩的一个历史看法。但很可能是最贴近历史真相的一种说法。原因嘛？似乎不难理解，而这个故事的起因却始于北宋神宗年间的“熙宁变法”。
当初王安石变法的底层逻辑就是想把农民老实栓在土地上，更贴近“自然经济”的“租庸调制”，这个以实物与人役纳税的方式改变为货币化缴纳税款。而“两税制”的诞生，便从法律与政策上保证了它的推行。当然，这一切的基础动机，是宋朝对铜矿开采以及冶炼业的大力推动所导致的结果。不过，这里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毕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铜矿，你比如四川地区就缺铜。而他们要用钱就必须从外地调入。想想，苏轼先生的这句话：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可不是瞎说！这要真驮一吨铜钱去那儿，如果没猜错，就该上西天了！所以，朝庭也在酌情考虑解决这类问题。要不怎么说古代中国人还是聪明无比呢。他们发明了代金卷，那是国家发行的凭证，依据这一凭证，可以到四川以外铜钱没那么匮乏的地区去兑换铜钱，一但发行了可以用来兑换一千贯钱的凭证，它就等于一千贯钱的价值，那么，大伙儿就可以用这张纸来交易了，这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纸钞的起源。但好用也架不住拼命印不是。朝庭一度大量印钞，致使物价飞涨，一时难已控制。而我们敬爱的抗金英雄岳飞将军，便在此时向朝庭要军饷，当然也是为了扩充军队规模，时机北伐，收服中原，迎回徽、钦二宗，从整山河。这请求当然也没啥毛病。但此时刚扶上龙椅的高宗赵构，对这位愚忠不已的岳飞将军造兵甲蓄军资的举动颇为质疑。心想我这是打算为自己培养一个企图抢自己地盘的节度使？
你说，拦着他吧？自己便要涝得个不忠不孝的话柄，这之后我身后的这把龙椅还怎么能坐得稳。但如果由着他，真要把那二位接来，那我这算怎么回事呢？况且，不答应他老人家的可不只是征一人，那儿还有一帮打算在征这个不能环都的小政府里谋些可观的政治抱负的江浙财阀。这些靠着海运丝绸茶叶陶瓷到中东做着转运贸易，大发白银之财的人，对行政权力的渴求，可以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这些人跟现今的南宋政权是提过条件的。要想咱们掏银子，可以！条件有两个：第一要停止劳民伤财的北伐战争。我们不能成为绑在岳将军裤腰带上的钱袋子吧！不能让他就这样可劲的造！第二，必须废止印麻了口的代金卷制度！就是它害得我们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当然，跟皇帝谈条件那是在扯，但地方政府的经济危机可是真实的在愈演愈烈。这一张张地方上催朝庭拨款的六百里加急可是明确无误的白纸黑字啊！自己即便是再放不下面子，这空前绝后的财政问题也要倒逼着自己弯腰了。
当我们回顾整件事情的时候，刨去高宗皇帝的对与错功与过，单从稳定南宋的经济金融与巩固上层建筑上来说，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而这之后的南宋，就如易中天老师说的那样，既繁荣又风流，繁荣在于各类作坊鳞次栉比产业门类齐全，似乎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风流的这一结果，体现得更多是日益增长的剩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