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该写点什么东西了，但迟迟没有动手，倒不是没话可说，而是灵感这种东西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有写的冲动没有写的条件，有写的条件却失去了写的冲动。
儿子是下午进来的。那时，我正在电脑前批改作业，只听嘎达一声，门锁被打开了儿子大大咧咧的走进来，将一包东西丢在茶几上。
“这是我爷爷给你的。”
“什么东西？”
“煎饼。”儿子说。
“怎么又是煎饼？你难道没跟你爷爷说，我不喜欢吃这玩意儿吗？
“说啦，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让我拿，我就给你拿来了。”
我无奈地看着茶几上的煎饼，将之拿到厨房，打开冰箱，我指着冰箱里面的煎饼说：“跟你爷爷说一下，可不敢再给我拿了，上次的还没吃完了。”
“知道了，知道了！”儿子一边玩着手机一边忙不迭地答应着。
“又是一包！”我无助的叹着气，将这一包丢到冰箱里。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产，一说到煎饼，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想到闻名遐迩的山东大煎饼，或许是鸡蛋煎饼果子——不过那应该是天津的地方小吃，也有人说那是山东的煎饼传到天津之后的本土化的产物，谁知道呢。晋城的煎饼与山东或天津的煎饼都不相同，首先，他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薄饼，它一圈厚，中间薄，看起来就像清朝时官员们常带的那种暖帽。如果把其他地方的煎饼比作大平原，那么晋城的煎饼就如同盆地一样了。
我们晋城人也不是有事没事就摊煎饼吃的，摊煎饼一般是在年前。寒冬腊月，母亲都会早早地准备上两只皮桶，里面泡上小米、花椒之类的原材料。泡了一天左右，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母亲就会叫上我担上灌满食材的担子来到石磨前准备拐煎饼。这是摊煎饼前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个力气活。
母亲会首先打上一桶水将石磨清洗干净。石磨由磨与磨盘组成。磨盘很重，一般就固定在哪里，很少有人去挪动。上面的部分我一个人就能搬起，搬起石磨就会看到磨与磨盘的接触面满是凹槽，那便是石磨的牙齿。在石磨顶端有一个直径五厘米的圆孔，泡胀小米就是从这个小孔灌进去，在经历粉骨碎身磨难后，他们就会涅槃重生化作白色的浆水从石磨的一周缓缓地淌进磨盘凹槽里，然后顺着凹槽流到下面的罐子里。拐煎饼汤的过程枯燥又漫长，速度即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快了，供料跟不上，空费力气；太慢，则会因为水分的流失而致使食材失去润滑。所以这样的工作维持上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刚开始还好说，时间一长手就酸了。于是左手换成右手，不一会儿右手又换成左手。年轻人力气大，但是性子也急，时间一长便不耐烦起来，就像刚刚架上牛彀的小犊子，发起疯来没谁能够拦得住，时不时的拐着拐着就把把儿拐掉了，每每此时，母亲总会一边嗔怪着我的鲁莽，一边小心地将煎饼汤里的灰渍清理干净。
刚拐好的煎饼汤是不能立刻摊煎饼的，它们会被母亲放在火炉后面。火候一到，就可以摊煎饼了。摊煎饼的锅也是特制的，我们称之为“煎饼鏊”（具体哪个字，我也很弄不清，觉得这个字最像，那就是他了）。铸铁制成，别看个头不大，分量却不轻。煎饼鏊一般有两个盖子，一个扣在煎饼鏊上，一个扣在煤火上。不过它只扣住煤火一个小角（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反正大家都知这么做的）。待到煎饼鏊在火上烤热后，往里面再刷上一层油，就可以将煎饼汤倒在煎饼鏊里面了。过一会再将两个而盖子互换一下，来回这么几次，差不多一个煎饼就摊好了。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我就没觉得煎饼有啥好吃的，不过如果在煎饼上面撒上一些葱花，那口感就不一样了。我父亲喜欢吃柿煎饼，看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模样，你一定会以为那是世界上最为可口的美食。到了城里以后，摊煎饼的条件消失了，但这并不妨碍父母对煎饼的酷爱，他们时不时的让人从老家捎上一些给自己解解馋。时代的脚步往往会超乎我们的想象，在我以为煎饼这种土法制作的传统食物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时，父亲告我说 ，现在他们自己也能够在城里做煎饼了。煎饼鏊是在市场里买的，拐煎饼汤用的料理机，这要比用石磨拐省事多了，并且想吃多少就拐多少。
“不过，比起石磨拐的煎饼汤，用煤火摊出来的煎饼，味还是差了些！”父母经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