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充滿爭議的朝代，有學者評價其積貧積弱，有學者讚揚其商品經濟發展，陳寅恪先生更是有言：吾中華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這些不同的評價，顯示出宋朝社會多面複雜的特點。在這其中，宋朝與遼朝之間的外交活動顯得尤爲引人注目。宋遼之間爲何能保持百餘年的和平？
北宋王朝建立在五代十國亂局之上，趙匡胤發動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成功奪取了皇位。隨後的南征北戰，基本將舊有的華夏疆域收入版圖中。但燕雲十六州成爲擺在宋朝君臣心上的“歷史遺留問題”。
當中原戰亂，內部紛爭之時，獲得北方遊牧政權的支持，或者直接借用其力量，確實是慣常的做法，該傳統至少從周朝起便有先例。五代十國時期，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也仿照了這種做法。爲了對抗後唐，石敬瑭尋求遼朝的支援，其不僅自稱“兒皇帝”，爲遼朝提供歲貢，更是將燕雲十六州割讓給了遼朝。到宋朝建立之時，燕雲之地已屬遼朝二十餘年。
燕雲之地自古以來便被視爲分隔漢夷的天險，若不能掌控燕雲，華北大平原便完全暴露於遊牧民族的鐵騎之下。剛剛立國的北宋，自然明白這個道理，收復燕雲失地，不僅僅是收復華夏固有領土，更是爲了新朝統治的安全。所以，在雍熙三年，宋太宗兵分三路，北伐遼朝。但這次北伐卻只落得個失敗的下場，高梁河之戰中，太宗皇帝本人更是被打得倉皇逃竄。自此宋遼的攻守異勢，宋朝也無心更無力收復燕雲。
宋真宗年間，遼朝又大軍壓境，此次遼朝軍隊一路南下，甚至渡過黃河，北宋都城東京危在旦夕。在朝臣激烈的爭論和真宗的深思熟慮下，真宗決定親臨澶州，指揮戰鬥。由於皇帝的親臨，宋軍士氣大震，初戰便射殺遼軍主將蕭撻凜。
深入宋境的遼軍，糧草輜重不足，無法打持久戰，宋朝也無心繼續追擊遼朝，這爲兩國間的和議奠定了基礎。應該說，使者曹利用是不辱使命，雙方簽訂澶淵之盟，協議爲：宋遼互爲兄弟之國；以白溝河爲界；宋朝每年爲遼提供歲幣；開放邊境，互市貿易。
或許當時無人能夠預料，這一個協議爲宋遼之間換來了百餘年的和平。而這種局面，與前代大不相同。毋庸贅言，遊牧與農耕的生態差別，使得古代中國的中央王朝與遊牧民族之間存在一個邊界（邊緣）。雙方隨着國力的變化，一直在改變着主被動形勢。例如漢初採用和親政策，忍氣吞聲，而漢武帝時期便北擊匈奴，使得漠南無王庭。唐朝依然如此，盛唐時，可在遊牧地帶設立都護府、羈縻州，但到了唐中後期藩鎮割據時，唐王朝的力量便無法控制遊牧政權。宋朝似乎開闢了一個先例，在缺乏燕雲十六州的保護下，不僅沒有被北方的遼朝壓制，更和遼保持了百餘年的和平，雙方友好交流，真如兄弟之國。宋遼之間，似乎都無野心控制對方。這種狀態在農耕與遊牧兩種人類生態激烈競爭的情況下，如何維持？士大夫在兩國外交中扮演了什麼作用，這需要我們進入宋代士大夫的歷史世界。
澶淵之盟簽訂後，宋遼之間百餘年間竟有三百餘次的外交互動，雙方在皇帝、皇后去世以及新皇登基的重大場合，都會互派使節。從宋朝士大夫出使遼朝的具體互動中，我們可以窺見更豐富的歷史面貌。
從白溝出發，到達遼朝的中京，路途遙遠，往返需要花費兩個多月的時間。這期間，宋朝的士大夫有了充足的時間觀察遼朝的風俗，並與遼方的官員密切交流。從今天的眼光看來，雖然宋朝士大夫出使遼朝，是帶着政治任務的，但這一個過程更像是到遼地去旅遊和造訪朋友。仁宗時期，陳襄出使遼朝六十餘天，一路上都在暢飲。每經過一個驛站，都有遼方的使節迎接，然後大擺筵席。北方遊牧民族性情豪爽，對待席間不拘泥禮制而豪飲的宋朝官員充滿了好感。宋使王拱辰在參加遼方爲其舉辦的宴會時，不顧禮制，與契丹人同坐豪飲，甚至於“深夜狂醉，喧酗無狀，或執虜之手，或拍胡人之肩，或聯嘲謔之詩，或肆市廛之語”。看起來似乎不符合外交禮節，但遼方卻十分高興，直呼其爲“王見喜”。應該說這種人物還是相對少數，多數宋使出訪遼方都極其重視禮制規範，但當遼方熱烈勸酒，宴飲到歡暢之際，在酒精的麻醉下，宋使們經常會做出豪情萬丈的舉動。以至於相對冷靜的陳襄，也會在酒後發出“但恨飲酒不多”的感嘆。除了酒桌上喪失了清醒的交流，宋遼官員間其他方面的交往也十分密切。在路途中，宋遼雙方的使者會就許多問題進行討論，從經史子集到天文地理，從詩詞歌賦到異物術數，無論學術問題還是平常瑣事，都是可以談論的話題。在這種交往過程中，宋朝士大夫逐漸瞭解遼朝風俗，遼朝官員更學到了中原的知識。例如，當劉敞出使遼朝時，遼方官員問他燕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劉敞利用自己的知識，引用《山海經》、《管子》等書證明這種異獸名爲“駁”。這種嘮家常的對話並不少見，陳襄出使遼朝就曾與遼朝官員交流故鄉風俗、父親任職何官，乃至於南方荔枝生長等問題。
宋使每次出使都會將中原的典籍作爲禮物送與遼方，由於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遼朝的官員也有了相當高的文化水平。這足以使得兩邊的官員處於同一維度對話，甚至會互相贈送詩賦，並結下了友誼。雙方使者交流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詢問曾經出使過遼朝士大夫的情況。陳襄出使遼朝，就不斷被問及歐陽修、范仲淹等人的現狀。這種詢問似乎是老朋友間的關心，足見當時宋遼之間上層人物聯繫密切，並已經形成關係網。
正是在這種交往的過程中，宋遼的士大夫們互生好感，產生認同。陳襄之言“所謂南北一家，自古兩朝歡好，未有如此”，當是真情實感。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的宰輔中，相當大比例在年輕的時候曾出使過遼朝。在遼朝留下了較好印象的他們，在老年成熟後審時度勢，自然成爲了所謂的“主和派”，可以說，這是宋遼維持百餘年和平的原因之一。在他們的文字中，對宋遼和平充滿了讚頌。如胡宿：“自爾邊境無長風塵之驚，父老不金革之警……國家承平百年，其間通好居六十年，前世所未有。”鄭居中曰：“雖漢唐和戎，未有我宋之策也。”
一般認爲，國族意識是近代民族國家構建的產物。但似乎，宋代士大夫的某些思想，已經初具國族意識的內涵。這在宋朝士大夫羣體對遼的態度上有所表現，大體上有主權邊界意識與“想象的共同體”。
主權，特別是對領土的主權是近代民族國家的重要權力。宋代士大夫的領土邊界意識，是在北部邊防的壓力下產生的。如前所述，由於燕雲十六州在遼朝掌控下，宋朝喪失了防禦騎兵的天險。宋朝君臣不得不考慮如何防範北方騎兵，以維持現有邊界。宋代君臣沒有采用前朝的修建長城的方法，而是採用了另一種思維，來限制“騎兵利在平地”。首先，在北部地區建立起了塘濼體系，歐陽修言：“今既無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覆水，爲險浚之勢”。憑藉水塘溼地，既可以阻擋騎兵，又可爲邊防屯兵提供灌溉之利。其次，在北部地區廣種樹林，形成隔離帶，使得騎兵無法通過。從實際效果看，這些舉措收效甚微，但背後所體現的，是對具體疆界的維持。
更爲顯著的是宋神宗時期與遼朝勘定邊界的舉措。在前朝，邊界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或者是一個模糊的地帶，而並非一個明確的界限。但在11世紀後期，宋朝發動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北疆與遼朝劃分了明確的邊界。以封堠、壕塹、界碑爲標誌，宋遼邊境線不斷明晰，與此同時，宋朝中央編制地圖，建立檔案，以此宣揚自己對疆界內的權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國是未有明確邊界的天下概念，但這在宋朝卻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北宋君臣都意識到了明確疆界的重要性，所謂的“明立界堠”，體現的是宋代特殊形勢下華夷觀念的轉型。
士大夫羣體中，也衍生了“想象的共同體”的意識。有趣的是，雖然在具體政策上，宋代士大夫不主張收復燕雲，但在情感認同上，他們卻一直將燕雲之地認爲是華夏故地。前文已提到，出使遼朝的宋使會經過燕雲之地，觀察到當地“衣冠語言皆其故俗”，不禁心中生髮出一種信念，此地之人仍然認同宋朝，希望宋朝來收復故地。就像他們在詩中寫的那樣，“漁陽父老尚垂涕，燕頷將軍誰請纓”，似乎這與燕山之北的契丹人聚居地不同。在這裏，胡漢分界仍然存在，是傳統華夷觀的延續，但不同的是，這種燕人仍然心繫中原的觀念，更多是一種想象。當然，這種“想象的共同體”相當程度是心懷天下的士大夫的一廂情願，對於燕雲之地的百姓來說，並不像宋朝士大夫所想的那樣，對自己的國族有着清晰而明確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