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不得當時那種枯燥無味、缺乏溫暖，毫無生氣的學校，生活中曾有過愉快和幸福。
學校生活徹底破壞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無拘無束的時光。
我們那個時代，再踏進內道可憎的學校大門前，我們就全身緊縮，以免前額碰到大門的橫樑上。
對我們來說，學校意味着強迫、沉悶、無聊。
是一處不得不在那裏死記硬背那些仔細劃分好的、毫無價值的科學的場所。
我們從金院士或裝扮成金院士的內容中感覺到。
他們和現實和我們個人的興趣毫無關係。
這種毫無關係，枯燥無味的學習不是爲生活而學習，而是爲學習而學習。
這就教育制度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學習。
而唯一真正令人歡欣鼓舞的幸福時刻，就是我們永遠離開學校的那一天。
爲此，我必須感謝學校。
我並不是說我們奧地利的學校不好。
恰恰相反。
學校的教學計劃是根據100年來的經驗，認真制定的。
倘若教學方法生動活潑，確實能夠奠定相當紮實的學習基礎。
正是因爲計劃刻板和乾巴巴的教條，我們的課堂死氣沉沉，枯燥無味。
課堂成了一架冷冰冰的學習機器，它不根據學生的要求而轉動，僅僅是一臺標有良好、及格、不及格刻度的自動裝置。
以此來表示學生適應教學計劃的要求達到什麼程度。
這種缺乏人性、抹殺個性的兵營般的生活，無疑給我們帶來巨大的痛苦。
我們必須學習規定的課程，學完的課程要通過考試。
中學時期的八年裏，老師從來沒有問過我們想學些什麼知識。
每個年輕人內心的強烈願望，老師從不表示鼓勵。
學習氛圍死氣沉沉，從學校建築物的外表就可以看出來，這是一座典型的符合宗旨的建築物，是50年前的價倉促、馬馬虎虎建立起來的，陰冷的走廊粉刷得十分粗糙的矮的教室裏沒有一幅畫或其他賞心悅目的裝飾，整座樓房都能聞到廁所的氣味，兵營式的學校用的傢俱是旅館裏那種舊傢俱。
這些傢俱以前被許多人使用過，以後還會有許多人將就着使用下去，樓房裏內股在奧地利所有官署辦公室比比皆有的黴味，直到今天，我怎麼也忘不了，當時我們稱之爲國庫味，凡是堆滿雜物、供暖過高和空氣不流通的房間裏皆有這股黴味，氣味兒先沾染衣服，然後再沾染心靈，學生們兩人一排，坐在低矮的長木板凳上，像在划艇上搖櫓的囚犯一樣，板凳矮的足以使人佝僂，一天下來，骨頭都疼，冬天沒有燈罩的煤氣燈發出幽幽的光，在我們的書本上閃爍，夏天，所有的窗戶都被精心地裝上窗簾，爲的是不讓，學生看到一點藍色天空而想入非非。
那個世界的科學還沒發現正在發育的青少年需要新鮮空氣和運動，人們以爲在硬板凳上坐了四五個小時以後，只要在陰冷狹窄的走廊上休息十分鐘就足夠了，一星期兩次，我們被帶到體操房，在那裏的地板上毫無意義的來回踏步。
體操房的窗戶關得嚴嚴實實，每踏一步，塵土就揚起一米多高。
就這樣也算做是有足夠的衛生保健措施了，國家也算對我們盡到了智育，基於體育的責任。
許多年後，當我路過這種暗淡凋零的樓房時，我還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我再也不用踏進那間我少年時代的牢房了。
當這所顯赫的學校舉行50週年校慶時，我作爲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請，要我在部長和市長面前致賀詞。
但我婉言謝絕了，因爲我對這所學校沒有什麼可感激的。
每一句感激的話，無非是謊言而已。
不過，那種懊喪的學校生活，也怪不得老師。
對他們既不能說好，也不能說壞。
他們既不是暴君，也不是樂於助人的夥伴，而是一些可憐蟲。
他們是條條框框的奴隸，官方規定的教學計劃束縛着他們，他們也像我們一樣必須完成自己的課程。
我們也清楚的感覺到，每逢中午肖鈴一響，他們也像我們一樣快樂，一樣感到獲得了自由。
他們不愛我們，也不恨我們。
因爲他們根本不瞭解我們。
過了好幾年，老師們還是隻知道我們中間極少數幾個人的名字。
在當時的教學法的指導下，他們除了批改學生作業中有多少錯誤，便再也不關心學生什麼事兒。
他們高高地坐在講臺上，我們坐在臺底下，老師提問我們回答，除此之外，老師與學生再也沒有任何聯繫。
因爲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在講臺和課桌之間，在臺上和臺下之間，清晰分明的有一道看不見的權威之強。
他阻礙彼此之間的任何接觸。
老師對待學生，應該把它看作一個獨立的個體，還必須深入瞭解這個個體的特點。
老師有責任把觀察到的學生情況寫成報告，這在今天已習以爲常，可在當時，這大大超出了他的權限和能力。
另一方面，寫出與學生的談話會降低老師的權威。
學生同老師談話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學生與前輩平起平坐。
在那時，這些是行不通的。
我覺得最能說明我們和老師之間在思想上、感情上毫無交往的例子就是。
我早已把他們的名字和容貌忘得一乾二淨。
在我的記憶中，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做講座和我們始終都想偷看的班級，記事簿裏面記着我們的分數。
在我腦海中依然清晰的是老師那本用來評分的紅色小筆記本。
還有積分用的那隻黑色短鉛筆。
記得自己那些被老師用紅墨水筆批改的作業本。
可是，我怎麼也記不起他們中任何一個人的面孔。
也許是我們坐在他們面前時總是低着頭。
從來不看他們一眼之故。
對學校的這種反感，並非我個人的成見。
我記不得在我們同學中有誰對這種一成不變的生活不反感。
他壓抑和磨平了我們最好的興趣和志向。
過了很久，我才明白，對青少年的教育採取冷漠無情的方法，並非出於國家主管部門的疏忽。
而是包藏着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祕而不宣的既定目的。
我們面臨的世界，或者說主宰我們命運的世界，他的一切做法集中在把太平無事的世界奉爲偶像。
希望他萬古長青。
這個世界，是不喜歡青年一代，說的透徹一點，他懷疑青年一代會打碎這個偶像。
市民社會對自己有條不紊的進步和秩序沾沾自喜。
並宣稱，在一切生活領域中，適度平穩、有節制是人唯一的、有成效的品德。
任何急忙推薦的是都應避免。
奧地利這個古老的國家是由一位白髮蒼蒼的皇帝統治者，由年邁的大臣們管理着。
這是一個沒有進取心的國家，他只希望防止任何激烈的變革，從而保住自己在歐洲範圍內牢不可破的地位。
而年輕人，其天性就是不斷進行迅速激烈的變革。
因此，年輕人成了令人憂慮的因素。
這種因素必須儘可能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壓制下去。
所以國家根本不讓學生生活的好。
所以，我們應該耐心等待提拔我們的時機來臨。
由於奧地利不斷衰退，因此年齡的大小具有不同的價值。
像今天一樣。
那時候，一個18歲的中學生還被當做孩子，如果當場抓住他在吸菸，他就要受到懲罰。
如果他想上廁所，就得畢恭畢敬的先舉手，得到許可後才能離開座位。
縱然一個30歲的男子，也同樣被看作羽毛未豐不能獨立的人。
即便到了40歲，也被認爲不足以擔當重任。
所以，當38歲的古斯塔夫馬勒被任命爲皇家歌劇院院長時，全市譁然。
這個首屈一指的藝術機構，經交給一個如此年輕的人。
他們完全忘了，莫扎特36歲，舒伯特31歲就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作品。
這種不信任感認爲每一個年輕人都不完全可靠。
遍佈當時所有的社會階層。
我父親在他的商行裏從未接收過一個年輕人。
如果有人長得特別年輕，那他到處都會碰到這種不信任感。
這樣一來，必然會產生一種令人不能理解的現象，提拔年輕人處處有障礙，年長卻成了有利條件。
而在我們今天這個完全變了樣的時代，40歲的人扮成30歲的樣子，60歲的人願意自己看起來只有40歲。
學校首先教育我們實現的一切是完美無缺的，教師的話是完全正確的。
父親的話是不可反駁的，國家的一切設施是絕對有效，羽是永存的。
這種教育的第二個原則就是不應該讓青年人舒服。
這一原則也在家庭中得以貫徹。
在給予青年人某些權利之前，他們應該首先懂得自己應盡的義務，那就是完全服從。
從一開始就讓我們牢記，我們至今尚未做出任何貢獻，沒有絲毫經驗，對給予我們的一切要永懷感激之情，而沒有資格提什麼問題和要求。
在我那個時代，從孩提時起，人們就採取嚇唬人的笨方法。
女僕和愚蠢的母親嚇唬四五歲的孩子。
說什麼，她再鬧就去喊警察。
當我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如果把分數不高的婦科成績單拿回家，我們就會受到恫嚇。
說再也不準去上學了，要送我們去學一門手藝。
在資產階級社會里，這是最可怕的恫嚇了。
因爲它意味着退步到無產階級中去。
當年輕人懷着最真誠的學習目的，要求成年人解釋重大的時代問題時，遇到的則是盛氣凌人的訓斥，這些事你還不懂。
無論在家裏，還是在學校或國家機關裏，到處都用同樣的話來回答，不厭其煩地懇切勸導，他還沒成熟，還什麼也不懂，他應該恭恭敬敬聽別人的話，沒有資格插嘴或反駁，基於這種觀點，學校裏的這些可憐蟲高高地坐在講臺上，儼然一尊不可接近的像。
我們的全部心思都應該在教學計劃之內，我們在學校裏是否覺得舒服是無關緊要的，按照那個時代的真正意向，學校的使命與其說是引導我們前進，毋寧說是阻止我們向前，不是把我們培養成有豐富內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們儘可能百依百順的去適應既定的社會結構，不是提高我們的能力，而是限制我們的能力，消滅我們之間的差異。
對青年一代這種心理上的壓力，或者更確切的說，這種反心理的壓力只會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使他們麻木，就是使他們興奮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