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说到过年的诗词，又怎能不提王安石的这首《元日》呢？
诗中所写的桃符就是现在的春联。爆竹和春联，在古今过年中都是必备之物，已经有了象征的意义。每到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贴起大红春联，立马就有了年味儿。虽然为了环保，这些年国家出台了禁燃禁放的规定，但是人们每每想起过年，脑海中还是免不了浮现出烟花爆竹齐放的烂漫与喜庆景象。
屠苏酒如今少见了，可喝屠苏酒却是古代过年的一种习俗，古人在大年初一，全家人会齐聚一堂，共饮这种用屠苏草浸泡的酒，以驱邪避瘟疫，求得长寿。
王文公这首诗仅用简短精辟的语言，融合了爆竹，春联和屠苏酒这三种春节元素，就很好地勾勒出了过年时热闹祥和，辞旧迎新的画面，实在令人佩服。
然而，介甫的这首诗绝不仅是在写过年，古人常常借诗言志，借景抒情，这首也不例外。
据史料记载，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主持变法之事。这年春节，他见到家家户户忙着过春节，到处都是一派新景象，于是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首《元日》。
这首诗表面上是写人们辞旧迎新的景象，但我们别忘了王安石不仅仅是诗人，更是政治家和改革家，他通过对“新年新气象”的描写，更是在表达自己对变法的信心和对宋朝未来中兴的展望。
《元日》写于变法初期，当时的王安石信心满满，激情澎湃，然而变法的过程却不是一蹴的，而是受到了百般阻挠，困难重重。
王安石虽然得到了年轻的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可很多事情不是皇帝一拍板就能搞定的，还需要大臣的支持和下面人的贯彻执行。
为了变法，王安石不惜和过去的许多老朋友都分道扬镳，不欢而散了，其中就有司马光和苏轼。
由于我们今年在婆家过年，这边没做准备，过年是在姐姐那边，所有的事情都是姐姐和姐夫在张罗，我几乎沦落成了闲人，有空时会追几集电视剧《苏东坡》。
在剧中，苏轼本来是支持变法的，但又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他建议即使改革也应该循序渐进，切勿操之过急。
然而，王安石和神宗都不这么想。王安石是个实干家，他做事喜欢大刀阔斧，认为要改革就趁早，而且要改得彻底。神宗是个年轻有理想的君王，他希望能尽快有一番作为，实现自己富国强军和做明君的理想。
而司马光作为守旧派的代表，则全力反对改革和变法，主张维护传统和祖制。于是就有了新党(变法派)和旧党(守旧派)之争。
有人把苏轼也划为守旧派，个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他应该是介于两党之间的，其实他并没有站队伍。东坡认为新法中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因素，应该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最好循序渐进。
所以他才会在王安石执政的时候反对王安石，后来又在司马光当宰相时转而反对废除新法。他只反对自己认为不好的东西，不主张前期的全改快改，更反对后期的完全废除新法。因此他也受到了新旧两党的排挤，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然而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不随波逐流，再难也要坚持做自己，凭着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在任职期间，他也做出了许多惊人的政绩。
从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王安石变法还是有很多先进之处的，在当时也确实起到了“富国强兵”的显著效果。但新法也存在许多弊端，其产生的原因不是因为新法本身不好，主要是因为用人不当，人手不够，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其实，任何新事物在产生之初，都难免会引起争议和质疑，就连我自己在过年期间，也有过苏轼的左右为难。
由于我娘家父母和长辈都比较开明，我们小时候过年是没有那么多规矩的，只要恭恭敬敬地给长辈拜年，说一些吉祥话，帮父母和亲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就可以了，其他时候只管和伙伴们尽情地到处玩耍就行。而大人们也就是忙活年饭，招待客人比较辛苦，其他时候他们也是不大讲究繁文缛节的。以至于从小到大，我都是过着我行我素的生活。
可是婆家在山西，这边更为传统和保守，婆家和姐姐家，过年要供灶神、财神这些，每日都要烧香上供。据我所知，其实他们并没有这方面的信仰，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在盲目地守当地的旧传统而已。然而我却是完全不信这些的，以后也是坚决不会接手的。
对于春节的一些习俗，我也是“苏轼”，有我赞同的，也有反对的。个人是支持贴春联和按国家政策要求燃放烟花爆竹的，至于烧香上供祭拜这些，如果没有这方面信仰，则主张应该完全摒弃。总而言之，我是支持和尊重个人信仰的，但反对陋习和封建迷信。
提到春节习俗，上坟是少不了的，上坟祭祖本是很好的习俗，也是继承我国的孝敬文化，是后人借辞旧迎新之机，以表达对祖宗的缅怀之情和孝敬之意。同时寄望祖宗神灵保佑，使活着的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使子孙后代兴旺发达。总之这是一种美好的寄托哀思的习俗。
然而我对祭祖的方式是持有保留态度的，不愿意上香烧纸，认为这个还是有封建迷信色彩在里边的，另外容易引起火灾，个人感觉用国家提倡的新风俗，以献花的方式来代替就挺好，用鞠躬、默哀方式追忆亲人，传达思念之情也是一样的。
这次春节，我和老公两个人去公公坟前，老公用的旧俗，而我则是用新风俗来祭拜的，不行跪拜而是用鞠躬来代替，也不烧香上供，只是献上白色的菊花，在心中祈祷祝福。谁能知道死者能不能收到纸钱，又能不能花？又或许天堂根本就不需要吃饭，也不用花钱也说不定。其实，不论是什么方式，无非是寄托哀思的一种祭祀仪式罢了，只要心里有故人，又何必非要使用旧习俗？
我是幸运的，从小到大，基本都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活，自己选专业，自己找对象，自己喜欢的事情没人阻拦，不喜欢的任谁也强迫不了，虽然我也像苏轼一样有过诸多不顺，但仍愿保持那份真性情。
王安石也是一样，虽然为了变法他呕心沥血，多有波折，尝遍了世间辛酸与冷暖，但仍不改其志。我们从他的那首《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就可见一斑: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不论对春节风俗，还是对王安石的评价，我们都不能一刀切，而应该站在时代的角度，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好的方面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