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西方出互聯網，中國出互聯網精神
上次在《互聯網改變和沒有改變的》中我們聊到，互聯網給中國商業界帶來的最大改變也許是新一代人的價值觀的變化，中國傳統的集體主義、威權主義價值觀讓位於以“平等、參與、分享”爲核心的個體主義、自由主義價值觀，這纔是所謂的互聯網精神或者互聯網思維的真義。更激進、更年輕的一代人甚至進一步要求“自主、掌控、意義”，這些價值觀都與建立在等級、命令和控制基礎上的傳統體系形成鮮明的對比甚至強烈的對抗。
這也解釋了，爲什麼發明了互聯網的西方，大家反倒不怎麼講“互聯網精神”。因爲個體主義、自由主義價值觀在他們那裏，源遠流長，一脈相承，早就根深蒂固，日行不察了。誇張一點講，公元前五六世紀，古希臘在形成了人類社會的第一個民主體制的時候，就已經擁有了“互聯網精神”；西方中世紀結束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包括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啓蒙運動、航海運動、科學革命、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等等，很大程度上覆興的就是這種“互聯網精神”；從甘地到馬丁•路德•金，到曼德拉，一代一代人權運動倡導的也是“互聯網精神”；1960年代以紐約格林威治村和舊金山爲中心的 “嬉皮士”運動，成爲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那一代人精神上的成年禮，宣揚的則是最激進的、走向邊緣化的、成爲一種亞文化的“互聯網精神”。
密歇根大學政治文化學家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發達工業社會的文化轉型》中定義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post-materialism）是對西方發展到極致的“互聯網精神”的一個比較準確的學理化闡述。二戰後的經濟繁榮之後，馬斯洛需求層次論中的安全和生存已經不再是西方社會關注的重心，大家強調更多的是物質之外的自我表達與個人自由。同時，與傳統價值觀相比，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同時更加強調環境保護、多元文化、兩性平等、允許墮胎、容忍同性戀等自由主義觀點。從1981年起，英格爾哈特先後五次主持了著名的密歇根世界價值調查，調查範圍包括了97個國家與地區，涵蓋了90%的世界人口，在此基礎上，英格爾哈特總結了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兩個維度，一個是世俗-理性權威取代傳統權威（強調宗教、父權、傳統家庭觀念、民族主義、排外等）；一個是幸福價值觀（重視自我表現、生活質量）取代生存價值觀（重視經濟、物質安全）。
這種“互聯網精神”將給中國企業界帶來什麼影響？很簡單，取決於宏觀和微觀兩個指標：宏觀是這個行業的市場化經營的程度，微觀是這個企業民主化管理的程度。對於已經市場化的行業中那些很大程度上已經基本實現民主化管理的企業，“互聯網精神”的影響不會有想象的那麼大，互聯網的作用迴歸到它作爲一種營銷平臺、營銷渠道、營銷工具的基本面。大多數高科技企業、IT企業屬於這個大類。小米低調總結的七個字“專注、極致、口碑、快”，其實就是這種把互聯網作爲一種工具的思維體現。
行業已經充分市場化，企業民主化不夠的，重點是繼續在管理上下工夫，推進參與式管理，搭建高投入-高績效管理體系，努力建設智慧型/生物型組織。一個重點是要勇於讓年輕人走向一線，用好這些互聯網的原住民，他們自然會用“互聯網思維”去做產品，打市場，服務粉絲。大多數傳統製造業企業屬於這個大類。屬於這個類別的企業一定不要被各種各樣的“無節操”的互聯網言論亂了方寸。世界是在變，但沒有他們說的那麼懸乎。要有苦練內功的定力。不肯在管理上下苦工夫，天天唸叨着搞什麼“顛覆式創新”，小心自己首先讓別人給顛覆了。
對於那些沒有市場化，行業中沒有實現民主化管理的企業，互聯網帶來的變革，怎麼強調都不過分，互聯網“是播種機，是宣言書，是宣傳隊”。互聯網不僅是技術變革，同時也在推動制度變革（打破壟斷、質疑管制）和思想變革（瓦解集體主義、威權主義）。這些行業中，互聯網用得好，成爲新時代的弄潮兒，互聯網用得不好，則是滅頂之災。屬於這個大類的，有平面媒體、電信、金融、醫療、教育等行業。這幾個行業，也是互聯網改造傳統行業的重點方向。現在因爲還有各種政策限制，創業者們一時還放不開手腳，真到閘門打開那天，傳統大佬基本都是不堪一擊的歌利亞。一個“餘額寶”，就把整個銀行體系打回原形，離開了政策的保護，這些號稱“世界最大銀行”們完全不是“互聯網金融”的對手。
中國學習西方的過程，走過一個從洋務運動（器具層面）到戊戌變法（制度層面）到新文化運動（思想層面）的歷程。互聯網的妙處在於，它同時在器具、制度和思想三個層面推動中國轉型。而且，比商業的轉型更加驚心動魄的將是社會和政治的轉型。這裏我們不展開論述，現代社會“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社會公益化、思想多元化”這“四化”中，拖咱後腿的，肯定不是經濟的市場化。有論者認爲，互聯網帶來高於“制度形態”和“文化形態”的“文明形態”的轉型，人類歷史上，可以與之相比擬的唯有蒸汽機和原子彈。按上面討論互聯網精神的“中國式邏輯”，互聯網對中國的“文明形態”的影響，確實不無可能。潘多拉的盒子已經打開，讓我們一起迎接有史以來技術對人文、自然科學對社會科學最大的饋贈吧。
這也解釋了，爲什麼發明了互聯網的西方，大家反倒不怎麼講“互聯網精神”。因爲個體主義、自由主義價值觀在他們那裏，源遠流長，一脈相承，早就根深蒂固，日行不察了。誇張一點講，公元前五六世紀，古希臘在形成了人類社會的第一個民主體制的時候，就已經擁有了“互聯網精神”；西方中世紀結束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包括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啓蒙運動、航海運動、科學革命、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等等，很大程度上覆興的就是這種“互聯網精神”；從甘地到馬丁•路德•金，到曼德拉，一代一代人權運動倡導的也是“互聯網精神”；1960年代以紐約格林威治村和舊金山爲中心的 “嬉皮士”運動，成爲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那一代人精神上的成年禮，宣揚的則是最激進的、走向邊緣化的、成爲一種亞文化的“互聯網精神”。
密歇根大學政治文化學家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發達工業社會的文化轉型》中定義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post-materialism）是對西方發展到極致的“互聯網精神”的一個比較準確的學理化闡述。二戰後的經濟繁榮之後，馬斯洛需求層次論中的安全和生存已經不再是西方社會關注的重心，大家強調更多的是物質之外的自我表達與個人自由。同時，與傳統價值觀相比，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同時更加強調環境保護、多元文化、兩性平等、允許墮胎、容忍同性戀等自由主義觀點。從1981年起，英格爾哈特先後五次主持了著名的密歇根世界價值調查，調查範圍包括了97個國家與地區，涵蓋了90%的世界人口，在此基礎上，英格爾哈特總結了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兩個維度，一個是世俗-理性權威取代傳統權威（強調宗教、父權、傳統家庭觀念、民族主義、排外等）；一個是幸福價值觀（重視自我表現、生活質量）取代生存價值觀（重視經濟、物質安全）。
這種“互聯網精神”將給中國企業界帶來什麼影響？很簡單，取決於宏觀和微觀兩個指標：宏觀是這個行業的市場化經營的程度，微觀是這個企業民主化管理的程度。對於已經市場化的行業中那些很大程度上已經基本實現民主化管理的企業，“互聯網精神”的影響不會有想象的那麼大，互聯網的作用迴歸到它作爲一種營銷平臺、營銷渠道、營銷工具的基本面。大多數高科技企業、IT企業屬於這個大類。小米低調總結的七個字“專注、極致、口碑、快”，其實就是這種把互聯網作爲一種工具的思維體現。
行業已經充分市場化，企業民主化不夠的，重點是繼續在管理上下工夫，推進參與式管理，搭建高投入-高績效管理體系，努力建設智慧型/生物型組織。一個重點是要勇於讓年輕人走向一線，用好這些互聯網的原住民，他們自然會用“互聯網思維”去做產品，打市場，服務粉絲。大多數傳統製造業企業屬於這個大類。屬於這個類別的企業一定不要被各種各樣的“無節操”的互聯網言論亂了方寸。世界是在變，但沒有他們說的那麼懸乎。要有苦練內功的定力。不肯在管理上下苦工夫，天天唸叨着搞什麼“顛覆式創新”，小心自己首先讓別人給顛覆了。
對於那些沒有市場化，行業中沒有實現民主化管理的企業，互聯網帶來的變革，怎麼強調都不過分，互聯網“是播種機，是宣言書，是宣傳隊”。互聯網不僅是技術變革，同時也在推動制度變革（打破壟斷、質疑管制）和思想變革（瓦解集體主義、威權主義）。這些行業中，互聯網用得好，成爲新時代的弄潮兒，互聯網用得不好，則是滅頂之災。屬於這個大類的，有平面媒體、電信、金融、醫療、教育等行業。這幾個行業，也是互聯網改造傳統行業的重點方向。現在因爲還有各種政策限制，創業者們一時還放不開手腳，真到閘門打開那天，傳統大佬基本都是不堪一擊的歌利亞。一個“餘額寶”，就把整個銀行體系打回原形，離開了政策的保護，這些號稱“世界最大銀行”們完全不是“互聯網金融”的對手。
中國學習西方的過程，走過一個從洋務運動（器具層面）到戊戌變法（制度層面）到新文化運動（思想層面）的歷程。互聯網的妙處在於，它同時在器具、制度和思想三個層面推動中國轉型。而且，比商業的轉型更加驚心動魄的將是社會和政治的轉型。這裏我們不展開論述，現代社會“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社會公益化、思想多元化”這“四化”中，拖咱後腿的，肯定不是經濟的市場化。有論者認爲，互聯網帶來高於“制度形態”和“文化形態”的“文明形態”的轉型，人類歷史上，可以與之相比擬的唯有蒸汽機和原子彈。按上面討論互聯網精神的“中國式邏輯”，互聯網對中國的“文明形態”的影響，確實不無可能。潘多拉的盒子已經打開，讓我們一起迎接有史以來技術對人文、自然科學對社會科學最大的饋贈吧。
轉載自中國硅谷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