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一些不同的場合裏，聽到有朋友說，寫作是爲了治癒自己。今天突然想起這個問題，覺得多少有點意思。通過寫作真的可以治癒自己的心病嗎？
據我所知，人類得病的原因大致可以分爲兩種：
1.內在因素：先天缺陷、免疫力不足、心理問題等；
2.外在因素：誤食有毒物品、感染流行性病毒、受到外力傷害、對身體器官使用不當等；
而人類對“病症”的解決辦法，以我個人日常經驗總結，可分四類：殺、補、堵、排。我們身體在進行自我修復的時候，用的其實也是這四個。當有病毒入侵的時候，身體會主動產生大量白細胞，用以殺滅這些異物，如果不能成功，那就需要我們吃一些相關的藥品作爲輔助。更嚴重的，例如切除腫瘤，也屬這類。而當身體缺了什麼的時候，我們就需要進行補充。元氣不足，可以吃點補藥，臟器損壞，也應該換一個，這都屬於“補”的方法。
“堵”和“排”則與治理河流相似，“堵”可以應急，部分病症確實只需要壓一壓就好；而“排”出於更長遠的考慮，大禹治水和李冰父子修都江堰，不失爲形象生動的例子。對應於治病，吃止痛藥應該屬於前一種，而排毒調理等則屬於後者。
相比於身體機能，心理問題顯然有它的特殊性。雖然它的產生必然也來源於內外兩個方面，但其外部原因往往不容易推知，內部因素也極難判斷。我們對身體上的疾病，是用我們的大腦去檢查、去診斷的（輔以醫療設備）。但是對於精神上的問題，卻沒有“大腦之大腦”可供諮詢。有句話叫：“醫生如果連自己的病都醫不了，怎麼醫好病人？”當然，這句話需要分情況來討論。很顯然，醫術再高明的醫生，也不可能給自己開刀。至於尋常的咳嗽感冒，自我醫治自然是很簡單的。
事實上，面對大病，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對於自己來說，醫生最大的優勢在善於防患於未然。他們通常有健康規律的作息，也懂得養生和調理。可是這方面對精神疾病往往是無效的。很多精神或者心理上的病症都來源於童年。這種從小就攜帶的“心理病毒”可能潛伏在任何人心中，心理醫生自己也不例外。而人類是否真的能夠通過學習一些心理學知識來正確認識自己的內心世界，暫時還是個問題。
而當一個人，試圖通過寫作來“治療”自己的心病時，他將扮演起兩個角色，第一個是病人，第二個是心理醫生，但他未必能夠成功。首先，他顯然是個不合格的醫生。包括他所具備的專業知識、治療方法和經驗等方面都是殘缺不全的。其次，他也是個不合格的病人，他實際上並沒有去勇敢地面對自己的疾病，而是寄希望於一種“無痛治療”。這種自我治療之危險在於，專業的醫生在確診病人的情況之後，在開始治療之前，可以形成一套完整成熟的治療方案。然而自我治療卻屬於走一步看一步的狀態，沒有任何把握可言。
出於治療目的的寫作，是非常特殊的一種寫作。可以肯定的是，這不是文學寫作。一旦“治療的”寫作轉化爲文學的寫作，那麼也許只會使病情加重，離治癒越來越遠。寫作對於治病，可能有兩種作用：第一是轉移患者的注意力，可以理解爲“替換”，其實也可算是“補”的變型；其次是一種心理疏導，也就是“排”。面對心理方面的病症，我們不大敢使用“殺”和“堵”，可能是因爲我們確實看不清敵人的具體形態和位置，主動出擊反而容易陷於被動。
如果有心理醫生的指導，治療性寫作不失爲一種好的工具。在上面提到的那兩個作用以外，它還可以是一種“病況報告”。業務嫺熟的醫生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患者書寫的內容對他的病情進行監控，雖然結果未必是可靠的，只能作爲參考，而且醫生還需要具備相應的文本解讀能力。另一方面，這種寫作必須足夠坦誠，否則就起不到任何效果。如果你打算寫一篇武俠小說，或者一篇抒情美文，然後交給醫生診斷，最終只能是徒勞。
對於患者自己而言，寫作還有自我催眠的作用。精神分析專家通過對患者進行催眠，使他們在意識模糊的狀態下道出一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事件和感受。寫作也許有類似的作用，它使人自覺地往自我的內心滲透，積極地挖掘潛藏在角落裏的蛛絲馬跡。就好比調查一個懸案，破案的關鍵常常躲在不起眼的地方。寫作使你睜大眼睛去搜集可能的信息。
衆所周知，寫作是一種基於記憶的活動。當然，人類的很多活動都基於記憶。當寫作從記憶中獨立出來的時候，它自身獨特的發展曲線便反作用於記憶本身。所以它對我們的記憶施加了種種行爲，提煉、替換、縮寫、重複、類比。任何寫作都藉助於修辭的力量，而修辭在運用於寫作的同時也改寫了記憶的本來面目。關於寫作影響我們內心的過程，沒有哪點比這一項更爲顯著。
在我看來，任何對於疾病的治療，本質上都是“控制”。它有着雙重的意義，一方面你可以把它理解爲治療的前提，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將之看成是治療的整個過程和結果。但是心理疾病卻是一種難以控制的東西，我們費盡心機，仍然對它知之甚少。在這種情況下，卻還把寫作“放”進來攪局，這恐怕是更加冒險的決策。關於寫作將會對一名病人的內心造成怎樣的效果，其可變因素甚至比心理活動本身還要多。寫作也許使一個人變得精確，正如培根所言，它也可能使一個人變得更加敏感，並伴隨有不同程度的強迫傾向，這對疾病明顯有害而無利。
目前來講，關於這個話題，還無法得出進一步的結論。但不管怎樣，具有心理醫學功能的寫作證明了寫作功能的多樣性。它確實不侷限於文學，如果把寫作等同於文學寫作，必然會產生諸多誤會。作爲一種日常表達方式，這類寫作治療的有效性想必還未得到有力的科學支持。如果能有一套比較妥善（但又不失靈活）的操作程序，那麼它也可以用於反哺文學研究。患者的文字習作還會成爲一種易於保存的標本，後學的研究者只需持有一個密碼本，就可以將這些“標本”復原成活檢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