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本專題橫跨兩千年的東西方思想史，借鑑文化歷史學、心理學、政治哲學、精神分析、人類學、演化論等多種理論，一層一層剝開壓在真相之上的文化屏障，嘗試揭示後互聯網時代下，“自戀社會”的形成機制。
這是李少加對後互聯網社會如何塑造人性的一次深刻研究。
無論你是從事科研、商業、運營、產品、企業管理，相信本文都能爲你提供參考價值。
本文部分參考書籍：
《啓蒙辯證法》、《批判理論》、《科學發現的邏輯》、《說中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慾》、《自我的根源》、《單向度的人》、《物體系》、《故事人類學》、《人類簡史》、《王爾德獄中記》、《社交天性》、《社會心理學》、《榮格文集》、《神話的力量》
“活着是世界是最罕見的事情，大多數人只是存在着，僅此而已。”
To live is the rarest thing in the world. Most people exist, that is all.
不知道奧斯卡·王爾德一個多世紀前寫下這句話時是抱着什麼心態，痛惜、嘲諷還是憤怒？真相是永遠不得而知了，但就結果而言，我覺得更像一句詛咒，因爲它應驗了，在今天。
巧合的是，王爾德也是一位以自戀聞名的文壇奇才。
人類的思維很難跳出所生所長的環境。
對於活在黑白世界的人，彩虹在他眼中也只是一座跨越天際的水泥橋。正如我們嘲笑螞蟻眼中的世界是二維（平面）的，而我們眼中的世界卻能夠達到四維，誰知道是否有一種“觀察力”更高維的物種悄悄嘲笑我們，世界其實是八維的呢？
爲避免侷限的思維矇蔽雙眼，我們不妨借用下遙遠外星人的視角：
有個高度發達的外星文明，考察地球文化，它先黑進了國內幾個互聯網社交平臺，透過網民理解地球文明，外星人發現：
*爲方便閱讀，已將外星人思維描述翻譯成中文
微信朋友圈：女性膚白貌美，男性富有健壯；喜歡社交，人人朋友衆多；熱衷公益；喜歡旅遊；對弱小物種抱有極高同理心
知乎：人均年薪百萬，熱愛學習，樂於助人，喜歡激烈辯論
抖音：歌舞昇平、多才多藝，善於模仿
頭條：人人關心社會，探索欲旺盛
於是外星人上報結論：
地球人物質富裕，重視文化傳承，努力進取，喜歡思辨討論，權利及責任意識強，對同類或其他物種均高度友善，生態觀強，商業發達。
外星人收到報告後，舉球沸騰，決定派人進一步深度體驗真實的地球生活。該外星人裝扮成東亞人，滲透進了一中產階級家庭，結果驚訝發現，跟報告的相反，地球人普遍存在表裏不如一的特性，行爲動機看似複雜，實則高度有規律：
爲突出優越感可以不計代價投入：富人靠花錢，窮人靠演戲；爲了功利斂財不擇手段，善於鑽漏洞，不顧長遠發展。
自我爲中心，生命沒有目標，對同類或其他物種均缺乏同理心，殘忍；
漠視道德、漠視規則、漠視真相、熱衷於智慧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立場左右搖擺，完全受主觀情緒支配決策行爲。
……
外星人百思不得其解，便用八維透鏡一照，喲，地球成年人竟大量存在着“空心人”。難道他們並非生命體，而是人工智能機械人？外星人對着兒童一照，卻都有“心”。
這是怎麼回事？問題必然出在文化歷史中。
於是，外星人決定先從當今佔據人類社會的主流文化，西方文化的發端着手。
一、人類文化起源於不服從
著名神話學研究學者坎貝爾曾言：不服從，是生命真正的開端。
*這裏說的“不服從”不是指反抗外部（叛逆），比如不服從長輩、不服從權威，此處強調的是“內在”，即對“無意識自我”，或者說“本能自我”的不服從。
古希臘神話中，藝術工匠師代達羅斯（Daedalus）爲了逃離克里特島，做了兩對翅膀，以便攜兒子伊卡洛斯（Icarus）飛離他發明的克里特迷宮，他告誡兒子：以中庸之道飛行，別飛太低，會被海浪潮汐衝擊，也別非太高，會被太陽融掉翅膀上的蠟。結果飛行過程中，伊卡洛斯越飛越高興，全然忘了父親的警告，結果飛的太高，蠟熔而葬身大海。
你會怎麼解讀這個古希臘神話？
從文藝復興至20世紀初，由於迎合社會革命、人文主義的需要，人們大都將伊卡洛斯解讀爲“爲了理想而獻身”；
到了現當代，爲了增加消費獲得經濟增長，迎合消費主義、個人主義浪潮，人們又將伊卡洛斯解讀爲“做你自己”，或者是“活出真我風采”。
以上解讀，均扭曲了神話原本的寓意。
一出古希臘悲劇，無疑是爲了“人的覺醒”，又怎麼可能是“我的地盤我做主”這種忽悠青少年的傻白甜式宣言呢？
神話原本的寓意是，人類不能任由慾望、激情和情緒掌控自我，需主動控制內心，以免墜入災難。
頗爲諷刺，嘗試向人傳達“人的覺醒”的代達羅斯被世人遺忘，反倒是作爲負面示範的伊卡洛斯爲世人歌頌。這就非常尷尬了。
巧合的是，與古希臘文明“隔洋相望”的華夏文明，先哲們同樣提出了“常常保持反省以保持自我”的思想，譬如，《易經》的“守持正固”，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東西方先賢都提出了一致的觀點：生命發展的實質是不要服從「自我」，這看似一種悖論，但當代量子物理世界觀、測不準原理反倒“證明”了“真理”的悖論性。
換句話說，唯有否定當下的「自我」，進而才能發展「自我」。
*下文我將會論述，這種“自我認錯”的方式是我們“把握自我”的最佳方式。
但現實中，只要我們稍微留意下週邊，就會發現，別說“否定自我”了，就連閱讀一點稍微要動腦子的精神性文章，這些孔聖人、蘇格拉底的徒子徒孫們也大都直接關掉。
爲什麼這些兩千年前就提出的寶貴精神，非但沒能發揚光大，反到銷聲匿跡了？
我們不妨從思想的視角簡短回顧下華夏曆史。
二 、我們國民性中的精神性追求是什麼時候丟掉的？
很多人直到今天仍然對“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充滿浪漫主義的想象，事實上，史學界也認爲那五六百年“堪稱中國歷史上思想最有活力的年代”。
當年知識分子對智慧追求的激情，絕不亞於現代人對金錢的狂熱，涌現了一大批影響世界的思想家，時至當代，仍不少西方學者對老莊、孫武的哲學思想奉爲圭臬、推崇不已。
按理說，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無論是道家還是儒家（早期）思想均隱含“向內深思”的特性。
但是，秦首次統一中國後，出於管理龐大帝國的需要，推行“法治”，表面是儒家思想，內在實行法家，同時吸納了道家的“術”；
*西漢之初，爲了恢復國力，曾短暫實施了道家無爲而治的哲學。
漢武帝以後，“獨尊儒術”，此時，儒家思想主張“文官系統”與“皇權”保持彼此制衡的關係，頗有現代內閣制的雛形。學習過政治哲學的朋友就明白，體制對於普通百姓的思維方式影響非常深刻，譬如“三權分立”自然會形成老百姓的權利及責任意識。
遺憾的是，自東漢起，君權強大，文官系統遭到破壞，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在《說中國》談到，自此後2000年，中國不再有真正意義的獨立文官系統制衡皇權，這開始滋生了底層百姓的“奴性”。
隋唐起，外來佛教與本土道教相互吸納，整合發展，漢佛教自成系統（此時傳到了日本、朝鮮、南亞）。有唐一代，以宏大的接受能力吸納了大量外來文化，氣勢宏大。
用我們現在人的話來說，唐朝百姓們對新思想新事物是抱着欣賞的態度，謙遜而願意學習接納，這與清朝的閉關鎖國、與當代人沒看幾本書就敢自稱“專家”形成鮮明反差。
正所謂盛極而衰，自宋朝起，迫於“國際形勢”（遼、金、西夏）的威脅，兩宋學者重新組織儒學，注重社會人倫秩序，以務實取代精神性修養，儒學在兩宋期間雖獲得系統化，樹立了經典權威，卻也失去了吸收外來文化的彈性。這潛移默化的培養了大量“孔乙己”式的迂腐僵化的舊式“書呆子”。
至此，朝代更換，可儒家權威及其造成的社會制度卻是長久存在，再難改變。
許倬雲認爲，“有宋一代，實在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兩漢的堅實基礎，隋唐的宏大吸納，轉變爲中國文化的穩定結構（僵化），對中國整體文化而言，災害大於貢獻。”
我們現代人都知道，世界是動態發展的，再優秀的思想也必須時時根據世界的變化進行修正、獲得全新的解釋，固化只會走向衰亡。
時至元朝，蒙元史學家蕭啓慶認爲，這是一個暴力征服王朝，不能歸屬“中國”朝代，事實上，元朝統治者曾計劃將華夏大地轉化成廣大牧地，後因氣候地理不合適，遂放棄。在這一外來征服王朝的暴力統治下，文官完全淪爲統治的工具，更別提制衡性與獨立性。
但是到了明朝，令人驚訝的是，這一農民出身的漢人皇帝並沒爲農民做些什麼，朱明皇朝竟延續了蒙元暴力統治的傳統。明太祖出於對於專制皇權的需求，刪除了儒家學說中一切抗衡政權的內容。
元、明兩朝六七百年的殘酷統治，徹底扭曲了國民的人權意識，“奴性”自此根深蒂固的滲透進國民靈魂深處，對國民性的傷害不可估量，延續至今。這解釋了爲何當下國民普通對官僚權威高度順從，見到“官員”、“老闆”時一副卑躬屈膝、阿諛逢迎的姿態。
明末，雖王陽明學派興起，涌現了一些民主思想科學觀念，可惜好景不長，滿清入主後，再次迴歸儒家朱子學說，以“忠君”、“守禮”的思想灌輸馴化文化精英。
滿清終究“自食惡果”。清朝末年，當時的有識之士均已意識到世界的劇變，但號稱一代名臣且擁有實權的當朝大臣們，無論是曾國潘、左宗棠還是李鴻章，竟皆放不下君臣倫理觀，無人敢以武力要挾政府實行改革。
真正參加革命的反倒是遠離知識精英階層的社會邊緣人物，比如孫中山。
1897年，嚴復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出於當年時代內憂外患的國情需要，嚴復曲解原文。無奈，由於傳統精神的缺席，國民急需某種哲學思想填充“人心”，此時，嚴復“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片面解讀竟然在國內頗具人氣，很快蔓延成爲許多人根深蒂固的生存之道。
這正是西方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現實主義在我們文化中的各個層面都很容易流行起來的文化淵源。丁來先教授在《故事人類學》中談到，這導致我們更容易呈現出“外向而現實”的特性，缺少深沉內省的精神傾向。
至此，我們很遺憾的發現，我們國民思想中最寶貴精神性的一面：開放、謙遜、制衡、吸納創新等等，已經在腥風血雨的殘酷歷史中黯然失色，剩下的主導思想無非是殘存的受統治階級閹割後的儒家人倫，以及西方思潮中的“實用哲學”，但是對於駕馭科學、中和理性之毒的批判哲學、精神性智慧，卻全然沒有吸納。
殘存的儒家思想過於誇大人倫社會性的一面，忽視了人的多重本性之間有機的、神祕的和諧的聯繫。
現代科學，無論是複雜系統、量子力學、不完備性定理，皆逆向“證實”了人類思維深處“神性”的一面……遺憾的是，我們當代文化中已然丟失了有關人的本質中神性基礎的部分，這導致民族的“靈魂感”很弱，即，我們可能更在意那些看得見、摸得着的“俗世”，而對於精神智慧層面的事物不太感冒。
我們可以跟基督教的橫向對比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當代以感官刺激爲主的獵奇式“網絡小說”盛行國內互聯網幾十年，但這些快餐式小說在基督教文化圈完全發展不起來，他們對缺乏精神智慧的獵奇故事不太感興趣。
如果你週末去圖書館逛一圈，就會發現，佔座的全是考試考證、出國留學等功利式動機的學習，精神性學習、文化思想閱讀的人幾近絕跡。
學過系統論的同學就知道，一個健康的系統，始終處於動態構建中，它必須伴隨一個反饋糾錯機制。用熱力學的話來說，就是需要吸納負熵來抵消熵的自發增長。
雖然我們古典文化中寶貴的精神性一面遺失了，難道我們不能在現代化的衆多浪潮中重新找回呢？
原因是，西方近現代思潮也陷入了某種隱祕的認知盲點。
三、近現代“歷史進步主義”的誤導
法蘭克福學派創世人，德國社會哲學家霍克海默，在與阿多諾的一部合著《啓蒙辯證法》中，對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潮，包括理性主義、馬克思哲學在內，進行了深刻反思，認爲它們都犯了“歷史進步主義”的傾向。
霍克海默並非反對科學技術的進步，他極力反對的是，將科學與理性視爲人類實踐活動與思想方式唯一理論基礎的狹隘進步主義觀。國內有句大家耳熟能詳的口號，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便是對這句話的完美詮釋。
這種狹隘進步觀，會導致人類對理性的盲目崇拜，最終使“自我”精神性的一面讓位給純粹的工具理性，讓“自我”喪失獨立性，被吸納進社會的意識形態中。
說的更直白點，人將變得不是人。
歷史進步主義的概念有點複雜，我舉個例子說明下：
在當代，很多人會認爲，人生一場，成爲“人生贏家”是天經地義的目標。在這唯一人生使命的指導下，我們自然把賺錢當做最理性事項，以至於讀書、興趣愛好、選專業、擇業甚至置業、擇偶都以此爲標準。
換而言之，你的“理性思維”已經淪爲實現“人生贏家”這一目標的“工具”。
那麼，究竟“你”是“你”自己的主體，還是“人生贏家”是你的主體？
問題出在“人生贏家”這個我們未曾質疑過的元認知目標上。
其實，“人生贏家”這種概念也只是我們現代人才有。
譬如，古埃及人會認爲，人生一場最要緊是多行善事以在死後的冥世法庭上通過“阿米特”的審判；
*古埃及人認爲死後纔是人生的真正開始
古印度人會認爲獲得內在的佛性纔是人生的意義；
*古印度人認爲人即神，每個人心中都存在着“神性”，佛教合掌施禮表達的就是兩個人內在佛性的聯通
請注意，我們並沒有任何所謂“評判標準”來證實當代“人生贏家”的意識形態優於古印度人或者古埃及人。
事實上，無論是以對生態造成的破壞、或者以人們對生命意義的主觀感受來看，當代人的人生目標（沒有精神性）顯然遠遠不如古人。擁有精神性目標的人其思維是徹底解放不受限制的，而當代人卻高度侷限性，眼中只見到“名利”。
要知道，一個嚴謹的學者會說，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但可沒人說，歷史是向前“進步”的。這就是爲什麼很多學者反對將進化論翻譯成“進化”，確切的說法是“演化論”。
我個人理解，這便是反對歷史進步主義的實質，失去了跳出時代狹隘思潮的糾錯思維。就好像，讓受驚了的領頭羊，奔向羊羣的隊尾，讓它們永無止境的墜入無意義的循環亡命中。
政治哲學家馬爾庫塞最負盛名的著作《單向度的人》，其中心論題便是批評進步主義，工業社會成功的壓制了人們內心深處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使這個社會成爲了單向度的社會，而生活其中的人成了單向度的人。
就像現代不少受過良好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依然迷戀“8”之類的吉祥數字一樣，在當代人的意識形態中，歷史始終是“進步”的，是無需“質疑”的，這意味着，“自我否定”文化從大衆思維中漸漸消退，甚至絕跡。
不信，我們隨便在大街上採訪一個出生於20世紀末以後的人，問他，你是不是覺得歷史一直在進步？他肯定會覺得你大腦有問題，這不是廢話麼？如果你採訪的95後、00後，這幫孩子們可能覺得思考這個問題本身就很滑稽。
但如果我們翻開歷史的大書，古人顯然不是這麼想的。
如果你採訪的是明朝的知識分子，他們可能會大喊“大明萬歲萬歲萬萬歲”，然後小聲告訴你：老朱集權專制統治對人權殘害至深，生活質量、文化水平比起漢唐，遠遠不如。
如果我們再看大洋彼岸，對於中世紀的歐洲人，他們的常識是，社會發展只會越來越糟，美好的社會只存在於過去。事實上，認爲“人類社會在進步”，是法國大革命之後纔有的概念，成爲“共識”已經是工業社會後的事了。
缺乏歷史思維的人眼中永遠是腳前的一畝三分地。你隨便問一箇中國的80後，他們會認爲房價永遠會上漲，但如果你問的是日本的80後，他們會覺得國家GDP不增長才是天經地義。
大環境塑造常人的觀念就是如此粗暴。
而資本主義世界觀操縱人的核心便是貪婪。
貪婪是人的天性，無論是唐朝詩人、古希臘哲學家、中世紀地主還是當代城中村農民，每個人都貪婪。
但是，在宗教支配的古代社會，世界各地的文化中，任何斂財的行爲普遍被視爲“爲富不仁”，這至上從倫理層面有效制約人類的貪婪。比如，如果當代國民堅信不勞動而獲利死後會下地獄，還有人炒房麼？
感謝資本主義吧，人們不用再因爲貪婪而惶惶不可終日了。
韋伯在其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一針見血指出：資本主義的動力並非貪婪，而是把貪婪崇高化了。
所以我們特別需要脫離統治者狹隘視角的歷史學家，譬如尤瓦爾·赫拉利這類學者，他們會告訴你，進不進步，取決於你觀察的維度。
馬爾庫塞就曾警告，他直接指出，“我們需要保存和培養殘留的否定的東西”。那麼，這種思維中的“否定性”對於我們個人心智的發展成熟到底意味着什麼呢？
失去“否定性”又會怎樣呢？
四、後互聯網時代的「自我」分裂
至此，我們可以暫時回溯下，根植於我們“國民性”深淵的三個根深蒂固的底層元思維：
其一，來自於儒道家思想，歷經宋、元蒙、明、滿清幾朝裁剪後，變得狹隘僵化，這導致我們過於務實功利、心靈空洞，沒有契約精神等特性，雖然我們驕傲的自稱炎黃子孫，但無論是春秋百家爭鳴還是隋唐吸納天下的文化皆已失卻；
其二，來自於西方“啓蒙時代”後的“歷史進步主義”思潮影響（隱含在各種哲學思想之後），直接凍結了我們思維中的“否定性”、“元知識批判性”，這讓我們更擅於接受、擅於模仿，而不是深度質疑。
*此處說的批判與“噴子式批判”有本質區別，故此我特意強調了“元知識”三字。
其三，當下全球經濟、文化捲入了西式資本化格局，追求經濟增長已經上升爲主流思潮，因歷史性缺失精神思想、心靈空洞的我們遇上了消費主義、個人主義就是一把乾柴烈火，迅速氾濫。數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更是火上加油。
社會心理學家DeWall研究發現，自1980到2007年間，流行歌曲的歌詞中“我”出現的越來越多，而“我們”出現的頻率則大幅度降低。
國內同樣如此，譬如，曲風從上世紀80年代的歡迎朋友的舒緩歌曲如1979《小城故事》轉變成21世紀歌頌自我的激情歌曲《我的地盤》
揹着以上沉重歷史思維的我們，終於開啓了互聯網世紀的大門，等待着我們的又會是什麼？
鋪天蓋地的“身份”。
首先，需聲明下，「身份」是我們與世界打交道必不可少的中介。
譬如，嬰幼兒時期，我們的身份是父母眼中的“乖寶寶”，教室中，我們的身份是學生，學生社團中，我們的身份是團長、幹部等等。
一旦我們不願接受特定的身份，譬如，與父親相處時不接受“兒子”身份，那就會出亂子，可能會引發一陣暴揍。
政治哲學家查爾斯·泰勒在其著作《自我的根源》中提到，我們的存在性困境（即焦慮感、痛苦感）來源於對“無意義的恐懼”。
如果我們要實質感受到“生活的意義”，就需要依賴我們每次臨時性扮演的「身份」。
譬如，你依賴學生（實習生）的身份感受到“獲得進步”的肯定感，依賴父母親的身份感受到“培育下一代”的成就感，或者依賴志願者的身份感受到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感。
事實上，只要沒被人敲暈，我們都必須有一個「身份」主導着當下「自我」，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常說“人生如戲”，因爲我們確實一路扮演，全靠演技。
當代的問題在於，需要扮演的「身份」太多、太對立。
傳統社會中，人們的身份非常穩定，多數人一輩子僅從事一種職業，而婦女的身份則更少。雖然在當代人看來，這種一成不變的身份或許有點無趣，但它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人們哪怕不需要經常反思，也能控制「自我」，毫無壓力。
對「自我」擁有充分的控制感，則能進入精神分析師萊恩所說的“存在性安全感”的狀態：
一個基本上有着存在性安全感的人，他對自己和他人的現實性與統一性具有根本上是穩固的感覺……他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實在性、真實性以及內在的價值。
這種存在性安全感，其實就是一種穩定的自我，一種能夠成熟駕馭各種身份，遊刃有餘而又不會分裂的自我。
*後面會談到這種存在性安全感對於維持“自尊”的重要性
但是現代，尤其是市場化經濟之後，人們面臨激烈的社會競爭，一輩子從事多種職業非常普遍。此外，互聯網正在構建一個多元無上限的“虛擬世界”，只要你願意，你可以在互聯網（包括遊戲、社交平臺）上輕鬆扮演任何角色。
這會導致什麼情況？
晚上，你在網上是個“霸道總裁”或者是“拯救世界的英雄”或者是“萬人迷”，被人奉承被人迎合；到了早上，又變成了對上級唯唯諾諾的基層，對客戶任勞任怨的老黃牛。
我們要處理這些對立衝突的身份，需要的是駕馭完全不同的人格，當一個人每天反反覆覆切換先祖們一輩子都無需承擔的那麼多身份時，如果我問一句，哪個纔是真實的你，你會怎麼回答？
每一個都是你，好像又每一個都不是。
這便是災難的開端。要短時間內演好諸多身份，同時還不丟失「自我」，除了少數職業間諜，誰能做得到？
一旦我們在衆多身份中迷失，就會陷入兩種情況：
一種是受榮格所說的“人格面具”主導，以某種主要身份取代真實的「自我」，這常見於很多事業心特別強的人，在公司是「老闆」，回到家裏還是「老闆」，這便給夫妻關係、親子關係留下很多隱患。
縱然是職業演員，我們也聽過一些著名演員在演了某些經典角色後，終生再也跳不出那個角色的人格，最終走向絕路。
另一種情況，便是在「自我」中迷失，極其善變，毫無立場，其實也就是失去「自我」。
「自我」一旦不能相對穩定，人就會很痛苦。
用存在主義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的話來說，“對於一個主體，沒有比存在着（existing）更難的事了，他不可能完全存在，他只能以存在爲目標。”
換句話說，維持穩固的「自我」是需要主動、刻意爲之的事情。
法國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德勒茲深入研究精神分析後，甚至認爲，精神分裂才能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身份壓力。
德勒茲的這種說法略微悲觀了。
那麼“自我”到底該如何獲得？其實古代先哲早已替我們找到了解決方法，用佛教的說法是“用心成佛，一念之間”，用東方思想家的說法是“守持正固”，用西方的說法是“反思自我”。
但是，前面對文化的歷史性剖析時已經談到，儒家的功利務實化，歷史進步主義思潮的普世化，讓我們這種“反思”能力在成長過程中早早被社會移除掉了。
那麼，當人們沒法通過深度反思（向內沉思）的方式消除內在焦慮、不安感時，怎麼辦？
學過社會心理學的朋友就知道了，我們會本能的選擇一種原始而簡單的方式掩蓋這種不安：提升自尊。
*順帶強調一下，當放棄反思模式時，個人已經開始往“空心”方向發展了。
五、自戀社會的形成
自尊，即一個人「對自」我的全面評價。
從進化的觀點看，原始人類作爲社會動物，我們祖先的命運取決於同一社羣的人如何評價他們，當週邊人對他們評價高時，能受到羣體保護，從而極大增加生存概率，反之，則容易被淘汰。
於是，我們演化了一種情緒感受來敏銳的監控外界對我們的評價，這種情緒感受就是自尊的雛形。
譬如，當我們遭父母親戚漠視、告白失敗或夥伴們不理睬時，就會強烈體驗到“低自尊”——感到焦慮，缺乏安全感，從而調整行爲以重新獲得他人接納、喜歡。
你或許留意到了，低自尊跟上面提到的分裂的「自我」竟產生了同樣的情緒反應——焦慮、不安全感。這似乎不難理解，對於失去「自我」的“空心人”，也就等於一個對自我評價爲“無窮小”的人，這當然是極低的自尊。
本文就不對兩者的內在關聯進行深度剖析，這裏強調下，對於原本心理健康（即維持自尊正常）的人，也會由於「自我」分裂而陷入追求病態高自尊的盲目中。畢竟，高自尊能獲得強烈的安全感、歸屬感，抵禦焦慮感，甚至能削弱對死亡的恐懼。
這也是爲什麼大多數人都會極力維持自己的自尊。
心理學家Bushman近年做的一項實驗表明，當代大學生看重自尊遠高於性愛、朋友社交、收入、美食美酒。
高自尊本身沒問題，問題出在維持高自尊的方式上。
其中一種方式，衆所周知，通過由外而內的方式獲得，比如，維持良好的形象、優秀的成績、鉅額的財富等，主要體現於“優越感”，以及渴望“進入某個集體內（羣聚扎堆）”。這很好的解釋了當下年輕人經常自相矛盾的一面，既喜歡彰顯與衆不同（優越感），又容易受“從衆”影響，比如排隊買奶茶（害怕脫離集體）。
而另一種獲得“高自尊”的方式，由內而外的方式，是通過精神性修養、聯結智慧而獲得。
但是，結合我們前面對華夏思想史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們的民族在漫長苦難的朝代中已經丟棄了“神性本質”的人文基礎，只剩下務實功利、精神空洞的“弱靈魂”人性。
這意味着，通過內在方式維持高自尊，對於大衆而言，就像把天天玩手機的年輕人赤身裸體丟到原始叢林中生存七天七夜那麼難。
你也許會覺得，沒關係啊，我用“由外而內”的方式不就行了？
很遺憾，心理學家通過實驗指出，跟那些將自尊建立在內部因素（精神性修養）的人相比，自尊主要依賴外部（財富、美麗、成績）的人，其自我價值感更加脆弱。
這很好理解。畢竟，精神性修養，實質就是關注“自我與世界的內在聯繫”，這種內在聯繫像極了渾厚的情感，因而這種「深度自我」非常穩固，對「深度自我」的把握即是進入萊恩所謂的“存在性安全感”的心境。
而依賴外部因素的人，則過於關注“表象自我”。這就形同戴上了一幅偏光鏡，將世界割裂成“與我有關”跟“與我無關”兩部分。
對自尊的強烈需求，就這樣轉換成一種病態「自戀」的狀態——即自我爲中心、誇大自己的重要性（“自我服務”偏差）、只聽恭維不接受批評、對名利財色的瘋狂追求、狹隘利己、缺乏同情心，更容易採取尚未開化的原始本能行動，說的通俗點，相比人性，獸性多點。
這正是鮑德里亞在《物體系》中談到的“異化的人”。
高自尊本身不是壞事。但一旦高自尊摻雜了自戀，就會引發大問題。
據心理學家瓊·特韋奇數十年對當代人「自我」的追蹤研究，結論顯示，現在的年輕一代，呈現出大範圍的自戀特性。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我印象特別深的是，落選的約翰·麥凱恩意味深長的感慨了一句：美國人已經不需要政治家了，他們需要的是明星（奧巴馬很有明星範）。
當代人爲什麼“追星”氾濫？因爲我們把“自我”投射到明星身上了，明星，即我們的“代表”，我們追星的實質就是在“追求自己”，就是在自戀。這樣就能很好解釋爲何愛財如命的普通大衆竟願意投入大量金錢精力支持自己心儀的明星。
這同樣可以很好的解釋，爲何當下最火的選秀節目，一些天賦、才能、努力均低於平均水平的候選人也可以獲得大衆青睞，原因在於這種人更具弱勢羣體的特徵，更容易滿足大衆的自戀式投射。
這也是爲什麼，近年媒體一直大肆吐槽，當下民衆已經不在意真相，只在乎立場了，因爲立場能投射自我、能獲得羣體歸屬感，但真相只能滿足智慧求知慾。
當人們的日常生活、人際相處關係、消費目標，娛樂界、知識界、媒體界直至經濟、政治都全面捲入這種“全民自戀”編織的網絡中，這意味着，我們已經完全邁進了“自戀社會”。
一切生活，皆爲自戀。
這又有什麼問題呢？這便回到開篇，天才王爾德的那句話了：生活變成罕見的事情，人們只是存在着。
一個很直觀的感受就是，你有多久沒獲得一種厚實的意義感、幸福感了？
你是否更高頻率的感受到了一種“疲勞感”？無論你娛樂，休閒都揮之不去的疲勞？
你是否在賺錢達成某個物質目標後突然出現一種茫然若失的空虛感？
這便是失去「自我」後的病態式自戀的結果，充滿“飲鴆止渴”的悲劇色彩：
失去自我的人們急欲獲得外部認同，需要“約約約”、需要被迎合、被奉承、無法獨處，然而我們獲得唯一救贖的方式卻恰恰是被打臉，去獨處，去感受不舒服（進而啓動內省進程）。
六、救贖之道：我錯，故我在
我們靈魂感的歷史性缺失、內心“否定精神”的丟失、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全面隱性滲透，終究孕育了“自戀社會”。
解開這千絲萬縷、錯綜複雜的關鍵何在？
其實，我們不用太悲觀，因爲當下大衆已經呈現出一種面對當下社會的強烈“疲勞感”了，這種普遍的揮之不去的疲勞感就是一種潛意識的反抗機制。
我們只需有意識的抗拒社會給予的選項，並揭示其他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種積極的救贖。
著名社會心理學家羅伊·鮑邁斯特給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建議：儘量剋制對“自己”的關注，多關注慾望以外的事物。
坎貝爾也從神話學的角度提出類似說法，“當我們不再以思考我們自己和自我保護爲主時，我們便在意識上真正經歷了一次英雄式的轉化。”
切斷對自我的過分關注也意味着，“外人”的成功或失敗都與你無關。
譬如，你的好姐妹嫁給有錢人而你始終單身，這不能說明你不優秀（這是兩件獨立事件）；你兄弟升職加薪並不意味着你能力不如他（這是兩件獨立事件）你同事熱愛旅遊熱愛健身一身奢侈品，也不意味着你“窮”或者你品味差（這是兩件獨立事件）。
放棄對自我的過度關注，也不是指一種謙遜的處世態度。真正的謙卑，與其說是虛僞的謙遜，而更像是不太在意自己。
在此之上，必不可少的，便是重塑「自我」的內向沉思之旅。
談到內省，很多人會想到笛卡爾那句著名卻又被廣爲誤解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它其實強調的是哲學上何爲“真”何爲“假”的問題，即，笛卡爾認爲，我們唯有在質疑的時候，才能唯一的確認是“真實”。
笛卡爾提出了身心二元論，即我們有獨立的心靈和身體，雖然能安慰很多人（支撐靈魂實體的觀念），但不太符合神經科學的實驗，科學界內不太認可，因而並非一個好的踐行方式，相比之下，當代學者趙毅衡教授提出的“我錯，故我在”，頗有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認知證僞主義的味道，顯然更具實踐價值。
我錯，故我在。意味深長，具體怎麼理解呢？
符號學重要創始人之一皮爾斯曾對“自我否定”做過生動解說：
大人教不會小孩“小心火爐”，火爐的溫暖令孩子感到親切，只有當孩子摸一下，燙的痛苦迫使他反思，這纔會明白自己的無知。這個瞬間，自我出現了，“一個空的自我，被認錯注入了個體意義。”
爲方便大家理解，我簡單畫了一個示意圖：
唯有“認錯”，看到自己主觀意識的侷限性，才能啓發對「自我」進行意義矯正的解釋，這個時候纔開始真正形成「自我」。
可見，自我，是矯正自己錯誤的反思意識，唯有反覆糾錯中，才能無限接近真實的自我。這便是“我錯，故我在”的實踐哲學。
結語
我們當下能夠享用的科技成果、物質生活水平主要源自500年前的科學革命，這個革命的歷史突破性其實就源自一個詞：謙遜——人類首次承認自己的無知。
但是反觀國內社會，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民衆毫無緣由的自我、自信、自大，令人汗顏，人們對道德、責任的冷漠，對自由、權利的狹隘理解，人們抱團取暖卻總是感到不安與孤獨……人類社會是個“脣亡齒寒”的整體，沒有人能狹隘利己而最終不受傷害。
這絕非一個人、一個地區的局部問題，這也並非單純的政治哲學、人口理論、經濟學理論、社會心理學、精神分析、腦神經科學或者文化歷史學可以解釋的了，於是我嘗試將以上融合起來，描繪了一個“自戀社會”的圖景，以圖深刻理解“人們複雜行爲背後高度的規律一致性”。
人類是充滿着靈性的智慧生命，幼童有“心”，但學習能力過強的物種恰恰容易受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
對於出生、成長於特定社會的人很難看到自己思維的高度侷限性，譬如前面說的唐朝人、古埃及人、古印度人，基因跟我們毫無差別，但思維差異竟如此之大。
如果你看過威爾斯的《盲人國》就會強烈的感受到，一個視力正常的人，在盲人（思維殘缺）的國度裏，不僅無法發揮優勢，反倒淪落到自廢雙眼才能融入社會的結局。但這正是社會恐怖的一面。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借“瘋子”的口說了很多，其中兩句話，直到今天依然振聾發聵：
一句是，“合夥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另一句是，“從來如此，便對麼？”
魯迅對人類社會實質的洞察，真可謂千古一批（判）。但這恰恰孕育着希望。用王爾德的話來說就是：
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我們都在陰溝裏，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