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後的文字》

——麥田(原創)

        剛剛過完五十歲生日的父親走了,在祖父走後三年,安安靜靜的走了。

        2002年,第一場雪,紛紛揚揚灑落。好像預知世事變幻,我清晰地記得,母親打來電話,說爸爸感冒了,請村裏的老人放了痧,卻全身無力,病情加重。我聽後,對我母親的愚昧和農村醫療知識的荒唐感到十分可笑。接到宜城醫院,診斷後,才知道是肝硬化晚期,胃門動脈高壓大出血,父親的胃是在80年代中後期被沒日沒夜的劣制酒浸泡壞的,動過手術,切除了三分之一。肝硬化的主要症狀是門脈高壓,而恰好,父親的胃十分的軟弱,不可避免,肝硬化對於他的身體,幾乎是宣佈異常嚴重。當幾次進入湘雅住院後,他進入了人生的尾聲。我和妹妹趕到病房,母親緊緊抓住父親的雙手,父親已經安靜的睡着。我知道,父親離開世間,不甘心的。記得,那一刻,空氣幾乎窒息了,我眼淚已經奔出,二十年的相守,他我跟他的血液已經緊緊連在一起。在場的表姐夫,說春節前還和父親暢談到三更夜深。與黑板打了一輩子交道的父親,一輩子感冒的都是有數的,要麼是大病,比如這次。

        人最瞭解的還是自己,以至於生命的每個細節,包括生病。父親或許已知道事態嚴重的真相,只是不願捅破生與死罷了。他在病牀上按部就班的過着屬於自己不多的日子,囑咐我們好好地注意身體,要三餐吃好,要注意保暖。這些話,平日裏,他從來沒有說過。

        我祈願奇蹟出現,虔誠的爲父親祈願。在我每天奔波爲他籌錢的每時每刻。因爲,我與他生命相守是最久的,也許,因爲我們都是家裏的男性,彼此自認爲很瞭解,儘管我對他了解我的說法不以爲然。但是,面臨生死,父親已經不是父親,儼然與我血肉相連,那一刻,我寧願用生命相換。也只有他,值得我這樣去想,去做。

        幼年,奶奶家人口多,父親兄妹十餘人,在50、60年代湘南農家,一大羣小孩全靠爺爺奶奶養活,說實話簡直不可能,在農村,是大的掙錢養活幼小,父親排行老二,上面是個姐姐,身爲長男,已註定要承受很大的責任養活家裏,所以運木材、燒窯罐、阪紅磚、收禾打穀,成了十四五歲的必修"課程",初一沒有讀完,據說爺爺愧疚了一直到逝世,因爲我父親的功課無論初小、高小、初中都是每次考試全鎮都是第一二名連第三名也沒有過。他是靠自己的卓然優異的成績被那個時代選進京參加毛主席的接見,而那一年全鎮才兩名,榮光集於他十三歲的身上,這成了他一生的榮耀。可家庭的捉襟見肘,使爺爺從學校拉他回家直接跟別人去挑瓦罐。從此他告別了學生生涯。自我記事時,莊稼農活他儼然一把好手,村裏人見了他的田頭都是一臉的羨慕,一大片片綠綠的秧和赤日炎炎下金黃金黃的穀粒場,便是我兒時濃墨重彩的回憶。可父親不滿足這一切沒有技術含量的活,只有讀書人才是真真讓他羨慕,他也用行動追尋他的樸素的“文化人”夢想。隨後,在村裏老支書安排下做了民辦教師,就是上完課就奔田間的那種老師,文化與禾苗在他的心中進行着荒唐又實際的對話。燃燈的夜晚,總是捧書的影子散漫着潮溼的土屋,以致村裏老支書的文稿,鎮上的幹部的文稿都一個接一個在他書案上堆積,一篇就是十幾頁或幾十頁。用子曰詩云的話,“學而不厭,稿文不倦”了,他的一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直的奮力拼搏,一直的盡心努力,從民辦到公辦、從小學教到中學、從教師到近二十年的鄉中心學校校長、學區主任,他以初一的薄弱文化基礎,用積極入世的精神,踏下了一步一步堅實的腳印。直至去世前都還不時看看兒媳婦寫的文稿,認真提着意見。人生匆匆,驚鴻一別,他不過五十歲而已。

        白樂天曾寫“人間四月芳菲盡”,清明時節,雨依然紛紛,和幾千年以前沒有分別。我獨立在四月天的南國,四野的油菜花,開得很旺。溪邊的今柳,依然赤條條的站立在風裏,此景正應了《紅樓夢》那句“赤條條的來去無牽掛”。

        塵歸塵,土歸土。沒有柳綠桃紅的2003年秋月,父親安然的長眠了,他迴歸了自己。無常世間,生和死是因緣因果聚合。生命只是一次旅途,旅人一路的餐晚風飲朝露,一路的枕松濤眠孤月,盡數奔走,從一個圓迴歸另一個圓,起點也是終點。途中的一切都是風景,繁華喧囂,風霜雨露不過心間的一滴凝露。生命來了,如花開,格韻天然,生命走了,如花謝,也是必然。除了生命駐足的那一節光陰和光陰裏的心事心情,沒什麼是屬於自己。萬般沉寂過後,雲隨浮生飄散。塵世種種,該放手的放手,該擔起的擔起,放能悟得人生真意。

        使得真意,何爲來去?佛說如來。

        父親早已不願湊紅塵的這場熱鬧。我還能計較什麼呢?比如名利。

        清明及至,父親走後的十八年,我淚如雨。寫下這些單純的文字,謹此,祭奠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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