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誠
有的人不講真話，是因被周圍人的狂熱所迷惑；有的人不講真話，是知道真相卻不敢說。黃萬里的了不起，是他既能在衆人皆醉之時保持清醒，而且不惜爲這真話付出大半生的代價幾年前，人們不知道黃萬里是誰。即便現在，大多數中國人對這個名字也陌生得很。但是，人們都知道黃河，也大都知道黃河上有一座三門峽水庫——那是一項巨大的失敗工程。黃萬里就因此出名。
曾有人評價，中國現代真正的科學家不多，黃萬里是其中之一。這裏的所謂“真正”，包含有這些科學家的悲劇色彩，而黃萬里的悲劇在於，他的價值是通過一個工程的失敗來證明的。
實際上，黃萬里的偉大之處，不在於他預見到三門峽工程的失敗，而是在面對三門峽水利工程，中國水利專家集體喪失立場的背景下，他孤身對抗“民意”、觸犯上級，捍衛了真理和自己的良心。
中國建設史上的最大敗筆黃萬里，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教育家黃炎培之子，清華大學教授，中國著名的水利、水文學專家，我國致力於跨學科研究河流水文與水流泥沙的先驅者之一。作爲新中國最有影響的水力專家，修建三門峽工程，他當然義不容辭。
但當時人們都聽蘇聯專家的。從１９５２年開始，中國從蘇聯聘請專家爲治理黃河擬定計劃，遺憾的是所請的專家爲水工專家，他們精通水壩業務，但未必瞭解黃河。黃萬里曾說，蘇聯雖有建水電站的經驗，但黃河跟蘇聯的河流不一樣，黃河有泥沙——正是黃河的泥沙日後成爲災難的根源。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以水利部和燃料工業部爲主成立的黃河規劃委員會完成了《黃河綜合利用規劃》。那是一個看上去非常美妙的遠景：在黃河干流上將修築起４６座河壩，“５００噸的拖船能由入海口航行到蘭州。裝機總容量可達２３００萬千瓦，年平均發電量達１１００億度，相當於中國１９５４年全部發電量的１０倍，灌溉面積由原來的１６５９萬畝擴大到１。１６億畝。”
在這４６座河壩中，三門峽的這座最大和最重要。正是這項工程的修建，導致在以後的４０多年裏幾十萬人口離開他們原本富裕的家園，遷移到土地貧瘠的偏遠地區，其中一些人來回遷移十幾次，生活變得一貧如洗。據記載，曾有水利專家前往視察後嘆息不已，國務院派去的高級官員看了也落淚，說“國家對不起你們”。
在當時，幾乎沒有人公開反對上三門峽工程。充滿壯志豪情的領導人們一心一意要在自己手裏實現“聖人出，黃河清”的夢想。在這種一邊倒的極端氣氛下，負有責任的專家大員們不敢面對現實，直抒己見，個別的甚至曲意逢迎，企求騰達。敢於講真話，道實情，堅持科學見解的人非常之少，黃萬里的反對之聲就顯得格外刺耳。
惟一的反對者在１９５５年關於黃河規劃的第一次討論會上，許多專家都對蘇聯專家提出的規劃交口稱讚，惟有黃萬里發言反對。他當場指出：“你們說‘聖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０日，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在京召開，此時三門峽水利工程工地已在籌建中。
在討論會上，三門峽工程的“主上派”與只有黃萬里一人的“反上派”展開激烈爭論。
“主上派”們描繪的是建高壩，攔洪蓄沙，讓清水出庫的美妙圖景，而黃萬里說，在這個淤積段上是不能建壩的。否則黃河下游的水患將移至中游關中平原，而且他認爲，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陸的自然作用，建壩攔沙讓黃河清是違反自然規律的，是不現實的，何況清水出庫對下游河牀也不利。他指出此壩修後將淤沒田地，造成城市災害。
當時出席會議的專家大多同意蘇聯專家的設計，黃萬里孤身舌戰。爭辯七天後見無效，黃萬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壩，建議勿堵塞六個排水洞，以便將來可以設閘排沙。這個觀點被全體同意通過。但施工時，蘇聯專家堅持按原設計把六個底孔都堵死了。上世紀７０年代，這些底孔又以每個１０００萬元的代價打開。
黃萬里關於三門峽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預見，從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驗證了。三門峽水庫１９６０年９月建成，從第二年起潼關以上黃河渭河大淤成災。兩岸受災農田８０萬畝，一個縣城被迫遷走，西安受到嚴重威脅。到了５０年後的今天，黃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日益惡化，下游河水已所剩無幾。從１９７２年黃河開始斷流，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已每年斷流平均１００多天。
旅居德國的水利工程師王維洛曾在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紀念黃河三門峽工程建成四十週年》中算了一筆賬，三門峽工程總結算時耗資達４０億元，相當於４０座武漢長江大橋的造價，而之後改建費用和因之受災的地區所遭受的經濟損失更是一個誰都無法估量的數字。
右派２２年與蘇聯專家的設計意見相左本來是一個技術問題，但在當時的形勢下就被視爲重大的政治問題。加之，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的感召下，黃萬里又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了小說《花叢小語》。在這篇３０００多字的小說裏，黃萬里通過包括三門峽水庫設計方案的確定等一些事件，指出人民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及政府決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澤東在看過《花叢小語》後，一次，遇見黃萬里的父親黃炎培，很不高興地對他說“你們家裏也分左、中、右啊。《花叢小語》裏把實行百花齊放政策和國內形勢描繪成春寒料峭，雨聲悽切，靜悄悄，微言絕。這是什麼話？”之後，《人民日報》以“什麼話”爲標題展開了對黃萬里的批判。黃萬里的右派命運註定。
１９５８年黃萬里被正式定爲右派，工資從二級教授降至四級教授，從此開始了人生道路上的一個大轉折。
但即便如此，黃萬里也沒有爲自己的言行後悔。三門峽工程敗象已露時，國家領導人曾通過黃炎培示意給黃萬里，如果他寫個檢討，就可能把他右派的帽子摘掉。黃萬里不但沒有檢討，還給領導寫信質問，“國家養仕多年，這是爲什麼？”有人說，如果他肯鑽營，黃萬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個樣子。黃萬里１９３５年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水文科學碩士，１９３７年，獲美國伊利諾依大學工程博士（該校第七名、中國人中第一名該學位獲得者），並在田納西工程實習。２６歲學成回國後，他歷任國民政府全國經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師、涪江航道工程處長、水利部視察工程師，甘肅省水利局長兼總工程師；可以說無論在學歷上還是在經驗上，國內很少有人能達到黃萬里的水平。即便在進入高校教書之後，他也表現出了非常傑出的科研能力。在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的近四年時間裏，他完成了學術專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學》，這兩部專著被認爲是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水文科學十分重要的代表著作。
黃萬里於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７日去世。他的子女評價他，“他只說真話，不說假話；只會說真話，不會說假話。對於學術觀點是如此，對於政治觀點也是如此；對於有利於自己的事如此，對於不利於自己的事也如此。”
有的人不講真話，是因被周圍人的狂熱所迷惑；有的人不講真話，是知道真相卻不敢說。黃萬里的了不起，是他既能在衆人皆醉之時保持清醒，而且不惜爲這真話付出大半生的代價幾年前，人們不知道黃萬里是誰。即便現在，大多數中國人對這個名字也陌生得很。但是，人們都知道黃河，也大都知道黃河上有一座三門峽水庫——那是一項巨大的失敗工程。黃萬里就因此出名。
曾有人評價，中國現代真正的科學家不多，黃萬里是其中之一。這裏的所謂“真正”，包含有這些科學家的悲劇色彩，而黃萬里的悲劇在於，他的價值是通過一個工程的失敗來證明的。
實際上，黃萬里的偉大之處，不在於他預見到三門峽工程的失敗，而是在面對三門峽水利工程，中國水利專家集體喪失立場的背景下，他孤身對抗“民意”、觸犯上級，捍衛了真理和自己的良心。
中國建設史上的最大敗筆黃萬里，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教育家黃炎培之子，清華大學教授，中國著名的水利、水文學專家，我國致力於跨學科研究河流水文與水流泥沙的先驅者之一。作爲新中國最有影響的水力專家，修建三門峽工程，他當然義不容辭。
但當時人們都聽蘇聯專家的。從１９５２年開始，中國從蘇聯聘請專家爲治理黃河擬定計劃，遺憾的是所請的專家爲水工專家，他們精通水壩業務，但未必瞭解黃河。黃萬里曾說，蘇聯雖有建水電站的經驗，但黃河跟蘇聯的河流不一樣，黃河有泥沙——正是黃河的泥沙日後成爲災難的根源。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以水利部和燃料工業部爲主成立的黃河規劃委員會完成了《黃河綜合利用規劃》。那是一個看上去非常美妙的遠景：在黃河干流上將修築起４６座河壩，“５００噸的拖船能由入海口航行到蘭州。裝機總容量可達２３００萬千瓦，年平均發電量達１１００億度，相當於中國１９５４年全部發電量的１０倍，灌溉面積由原來的１６５９萬畝擴大到１。１６億畝。”
在這４６座河壩中，三門峽的這座最大和最重要。正是這項工程的修建，導致在以後的４０多年裏幾十萬人口離開他們原本富裕的家園，遷移到土地貧瘠的偏遠地區，其中一些人來回遷移十幾次，生活變得一貧如洗。據記載，曾有水利專家前往視察後嘆息不已，國務院派去的高級官員看了也落淚，說“國家對不起你們”。
在當時，幾乎沒有人公開反對上三門峽工程。充滿壯志豪情的領導人們一心一意要在自己手裏實現“聖人出，黃河清”的夢想。在這種一邊倒的極端氣氛下，負有責任的專家大員們不敢面對現實，直抒己見，個別的甚至曲意逢迎，企求騰達。敢於講真話，道實情，堅持科學見解的人非常之少，黃萬里的反對之聲就顯得格外刺耳。
惟一的反對者在１９５５年關於黃河規劃的第一次討論會上，許多專家都對蘇聯專家提出的規劃交口稱讚，惟有黃萬里發言反對。他當場指出：“你們說‘聖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０日，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在京召開，此時三門峽水利工程工地已在籌建中。
在討論會上，三門峽工程的“主上派”與只有黃萬里一人的“反上派”展開激烈爭論。
“主上派”們描繪的是建高壩，攔洪蓄沙，讓清水出庫的美妙圖景，而黃萬里說，在這個淤積段上是不能建壩的。否則黃河下游的水患將移至中游關中平原，而且他認爲，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陸的自然作用，建壩攔沙讓黃河清是違反自然規律的，是不現實的，何況清水出庫對下游河牀也不利。他指出此壩修後將淤沒田地，造成城市災害。
當時出席會議的專家大多同意蘇聯專家的設計，黃萬里孤身舌戰。爭辯七天後見無效，黃萬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壩，建議勿堵塞六個排水洞，以便將來可以設閘排沙。這個觀點被全體同意通過。但施工時，蘇聯專家堅持按原設計把六個底孔都堵死了。上世紀７０年代，這些底孔又以每個１０００萬元的代價打開。
黃萬里關於三門峽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預見，從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驗證了。三門峽水庫１９６０年９月建成，從第二年起潼關以上黃河渭河大淤成災。兩岸受災農田８０萬畝，一個縣城被迫遷走，西安受到嚴重威脅。到了５０年後的今天，黃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日益惡化，下游河水已所剩無幾。從１９７２年黃河開始斷流，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已每年斷流平均１００多天。
旅居德國的水利工程師王維洛曾在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紀念黃河三門峽工程建成四十週年》中算了一筆賬，三門峽工程總結算時耗資達４０億元，相當於４０座武漢長江大橋的造價，而之後改建費用和因之受災的地區所遭受的經濟損失更是一個誰都無法估量的數字。
右派２２年與蘇聯專家的設計意見相左本來是一個技術問題，但在當時的形勢下就被視爲重大的政治問題。加之，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的感召下，黃萬里又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了小說《花叢小語》。在這篇３０００多字的小說裏，黃萬里通過包括三門峽水庫設計方案的確定等一些事件，指出人民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及政府決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澤東在看過《花叢小語》後，一次，遇見黃萬里的父親黃炎培，很不高興地對他說“你們家裏也分左、中、右啊。《花叢小語》裏把實行百花齊放政策和國內形勢描繪成春寒料峭，雨聲悽切，靜悄悄，微言絕。這是什麼話？”之後，《人民日報》以“什麼話”爲標題展開了對黃萬里的批判。黃萬里的右派命運註定。
１９５８年黃萬里被正式定爲右派，工資從二級教授降至四級教授，從此開始了人生道路上的一個大轉折。
但即便如此，黃萬里也沒有爲自己的言行後悔。三門峽工程敗象已露時，國家領導人曾通過黃炎培示意給黃萬里，如果他寫個檢討，就可能把他右派的帽子摘掉。黃萬里不但沒有檢討，還給領導寫信質問，“國家養仕多年，這是爲什麼？”有人說，如果他肯鑽營，黃萬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個樣子。黃萬里１９３５年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水文科學碩士，１９３７年，獲美國伊利諾依大學工程博士（該校第七名、中國人中第一名該學位獲得者），並在田納西工程實習。２６歲學成回國後，他歷任國民政府全國經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師、涪江航道工程處長、水利部視察工程師，甘肅省水利局長兼總工程師；可以說無論在學歷上還是在經驗上，國內很少有人能達到黃萬里的水平。即便在進入高校教書之後，他也表現出了非常傑出的科研能力。在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的近四年時間裏，他完成了學術專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學》，這兩部專著被認爲是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水文科學十分重要的代表著作。
黃萬里於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７日去世。他的子女評價他，“他只說真話，不說假話；只會說真話，不會說假話。對於學術觀點是如此，對於政治觀點也是如此；對於有利於自己的事如此，對於不利於自己的事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