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沒想過歷史可以這樣寫。習慣了編年體的我們認爲歷史只有那麼一種固定寫法，突然面對這樣以點帶面，用某一年事件點破朝代命運的寫法時，開始竟然會不習慣。粗線條描述歷史並不難，能從小事着手講述歷史並引申出高人一等的論點則屬難得。每次看到章節後面長長的參考書目時不禁讓我在歎服黃仁宇先生旁徵博引的偉大之時又對他嚴謹刻苦的鑽研精神多了幾分崇敬之情。
前幾個禮拜看《大國崛起》，其中有一集是講關於英國如何在伊麗莎白一世時代，勵志圖強，銳意改革，建立君主立憲制，英國如何通過光榮革命，逐漸走向現代工業社會文明的歷程敘述。 而我的手中，正捧着一本《萬曆十五年》。
1587年，就在西班牙從海洋出兵準備攻打萌芽中渴望成長的英國的前一年。我們的泱泱帝國，大明王朝卻在歷史的長河中，散發出腐爛的氣息。
1587年，沒有特別的大事，看起來無關緊要的一年，在作者看來卻隱含了很多後來諸多歷史事件的伏筆。
六個人，六個主要故事，(讀書筆記 www.duhougan.com)多聲部手法，猶如歷史的長鏡頭，探討一個深刻而尖銳的問題：中國是如何從唐、宋強盛後，逐漸地失去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機會。是什麼樣的體制和力量在從中作祟?又是什麼樣的傳統慣性和現代科學的缺失，讓我們的帝國喪失掉革命的機遇?
作爲皇帝的萬曆;兩位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申守時;古怪的模範官員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和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他們是是歷史剖面，是一系列的象徵。
雖然貴爲皇帝，但當時的體制，皇帝也不過只是一個排位，萬曆從小即位，卻在母后、張首輔和宦官的包圍中成長。當他獨自執掌朝綱時，他既不能擺脫不了煩人的經筵，也改變不了國家的運行機制。當他明白，事實上，他活在死去的祖宗的限制時，他對自己的地位迅速失去了興趣。他把自己的在位變成了漫長的怠政年代。
張居正爲改變政府作風，增強效率，防止貪官污吏，不遺餘力。但他沒有明白，他想改變的是落後的生產力和現實政治的平衡。在信息不發達和行政管理手段落後的前提下，只能通過抑制先進生產力，保護落後經濟的方式，來達到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綜觀中國歷史，這樣的歷史場景，不勝枚舉。在經歷了漫長的十年改革後，伴隨着張居正的去世，改革的努力最終化爲烏有，隨之而來的是無盡的誹謗和復辟，中國社會的現代商業元素和經濟元素，最終覆滅在強大的文官體制中。
作爲後來者，申守時使文官體制達到了控制國家運行軌跡的高處。文官們，不關心經濟發展，不關心國家前途，只關心利益團體。整個國家表面的穩定，掩蓋了內部發展停止的事實，迅速地走向空心化的過程。向衰敗的深淵走去。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方式，即使是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後，相似的歷史選擇，再次重演。歷史既是分時的，又是共時的，何其讓人感嘆!
在大多數關於好人和壞人的情景劇中，無論怎麼說，清官海瑞，還有愛國將領戚繼光都是百姓喜歡的人物。但如果拋開忠孝節義的道德評判，我們看到的不再是熱血沸騰的激情，而是冰冷的現實：
理想和期望的社會現實，跟真實的現實成反比：我們期望清官，就說明貪污腐敗已經司空見慣;我們呼喚英雄，就說明這個時代真的缺失正義。
社會的道義，需要英雄來支持。但是，對於國家的強盛來說，則過於單薄，無濟於事。《萬曆十五年》是六個社會精英人物的命運和縮影：在理想和現實的衝突中掙扎、逃逸，飽受煎熬。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中，沒有人可以功德圓滿。
看《萬曆十五年》，讓你覺得原來歷史可以這樣看：歷史是有延續性的，你不能把某個時間指定爲封建社會，現在也是未來的歷史，歷史投射在我們的現實之中，根本無法剝離或迴避。你也不能用唯一的道德審判來讓大家閉嘴，不妨讓我們放眼400年前，抽絲剝繭，從各個細節還原歷史的真實，這纔是用歷史認識現實的價值。
《萬曆十五年》是黃宇仁先生“大歷史觀”的發軔之作。這本書引人入勝，發人深省，但可讀性極佳，隨處散發着神祕而溫和的氣息，恰如書中的主角-明代的官僚們。曾經看過這樣的一篇評論：《萬曆十五年》儘管是一部嚴謹的學術作品，但卻具有卡夫卡小說《長城》那樣的超現實主義的夢幻色彩。後者是一篇好看而又令人傷感的小說。在那裏，長城是分段建造的，傳說每段城牆之間都有遙不可及的距離。垂死的皇帝派出的使者雖然快馬加鞭，卻永遠也趕不到宮殿最外層的大門口。卡夫卡那位無名的敘述者說道：“以同樣的絕望和同樣的希望，我們的人民尊崇着皇帝。可是，他們並不知道是哪一位皇帝在位，甚至對王朝的名稱也不確定。”
歸納《萬曆十五年》，黃先生的中心意思是要表達：萬曆年只是明朝建國以來矛盾衝突的爆發點，而王朝的根本矛盾則早已埋定。正如其序中所言“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因爲這個癥結的存在，一切人在其中的角色都是悲劇。
讀書重在思考，從這本書裏我們應該看到黃先生思想精髓之所在。我們讀史應該在充分掌握史料之後再來對史料進行整體把握、分析，最終得出結論。而不能隨意的對史料節選、閹割，更不能先入爲主來讀史。本書重點不在於告訴我們從晚明來看中國如何在世界潮流衝突下如何發生變化，而是大歷史的角度下啓發我們思考中國爲何而變化。他不受制於事件的前因後果，而追求最高層次的“哲學歷史”。
當然，這個結論有事後諸葛亮的意思。深處制度其中的人可能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悲劇角色，而只是後人在整理史料的時候作爲旁觀者能獲取一個大致的認識，當然有牽強附會的嫌疑。
不過，這也正是歷史的意義，它提供一種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可能不正確，但起碼能幫助我們更主動的思考，預見很多即將來臨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