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爲父親守靈結束回杭，身體的疲憊和心理的愧疚糾纏在一起，好想睡一覺，把這一切當做一場夢，騙自己他還沒走。但實際情況是我不能入眠，下午4點到蕭山機場，晚上8點考試，除去路上和喫飯的時間，用於複習的時間不多。或許考試是治癒的良藥，可以幫助我暫時轉移注意力。今天考試結束、論文終稿已交，完全並沒有如釋重負的喜樂，反而往事如潮水般湧來，讓我不覺黯然神傷。
上週六中午接到繼母電話，告訴我父親不行了，我和丈夫立刻訂機票從杭州飛昆明，在昆明轉動車，當天抵達攀枝花。我在路上想過無數種可能，期望一到醫院就向父親道歉，讓他寬恕我這個生前從來沒有讓他高興過的女兒，或許父親會像電視裏演的那樣說一些勉勵安慰的話語。
但事實是我從上週六到本週一下午華西醫院遠程會診，都沒有機會親眼見到父親。由於疫情期間ICU病房管理格外嚴格，爲了防止病毒感染，醫院禁止家屬日常探視。所謂的遠程會診，對我來說與其是希望，不如說是宣判死刑。我們一開始並不願意相信攀枝花醫院的診斷，認爲華西醫院可以力挽狂瀾。可是網絡另一端的華西醫院醫生從醫學的角度再次告知我們父親沒有手術指徵，因爲手術的目的是讓活人能活，但如果一個人已經死了，就算做手術也不可能起死回生，只是中國出於人道主義沒有腦死亡的法律罷了。如果父親能成爲植物人，可能還有逐漸恢復的希望，但是父親連當一個植物人的機會都沒有。在反覆和醫生確認沒有任何救治希望後，我和妹妹不得不決定拔管。雖然這幾天在ICU病房外等候時，我已經見過了好幾例放棄治療的情況，他們一般都在掙扎和討論後共同做出決定，然後消失在走廊的盡頭。但輪到我們來做出決定的時候，還是無法做到心如止水。
醫生出於憐憫，在遠程會診後給了我們直系家屬一次探視機會，讓我們在拔管前看了“活着“的父親最後一眼。他面目蒼白，右眼淤青，手因輸液而浮腫，胸部靠呼吸機吹氣有規律地起伏。幾乎可以想象出他在出事前，從興奮愉悅瞬間轉爲驚駭恐懼的表情。父親的騎友說當天上午在濱江大道上遇到父親時，父親在疾馳的自行車上還高興地和他打招呼，哪知不到半小時就天人永隔了。
父親生前和我的關係一直不好，當別人問起父親的工作情況時，我總是用一種不屑的表情提到父親沒有工作，幸好母親及時和他離婚，不然還真的養不起。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一定不會這樣傷害他。我以前一直不理解爲什麼父親35歲就閒賦在家，他曾告訴我是爲了給財政減輕負擔。現在想來，其實他的苦衷甚大，作爲男子不工作比工作要承受更多的輿論壓力，還不能和女兒坦誠相處，內外夾擊，實屬不易。如果人生重新來過，我一定會包容並支持他人生的每一個決定，哪怕是外人看來荒謬的，我也不應如此刻薄。
父親的不告而別讓過去的不解和抱怨都化爲了愧疚和感傷，連爭取諒解都成了奢望。以前我總覺得有許多計劃可以逐步實現，有大把青春可以瀟灑揮霍，在前進的路上常常忘記了身邊默默付出的人。父親的離去讓我不得不回頭審視自己的人生，才發現有太多無法彌補的遺憾，本可以抓住今年生日他找我微信聊天的機會修復關係，但是我過強的驕傲和自尊心阻止了和他進一步交流，直至父親走後從繼母口中才得知父親這些年的心路歷程。
從今天起，我要加倍珍惜當下，儘量花時間關心家人，避免造成傷害後再追悔莫及。站在28歲的十字路口，願有歲月可回首，亦有前程可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