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8號的深夜，我通過牀和被子回到了另一端的東華。我裝作若無其事，熟視無睹，萬年不變地拿着那個刻有竊格瓦拉語錄的杯子，回到我那莎士比亞的（標新立異但不譁衆取寵）座位上。我站着，雙手捏着椅子的肩膀，在教室最後面的兩個書架之間站着——因爲我的表現太過惡劣，我的思想殖民者（也就是班主任，一個胖女人）給我劃了塊能基本自治的保留地，而我是這塊保留地的印第安老國王。
我看到了卓瑜，仲平，紫妍，而其他人的臉在人羣中被攪拌得模糊了。他們並沒看見我，或者說，他們已習慣了看見我。或許他們已經習慣了那個在五點半到六點半這段時間不像別人一樣，不喫飯也不洗澡而只是在不開燈的教室裏地板上望着天花板唱着混亂的歌的我，或許他們已經習慣了那個“世人皆束腰我獨不束”併爲此和統領六百多人的級長進行邏輯與圈套的對峙的我。我走的時候比康橋上的徐志摩還要悄聲，還要突然，所以康橋們見到我突然出現時也很風輕雲淡。
在東華時，我眼中的世界總是有一種或幾種顏色組成的，類似莫奈的印象派畫作。例如，當我和師傅體育課解散後他提着校卡繩子問我要不要去小賣部來包蝦餅時，世界就有點慘白，像閃電擊中手術燈。師傅的臉和終年白得千篇一律的天空佔了這慘白的一大部分。還有就是當我在日暮之時（這時天空也是千篇一律的橘黃色），我眼中就是交界邊緣清晰的黑色與橘黃色，有點類似於融化的烙鐵及其凝固時冷峻的樣子。現在，在班上，棕色和白色掠過我的眼前。那是校服的顏色。棕色和白色不斷變化着，像是巧克力融入牛奶裏。
我側下身去，毫無目的的看了下我的抽屜。很亂，是花花綠綠的教科書。我在同樣是毫無目的的離開之前，把我的一些本子拋在了裏面沒有帶走。反正，不管那些本子的作者曾經有沒有在深夜時分撐着塞滿了睏意的眼皮承接着對面樓頂射過來的星點的光像破譯密碼一樣艱難地在本子寫下對作者自己來說比瓦斯還催淚的文字，也不管那些本子的作者曾經有沒有爲了捍衛這幾個本子的不存在的尊嚴而抄起菜刀和父母大動干戈，這本書始終是個壞孩子的書，既然如此，那這本書的內容絕不是真理，絕不是正確的答案，而是佈滿污點的，佈滿黴菌的破書、廢書、爛書。或許老師們真有透視的超能力，他們在翻開書之前就能爲裏面的內容下定義。
於是，老師很輕鬆地將我那份沉重的、佈滿傷痕上的創口貼的，佈滿光明離開時的腳印的“廢書”，像扔一張擦過鼻涕的紙巾一樣扔進了套着黑色塑料袋的大垃圾桶裏。
他將那本子扔進垃圾桶時觸發了某個開關，我擡頭望向長條形的白熾燈，燈又暗了一度。
去年的某一天也是這樣，數學老師也那樣雲淡風輕地撕了我的本子。她一撕再撕，撕得快要使其和她上課時寫粉筆字掉下來的碎末不相上下，好像這對他來說是一種娛樂似的。隨着我的心和本子一樣被撕得稀巴爛，燈也暗下來。說也奇怪，那天燈熄了過後，我獨自一人沉浸在黑暗中，卻感到輕鬆得全身皮肉都鬆軟下來，好像沒骨頭了一樣。
至少，12月8日那個深夜我回到東華，回到138時——哦，現在應該叫238，燈還堅持着，顫抖地亮着，但電力已很微弱了，一陣輕風就能將其吹滅。一年前我爲了幫助祁子晴而打電話回家時，架空層的燈光也是這麼昏暗。汪如心仍收着她的道法作業，臺上的李君皓的喊聲仍從他那狹窄的聲帶之間擠出來。我是誰呢？周皓嗎？可是櫃子裏的教科書都淡忘了我的名字，班主任估計也早就把我這個傻逼忘在腦後了。可以說，在東華這個小世界裏，我是已經銷聲匿跡了。我認識這裏的每一道菜，認識每一塊斑駁脫落的白色牆灰，但是這裏沒有任何東西記得我。我在這裏的影響就只不過是石沉大海。331宿舍八號牀牆上用寫出的“我愛你”或是飯堂裏的第一瓶橄欖菜，不過都是沙地上的畫兒，風吹過，一切都回到起點。
我告訴自己，日復一日地告訴自己，還好，過去被抹平了，就能更好地向前看。等我終於盲目的進了松湖實中，才發現爲時已晚。或許當抑鬱症第一次洗劫我，我給卓瑜寫了張極具有自殺傾向的紙條時，就註定了我要爲我對我的夢想和信念的捍衛而買單。命運不是好人，不是壞人，而是李嘉誠一類的奸商。它換走了我所有對於親情、友情、愛情的感受。此時不管是我打別人還是別人打我，我都跟那個從未開放過的，從未治癒過我的“心理宣泄室”當中的紅色假人一樣不痛不癢，無動於衷。我的知己，我的摯愛，我的兄弟都變成了數學老師手中的碎末，除了一具空殼外我一無所有。
即便到了松實這具軀殼內也沒有萌發生機。我只感到一種本末倒置的眩暈感。從前是沙漠，現在是大海，都不是我的綠洲，都不是我宜居的天地。開學那幾天我全身插滿了撒了鹽的刀子，動一下口子就會裂開，腦子裏裝的全是鋸末，世界混亂得像個人的內臟。我只是想打開櫃子，卻直接被櫃子推倒在了地上。此時正是盛夏，提前來清理教室的其他陌生的同班同學談笑風生，每一聲輕微的笑都足以把我的腦殼震碎。那一天我就那樣躺在地上，沒看見格子似的天花板，好像死了一樣。我真的覺得我死了，卻沒有那種對未知的恐懼，只有那種極致的寧靜和極致的痛苦。此時我就是個悲劇的杯具，裏面有什麼，自己就是什麼。我靠在社會道德、法律、禮節等等行爲習慣盤虯臥龍的枝幹上，自己已經被分解成了枯枝敗葉。
之前在小區的24樓自殺時，我沒死成功，然而半年後在一個無比溫馨的天堂裏，我確確實實死了，到現在我都是在用已經寒冷下來的屍骨寫下這些文字。
我叫天寒，天走了，只剩寒了。從前，當我在那狹窄的牢籠裏伸展着發麻的腿腳時，能有機會去擡頭望一下明亮自由的天空，是多好。那是儘管我的肉體被鐵桿勒得烏青，但至少精神還多長了雙翅膀。現在當我在那片更爲廣闊的草原上望天，我只感到浮誇、閉塞和刺眼。我曾經失去了光，所以才能看見光，然而當我在光中游泳時，我卻茫然了。現在，當我要半個小時的時間把兩個小時的晚自習作業做完後，擡起頭望向那一排排長條形的日光燈時，我再也沒了以前那種欲擒故縱、期待混雜着恐懼的感覺。燈就是燈，除非颱風地震，它都死板地睜着眼，像條死魚。此時我小說本子上的那些句子，在一片絕對的明亮中被黑暗燒着了。
我不是天寒，我是一百多年前瑞典斯德哥爾摩的那個婦人。昨天我還親切熱情地和綁架劫持我的兇手打招呼：“我給你到市場買菜做湯哦~”婦人對兇手有井噴式的仇恨，如果兇手突然消失，她根本不知道這些恨意該怎麼安置。她曾經對光明的期待，全都在黑暗中發酵成了對光明的恐懼。他們蹺蹺板的一頭滑到了另一頭，想再回去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她恨兇手，但她也離不開兇手。
我不知道我的餘生還要開燈關燈多少次，不，我連現在自己是在黑暗中還是在一片光明中都不知道。或許是因爲我的眼被矇住了吧。畢竟，矇住眼睛的人，不會再懼怕黑暗，也不會懼怕從黑暗中突然進入光明時光對眼睛的燒灼。
即便如此，我仍希望，我從九月開始到現在的這一段痛苦，只是被強光刺了眼。
（2019.12.11,松湖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