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體制內呆久了，就會自覺不自覺地在意起名分來，不管你願不願承認。
硬核實錘的名分混不到 ，能夠被別人“口賄”一回，也是件愉悅的事。
體制內的人打招呼，一張口，不是某長、某書記就是某主任，管你有沒幹上，先送頂帽子再說。
實在沒什麼名分，或者不知道對方職務的，一般會被統稱爲“領導”。
近些日子，我就沉浸於被叫作“領導”的尊崇自樂之中。
疫情以來，單位放出了史上最嚴的管理大招。每天出入，人測體溫，車記牌號。
測體溫，得把車停在門口，下車轉到旁邊傳達室，腦袋上纔會“滴”地捱上一槍。然後在登記冊上寫上自己姓名、時間、體溫、事由……
測完體溫進大門。這時，另一個門衛便走過來，對着車窗一臉正經，“領導，請登記。”
沒錯，還得登記一遍，不同的是，這裏沒體溫，加了個車牌號。
我就一直沒搞啊白，門口不是有攝像頭嗎，爲什麼還要登記車牌、時間？至於出入事由，不是上班，誰一大早來這裏啊！再說即使登記，爲什麼不能二合一呢？費時間、費人力不說，還費紙，不利環保啊！
儘管手續繁瑣，但規矩既定，別人能遵守，我何德何能，要與衆不同？所以每次進出，縱然內心“萬馬奔騰”，但面上不起微瀾。況且每次被人家“領導”長、“領導”短地叫着，內心還蠻受用、挺受鼓舞的。
人一被恭維，就會很大度。
於是，在這樣的“領導”待遇中，我已從當初的被動遵守，漸漸形成思想和行動的“高度自覺”。
要不是今早發生的事，這種局面還會持續下去。
連日陰雨，仍然毫無轉晴跡象。整個城市雨霧籠罩，灰濛濛的。
到單位門口，停車測體溫，一切皆成習慣。
車剛停好，一輛黑色奧迪也在側後方停了下來，卻沒見人下車。我不太在意，也許車裏的人行動慢，或者只到這裏掉個頭，也未可知。我只想趕緊測完體溫進單位。
然而，令我詫異的一幕發生了。
等我測完體溫出來，那輛黑奧已經行駛在院內那條筆直的大道上，一騎絕塵。
我進了大門。門衛一如往常，抱着本子，來到車前，“領導，請登記。”還是那個語速、那個腔調，這些天來一直沒變。而今天，我卻聽不到一點溫度，相反，我清晰地看到了這一聲“領導”裏滲出的敷衍、虛假。
看着那輛消失在拐彎處的黑奧，我強壓怒火，“剛纔進去的車是誰的，怎麼不測體溫、不登記？”我問門衛。聲音很低，說得很慢，我自己都能感覺到其中透出的憤懣、威厲。
“啊……嗯……哦……”聽見質問，他支支吾吾，拎着本子，尷尬地向後退去。
我扭着頭，又問了一遍，音量大了一些，我怕他沒聽清。
“哦……好吧……”他無心迴應，繼續向原先站着的位置退着。
他不再堅持讓我登記，我也沒再追問下去。
若依我十年前，不，五年前的脾氣，非下車與他理論清楚不可。如今，年紀大了，脾氣小了。
我想他肯定不是故意爲難我，我也不是故意難爲他，只是想給他一個提醒。他要是堅持，我也不得不照辦。
說實話，這些門衛是很辛苦、很負責的。每次看他們一絲不苟地查驗登記，被他們十分謙卑地喊着“領導”，我總是向他們投出讚美的眼光，儘管他們不一定能夠領會到。
有幾回，我還回想起列寧同志與哨兵洛班諾夫的故事，甚至糾結過，是不是應該從車裏走出來，像列寧同志那樣，握着“洛班諾夫”的手，把他好好表揚一番，“同志，你對工作很負責。謝謝！”然後對內心那個不願配合門衛工作的另一個我，嚴肅指出，“革命紀律是每個人都應該遵守的，誰也不能例外。”
看來，當年的我，很單純。我現在完全有理由腹黑一下。洛班諾夫之所以檢查列寧證件，是因爲他並不認識列寧。要是之前他們見過面呢，他還會那麼較真嗎？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眼前這位“洛班洛夫”恐怕不會，因爲他沒有對那輛黑奧履行任何查驗手續。我猜，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車裏肯定坐着一位真的“領導”、他所認識的“領導”。
門衛天天喊我“領導”，其實他並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他也從沒把我當過領導，因爲沒有哪個人會用“領導”一詞來直呼自己的領導。他之所以這麼做，無非是與我好溝通，便於工作而已。
我決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好好工作，努力向上，爭當一名貨真價實的領導。實在不行，與門衛混個臉熟，打打感情牌，也“照”！
金庸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江湖是什麼？大俠義士、正朔旁門，書劍恩仇、鐵骨柔腸……到頭來，無非是爭個你高我低，全是世故人情。
小小門崗，也有江湖。
（非純虛構，如有雷同，真是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