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爲那段不應忘卻的記憶
——瞻仰黃山市譚家橋“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紀念館”隨記
譚家橋，這座溢滿黃山靈氣的皖南小鎮，雖不見昂霄逼漢的雄山峻峯，但一條清新秀美的麻川河穿境而過，遠遠看去，點點菸村，分而不散，宛若桃源。然而，就在這裏，八十年前那場慘烈戰鬥，歷史地給這座小鎮平添了幾分豪情與悲壯！
（一）血色譚家橋
1934年12月14日早晨，太陽照常升起。從烏泥關到譚家橋，山下狹窄的公路兩旁，當地百姓有的砍柴、有的挖地，還有的懶散地低頭走路，一切如往常一樣。公路上，已被連日長行軍拖得疲憊不堪的國民黨補充一旅前衛二團，無精打采地行進着，隊伍拉得很長。
突然，一聲槍響劃破寧靜，驚起林間山鳥，驚醒埋頭趕路的國民黨軍隊。瞬間，槍聲大作。
敵人停止了前進，並迅速沿公路兩側展開，開始搶佔路邊高地。擔負正面攻擊任務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紅十軍團二十師、二十一師連續向敵發起猛攻，一時把敵人打得手忙腳亂。但這兩支剛組建不久、野戰經驗不足的部隊，連着衝鋒四次，終因協同不一致，未給敵造成致命一擊。此時被配置在山峽裏的十九師，一時又出不來，乾着急，卻沒法增援。
戰鬥仍在繼續。烏泥關制高點的爭奪戰成爲戰局勝敗的關鍵。此時此地，戰鬥更加慘烈。在敵猛烈炮火轟擊下，堅守制高點的一個紅軍連，終因傷亡過大，導致陣地失守。
好不容易抽身而出的十九師，由師長尋淮洲親自領頭，兵分三路，向制高點發起一次又一次的衝鋒。一路對敵加強營，另兩路直攻敵傷亡較重的二團一營、二營。
“共軍大有一鼓作氣擊潰我旅之勢，情況緊張、危急！”正在一線督戰的補充一旅旅長王耀武見狀，急如熱鍋裏的螞蟻。他急令，所屬各部集中迫擊炮、機關槍的火力，封控烏泥關。一時間，烏泥關彈炮如雨。
王耀武蹲守在臨時指揮所裏，關注着戰場的每一個變化。這時，二團團長周志道來報，“發現十幾個紅軍搶救一人，急往後撤。”
“他們拼死救下的一定是個高級軍官”，憑着多年與紅軍打交道的經驗，王耀武這樣判斷。
被戰士冒着炮火搶救下來的，是十九師師長尋淮洲。這位優秀的紅軍指揮員，在衝鋒時被擊中腹部，後因傷勢過重，次日犧牲在轉移途中，時年22歲。
下午，二十師正面阻擊陣地被國民黨軍突破，此時增援敵軍即至，戰機已完全失去。入夜，軍團首長下令部隊北撤。敵人雖預料紅軍撤退，但因“苦戰既久，亟須整頓”，又怕夜間再遭伏擊，沒敢追擊。
事後才知道，那第一聲槍響，並不是紅軍指揮員發出的指令，而是一個戰士因過分緊張提前扣響了扳機。這一槍，使原本謀劃好的伏擊戰變成了遭遇戰。
金一南在《苦難輝煌》中寫道，如果不提前開火，“待敵團指揮部進入伏擊範圍後，首先打掉指揮機關，那麼整個戰局就會大不一樣了。”
但是，歷史沒有假如，戰鬥也不會重來。
多年後，時任軍團參謀長的粟裕大將回憶道，“譚家橋之戰是十軍團全部轉向外線作戰後的第一個戰鬥，初戰失利，我軍愈加陷入被動。”
這一戰，紅軍傷亡近千人，尋淮洲犧牲，紅十軍團政委樂少華、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劉英負傷，一時士氣低落。
這一戰，也改變了這支隊伍的命運。1935年初，浙贛邊界的懷玉山成了紅十軍團最後的戰場。方誌敏、劉疇西雙雙被俘，8月6日凌晨被祕密殺害於南昌。
1934年7月，中央決定派遣北上抗日先遣隊，到敵深遠後方活動，其戰略目的就是要減輕中央蘇區反“圍剿”壓力，掩護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因爲這項特殊的任務，先遣隊從組建那天起，就註定了這條路將走得更加艱難，結局更加悲壯。
那一天，傷亡紅軍將士的鮮血染紅了烏泥關的岩石泥土、也浸紅了麻川河的冰冷河水，紅軍從此也留下了這一頁英勇壯美的歷史篇章。
（二）感懷舊戰場
如今，就在當年紅軍將士浴血奮戰的地方，一座“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紀念館”屹立於羣山之間。
2014年4月27日，是個雨天，讓人感到絲絲的清冷。我有幸到紀念館，瞻仰了八十年前長眠於此的紅軍先烈。
紀念館不大，但有着典型的徽派建築風格。館內展出的物品不多，但足以再現那場戰鬥的異常慘烈，再現抗日先遣隊艱難的戰鬥歷程。
透過眼前一件件印滿歲月痕跡的歷史文物、一張張略顯模糊的歷史照片，我們依稀聽到了當年戰場上的槍炮聲、喊殺聲，看到了紅軍將士們的衝鋒姿態，感受到了尋淮洲和那些犧牲紅軍將士“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壯。
那一刻，我淚滿衣襟，我血在燃燒，我心被震撼！
紀念館西側半山腰上，修有粟裕大將的骨灰墓。譚家橋戰鬥失利後，皖南已無法立足，於是紅十軍團南下，在往閩浙贛邊轉移途中，再遭敵圍。按照方誌敏指示，粟裕率少數先頭部隊突圍。後來，靠這些僅存的火種，粟裕和劉英組建了抗日挺進師，在南方一帶繼續戰鬥。
也許，一切都在冥冥中註定。
譚家橋之戰的14年後，粟裕率領的華東野戰軍兵臨濟南城下，而守城的正是當年追擊紅十軍團的國民黨補充第一旅旅長王耀武。仇人見面，分外眼紅。8天激戰，濟南解放，王耀武被活捉。“捷報飛來作紙錢”，泉下英靈可有知？
1978年5月，年已古稀的粟裕大將來到譚家橋。登臨舊戰場，滿懷感慨事。羣山依然蒼翠，戰友生死兩隔。將軍感慨萬千，久坐石上，凝望遠方，不願離去。臨別時他說出了自己的心願：“我死後，將和戰死在這裏的戰友長眠在一起”。
1984年2月5日，粟裕逝世，家人遵其遺願，將他的部分骨灰送到譚家橋。遙望石門崗，背靠布水峯，安息的將軍永遠和長眠於此的戰友朝夕相伴。
攀崎嶇山路上走，據說還有一段當年紅軍浴血奮戰的舊戰壕，現在還依稀可見其蹤影。沿山脊向東不到百米，就是當年紅軍作戰指揮台。
站在指揮台上，居高遠眺，石門峽風景區就在眼前。山中逶迤而下的小溪，彙集成一個不大的深潭，再從堤壩溢出，瀉在下方的亂石上，發出嘩嘩水聲，濺起顆顆玉珠，化作陣陣水霧。遠山被煙雨籠罩，如蒙上一襲輕紗，時隱時現。來這裏尋景的人們，鬧着、叫着、拍着、樂着，輕鬆自在！
那場戰鬥已過去大半個世紀，戰場痕跡也逐漸堙滅在流逝的歲月裏，但我們決不能忘記這段歷史，決不能忘記那些先輩。沒有他們的犧牲，就沒有今天的幸福時光；忘記他們，也許將來中華民族還會走到“最危險的時候”！
（三）館長羅文田
羅文田，這座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紀念館的館長。初見他時，總感到他身上似乎少了些應有的“學術味”。但很快，他對紅軍先遣隊歷史的熟悉程度，以及對這座紀念館的付出深深打動了我。
羅文田的原籍在浙江衢州，本是一個做紅豆杉生意的普通農民。200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江西老百姓家裏發現了一張1933年紅軍的借谷票，當時已有70年曆史。從小就對軍事歷史懷有特殊情結的他，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全力投入到收集紅軍革命史料和文物之中。
十多年來，他沿着抗日先遣隊的戰鬥歷程，從井岡山到瑞金，從福州到羅源，從江山到遂安，從譚家橋到懷玉山，晝行夜宿，一路走來，竟收集了一萬餘件紅色藏品，其中3500多件算得上革命文物，國家一級至三級文物就有近300件。2012年6月，羅文田榮獲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年度貢獻獎。
羅文田告訴我們，他做這些事，不純粹是爲了收藏。他崇拜這段歷史，想留住這段歷史，更想讓更多的人關注和了解這段紅軍戰史中可敬可泣的歷史。
失敗的戰鬥同樣值得敬畏與紀念。
2007年9月，羅文田來到譚家橋，與當地政府取得聯繫，雙方很快達成合作建辦紅軍紀念館的意向。起初，紀念館是按紅色旅遊項目籌備建設的。建成後與黃山翡翠谷景區聯票，一年有幾十萬元收入，除維持日常開支外，還能投入一些完善基本建設。
“紅色給我帶來好運。從事紅豆杉經營，我的人生開始改變。紅豆杉賺的所有資金用於建房和收購紅色革命文物，現在又建成了革命紀念館。”老羅的微博裏記錄着他的躊躇滿志。
2012年12月，紀念館被評爲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按照規定，就不能再收費了，每年由省裏給一定補貼，但這並不能完全滿足日常所需。原先聘請的幾名講解員陸續都走了，現在只有妻子、大哥和侄女跟着羅文田堅守在這裏，老羅自己既當館長，又當講解員。於是，他不得不重操舊業，在院內設立了一個紅豆杉銷售點，來彌補經費的不足。
眼前，經費是老羅最發愁的事兒。只要上面有人來，他就抓住一切機會向他們傾訴，希望能夠爭取到一些，但多數時候得到的精神鼓勵更多。
羅文田還在努力着。他最期盼的是，紀念館能夠被評爲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那樣的話，就有了更可靠的經費保障，生存和發展條件就更好了。
老羅說，資料是報送上去了，但能不能批下來，是個未知數。原來評選四年一次，但都第五年了，還一直沒有消息，不知道能不能啓動，什麼時候啓動？
今年是抗日先遣隊成立80週年。他與政府有關部門都想抓住這個機會，做些宣傳造勢工作，擴大影響，希望能夠引起上面重視，社會更多人士的關注。
就在我們參觀將要結束時，羅文田的手機響起，彩鈴是高昂嘹亮的軍號聲。他告訴我們，馬上將有400多箇中學生來參觀！
“又有忙的了！”剛剛還爲經費的事發愁的老羅，臉上又綻開了花。
（寫於2014年4月）